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

挣脱身心束缚,努力创造价值——20世纪初叶知识分子的价值实现观探析

武吉庆

20世纪初叶,内乱频仍,外患不息,政治混乱,经济萧条,社会无序,个人命运难以把握。恶劣的现实环境和消极的“知命主义”是束缚人们身心的两道枷锁,严重制约着个人价值的实现。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既受中国传统的刚健不息思想影响,又经近代西方注重自我观念的洗礼,他们主张不为环境所屈,不受命运拘牵,以一种乐观进取的态度,积极作为,努力创造。这样的一种价值实现观,对于引导国民更新价值观念,重塑精神世界,超拔自我,复兴国家,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人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抗争

长期以来,“知命主义”或曰宿命论锢蔽着国人的精神世界,以致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久而久之,生活日趋贫乏,价值渐次失落,而二十世纪初叶,国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在此情况下,如果人们安于现状,停止抗争,个人价值就无从实现,国家民族就永无希望。有鉴于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强调,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价值的人,既不能坐等命运的改善,更不能听凭环境的挤压,而应愈挫愈奋,完善自我。只有通过改变命运和境遇的不懈努力,才能使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和提升。无论是激进的新文化派知识分子,还是温和的文化保守派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抗争和奋斗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其所作的《孔子》中批评了孔子的“知命主义”,希望藉此唤起国人的进取意识,不要一味顺应,而应积极改变。他认为,孔子太过信奉“自然法”,相信“天行力”是绝对不可抗拒的,不是鼓励人们矫正、驾驭和征服自然,而是引导人们去顺应自然。在梁启超看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正确态度是:“一面应该顺应它,一面应该驾驭它。非顺应不能自存,非驾驭不能创造。中国受了知命主义的感化,顺应的本能极发达。所以数千年来经许多灾难,民族依然保存,文明依然不坠,这是善于顺应的好处。但过于重视天行,不敢反抗,创造力自然衰弱,所以虽能保存,却不能向上,这是中华民族一种大缺点,不能不说是受知命主义的影响。所以墨子非命,实含精义。”⁽¹⁾就是说,“知命主义”的负面影响是使人安于现状,一味顺应,不敢反抗,不思改变,久而久之,民族的再生活力愈益衰弱。

为了使人们走出“知命主义”的阴影,梁启超通过改造佛家的业报论,提出了催人奋进的“造命”说,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外在环境,实现自身价值。他认为,所谓命运,实际上是由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的,所以,称之为“业报”更为贴切。“业报云者,则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权常在我者也。”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那么,“吾侪之自为私人计者,诚可以终岁偃卧不复事事,以俟泰运之来,自有彼苍为我雨金雨粟。而倘遇否运,则亦惟听其蹙我至死,而不一思抵抗。”这种消极的命定说,即便是最为愚蠢的人,也是不会完全相信的。为了证明自己“命由己造”的观点,梁启超还征引了传统经典的有关论说:“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诗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荀子曰:怨天者无志。夫天而可违,祸福而可自求,则运命之非前定也明矣,而造之立之,亦视人之有志与否而已矣。”⁽²⁾既然命运并非前定,一切全赖人为,那么,人们就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进取,努力奋斗,改变现状,成就自己。

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个人奋斗在人生价值实现中的作用。当时有人感愤于政治昏暗,心生厌世情绪,甚且认为,国已至此,何足珍爱。对此,李大钊的看法是,如果你觉得国家不甚可爱,那么,你就应当相信自我、奋进不已,努力建设一个值得深爱的国家。他晓谕国人:“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黾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³⁾现实的不良境遇,的确制约着人们价值目标的实现,然而,人们应该尽力摆脱宿命论的羁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义无反顾地向着理想中的价值目标前进。“人类云为,固有制于境遇而不可争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参以人为。故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Determinus),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Theory of free will),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则Henri Bergson氏之‘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尚矣。”所以,作为一位称职的国民,所应采取的人生态度是:一方面认识到近世民主国家的真义,造成一个良善的国家,使之更好地造福于民;另一方面,要振作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⁴⁾在任何不利的情势下,都不能心灰气馁,轻言事无可为,而应满怀希望地去争取“乐利之境”。

鲁迅以文学的象征手法,对那些精神为环境所屈的人予以了无情的鞭挞。他告诫世人,现实境遇固然凄苦,但绝不能沉溺其中、逆来顺受,而应振作精神,设法改变。他曾不无讥讽地写道:“几片废墟和几个荒坟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们都在其间咀嚼着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弃,以为究竟胜于虚无,各各自称‘天之戮民’,以作咀嚼着人我的悲苦的辩解”。在令人窒息的凄惨环境中,精神麻木地咀嚼悲苦的人是不可救药的,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悚息着静待新的悲苦的到来。”鲁迅希望世间出现“叛逆的猛士”,“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物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这些叛逆者们,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不会屈从环境,决心改造现存秩序,超拔人类精神,改变国民性格,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⁵⁾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理想人格的价值,只有在改造现实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他呼吁人们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价值。“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⁶⁾虽然一己之力或显微薄,但世界将会因为每个个体的努力而日趋完善。

胡适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环境的势力虽然强大,以致个人的力量往往显得极其渺小,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才能使社会环境得以改善。所以,“个人应尊重自己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⁷⁾只有甘做那些世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有意义的事情,唤起和带动国人,改变环境、改良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他还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想实现个人价值,必须具有冒险进取的精神,不顾一切地投身于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当中,而不能贪图安逸、畏首畏尾、消极等待、静观事变。“我们须要认定这个世界是很多危险的,定不太平的,是需要冒险的;世界的缺点很多,是要我们来补救的;世界的痛苦很多,是要我们来减少的;世界的危险很多,是要我们来冒险进取的,俗语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要做一个人,岂可贪图自在;我们要想造一个‘少年的中国’,岂可不冒险;这个世界是给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既上了台,便应该老着面皮,拚着头皮,大着胆子,干将起来;那些缩进后台去静坐的人都是懦夫,那些袖着双手只会看戏的人,也都是懦夫”。⁽⁸⁾只有通过不断的冒险进取,理想的价值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

胡适之所以对西洋文明推崇备至,主要是因为西洋文明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人类可以依靠自身能力改造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他说“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国’。我们不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勘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⁹⁾他希望国人像西方人那样,信任自己,不靠上帝,立足现实,完善人格,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勘天缩地”,相信科学方法的使用终将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任何问题。这种对人类能力的乐观态度,实际上是对人类扩充自身价值潜力的一种充分肯定。

基于上述认识,胡适希望国人能够抛弃知足常乐的陈腐价值观念,像西人那样永不知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长期以来,由于事事“知足”,国人失去了进取的动力,无欲开拓广阔的物质和精神领域,以致个人价值无法充分彰显。“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现与技术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和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使国人的物质生活质量无法提高,精神生活变得消极、枯索,难以摆脱环境的束缚和命运的支配,不能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改造现实世界,充实和实现人的价值。西方人认为“不知足是神圣的”,物质上的不知足造成了物质世界的极大丰富,理智上的不知足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社会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民主运动的高涨。所以,“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当时有人认为,西洋文明过度追逐物质功利价值。对此,胡适解释道:“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上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¹⁰⁾在胡适看来,西洋文明固然注重物质功利价值,但就其客观结果而言,促进了人类思想的解放,有利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那些被认为思想保守的知识分子,同样强调自由和抗争的重要意义。例如梁漱溟,他就认为国事日非的原因是国民漠视自己的权利,不去抗争,“以国事为与己无干,对于个人自己的权利也太看得不重要。对于参与国政及个人自由的太少注意,实在是使我们无法去走新路的根本原因。”这就给那些投机政客上下其手创造了条件。所以,“除非国民出头,那种假冒民意掠夺政权的局面决不会完。大家没有一种过问及争持的态度,国家的奠定简直无从说起。”⁽¹¹⁾他希望国人能像西方人那样,敢于进取和竞争,否则,处处退让,不敢对抗权威,国事将永无好转之日。

二、人的价值提升导源于创造

晚清以降,为了拯救积贫积弱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运动。通过对这些成效甚微的事件的深刻反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没有国人价值观念的根本变革,就很难达到改革或革命的预期目的。于是,改革、革命、革新、创造等观念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所认同。五四时期,一切价值来源于创造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陈独秀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时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只有对现存的一切永不满足,才能永葆创造的动力。“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¹²⁾在这里,陈独秀充分肯定了创造在价值实现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陈独秀的创造观尚嫌笼统,那么,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则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

李大钊认为,只有在不断地更新自我和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人的价值才能得到具体的体现。就人格价值而言,他希望人们通过“再造自我”,彻底更新自己的价值观念,再造一个理想的中国,以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主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¹³⁾他指出,包括古圣先贤在内的个人,之所以独具价值,受人推崇,是因其具有创造能力。“盖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以承后世崇敬者,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而在其卓越天才示人以创造之力也。吾人生于千百年后,俯仰今昔,惟有秘契先民创造之灵,而以创造新国民之新历史,庶以无愧于先民。”否则,“若徒震于先民之功德,居于古人之成规,堕其自我之本能,蔽其秉彝之资性,是又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罪人也矣。”⁽¹⁴⁾如果畏惧权威、墨守成规、埋没自我、不事创造,不但会失去自身价值,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罪人,产生负面价值。他认为,东西方文明和生活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主“静”,而后者尚“动”,这种认识虽然未必全面,但其意在说明,不断进取和敏于创造是西方社会政治进步的不竭动力,而停滞不前、因循守旧是中国社会政治式微的根本原因。他希望,“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¹⁵⁾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民族、文明和生活,都应该像西方那样充满创造活力。为此,他呼吁广大青年首先实现由“静”向“动”的转变,在创造中超越自己,改造世界,实现社会和个人的价值理想。

从胡适的创造观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价值实现思想。他认为,创造是一个模仿出新的过程,一切创造都源自于模仿,依赖于模仿。他所谓的模仿,也就是学习,是指个人的能力积累过程,而创造是立于模仿基础之上的推陈出新,是个人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能力则是个人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曾说:“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¹⁶⁾所谓“死工夫”,是指以传统方法着力研究古籍,所谓“活见解”,则是指不囿于古人的推陈出新,或曰创造。“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一是指创造并非凭空而来,二是指为学不能为古人所锢蔽,而要敢于创新,多有创见。由此可见,在胡适看来,学习和创造都是精神产品的产出途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提升人的价值的重要手段。

蔡元培认为,人的价值产生和实现于勤勉的劳作。这种思想,接近于今人所理解的劳动或实践创造价值。他认为,举凡“德行才能功业名誉财产,及其他一切幸福”,都是人们希望得到的价值,而它们“未有不勤勉而可坐致者。人生之价值,视其事业而不在年寿。尝有年登期耋,而悉在醉生梦死之中,人皆忘其为寿。亦有中年丧逝,而树立卓然,人转忘其为夭者。是即勤勉与不勤勉之别也”。⁽¹⁷⁾人生价值的高低,并非取决于个人年寿的长短,而是取决于他的勤勉程度。所以,人们应该在有生之年,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获得更多的价值。蔡元培还认识到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从而发出了劳工神圣的呼声。他要人们珍视劳工的独有价值,认为“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那些不劳而获的社会寄生者,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不值得我们歆羡。“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¹⁸⁾这种价值实现论,侧重于道德价值,鼓励人们以正当手段追求功利,有利于引导人们远离庸鄙,追求崇高,使人格价值和人生价值都能得到圆满的实现。

杜亚泉通过反思国人的享福观念,表达了人生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的思想。他分析道,中国人所谓的享福,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欲不劳心劳力,安然享受此快乐而不苦痛之境遇是也。”而且,不管是何种性质的幸福,都必须以此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否则,就无所谓真正之幸福可言。“故使其人必劳心劳力,方能得快乐而免苦痛者,则吾国人决不认之为享福。然则吾中国人之所谓福者,为感快乐而不感苦痛。”他指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必须使自己的体力和心力得到活动。生命不息,活动不止。而国人却将停止活动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条件,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他强调,“吾人之目的在生活,生活之意义为心力体力之活动,活动之结果,成宇宙间种种之工作。吾国语言中,常称工作曰生活,则工作实生活之表现也。”在他看来,国人把享福当作人生目的,而那种既不劳心,又不劳力,只要快乐,不要苦痛,以停止一切心体活动为前提条件的所谓享福,事实上是与人生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的。他希望国人,“知人生在世,当其生活未丧失之前,决不能不活动,决不能不工作,不论富贵贫贱,苟一日为生活之人,即一日为活动之人,亦即一日为工作之人,终其身于活动工作之中”。他要国人明白,“人生之福,随造而随享之,以心力体力活动而成之工作,为得快乐而免苦痛之代价。不活动,无工作,则快乐即去,苦痛立至”。这种关于幸福的观念,意在引导人们,不要把心思和体力用在“专图不当得之权力,而巧避其应尽之义务”⁽¹⁹⁾上,而要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正当手段去争取价值,实现人生的价值。

梁启超关于价值和创造之关系的探讨,不乏其深刻之处。怎样才算具有价值?他的解释是:“凡事物之‘自然而然如此’,或‘不能不如此’者,则无价值之可评,即评也是白评……认为应该如此,就做到如此,便是我们得着的价值。由此言之,必须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有价值。自由意志所无如之何的东西,我们便没有法子说出他的价值。”⁽²⁰⁾也就是说,对于某一事物,事先要设定一个期望达到的目标,然后对其进行合目的性的创造,只有达于目标者,才算具有价值。他认为,创造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所以独称为文化的动物者,全在其能创造且能为有意识的模仿。”他如此理解创造:“创造者,人类以自己的自由意志选定一个自己所想要到达的地位,便用自己的‘心能’闯进那地位去。假如人类没有了这种创造的意志和力量,那么,一部历史,将如河岸上沙痕,一层一层的堆积上去,经几千万年都是一样。”人类绝非如此,他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因果律之束缚限制。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发动,便时时刻刻可以为不断的创造。人类能对于自然界宣告独立开拓出所谓文化领域者,全靠这一点。”⁽²¹⁾他还要人们注意,“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效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因而切忌急功近利,勿因短期无效而停止创造。他还特别强调,“创造是永不会圆满的。”“凡一件事物到完成的时候,便是创造力停止的时候。……人类文化是活的,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所以永远容得我们创造,亦正惟因此之故,从事创造者,只能以‘部分的’、‘不圆满的’自甘。”⁽²²⁾就是说,事物永不完美,创造永无止期。人的价值实现,实际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创造过程。梁启超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引导人们积极进取,大胆创造,这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其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人们克服悲观主义情绪,改变观望主义态度,把个人价值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改变现实境遇、实现理想目标的价值创造上。不过,他过分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认为创造可以不受因果律的束缚,难免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淖。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所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但来自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问题是层出不穷的,生逢乱世如此,身与盛世亦然。所以,敢于抗争命运,努力创造价值,是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都应秉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从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述及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关价值实现的论说,具有恒久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武吉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www.xing528.com)

【注释】

(1)梁启超:《孔子》,《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同),第25页。

(2)梁启超:《国家运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二,第99～100页。

(3)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146页。

(4)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48～149页。

(5)鲁迅:《淡淡的血痕中》,吴晓明编:《文化解剖和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33～234页。

(6)鲁迅:《随感录四十一》,吴晓明编:《文化解剖和社会批判·鲁迅文选》,第63页。

(7)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第232页。

(8)胡适:《少年中国的人生观》,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同),第46页。

(9)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第196页。

(10)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第200页。

(11)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如何奠定现在的国家》,《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1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3)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75页。

(14)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卷,第164～165页。

(15)李大钊:《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李大钊文集》上卷,第440页。

(16)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第228页。

(17)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下同),第17页。

(18)蔡元培:《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9页。

(19)杜亚泉:《破除享福之目的》,《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0页。

(20)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8～99页。

(21)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00页。

(22)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00～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