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

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

张锡勤

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何谓“国民性”?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均未作定义性的明确说明,而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众说纷纭,认识很不统一。显然,欲求对此取得共识,尚须时日。不过,对这一问题暂时搁置,并不影响我们对近代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探讨。这是因为,从这一问题提出之日起,提出者们所说的国民性乃是中国“民性”、“积习”中的“劣根性”,亦即当时中国民众在心理、精神、观念、行为习惯各种方面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劣点;所要解决的乃是如何提高国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人的近代化(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近代化(现代化)的问题。就此而言,它的含义及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很明确的。限于篇幅,本文只是按中国近代思想家们所说的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作论证。

一

在中国,“国民性”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比如,1908年5月13日《舆论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便为《论中国之国民性》。而在这一问题提出之初,人们多以“民性”、“积习”等词来表述。揭示中国民性、积习中的种种“劣点”并不始于中国人,而是在华的西方人。比如,甲午战争结束后,主办《万国公报》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便曾在该刊上发表议论,认为当时“中国缺憾之处不在于迹象,而在于灵明”;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民众“无象之血气心知”“不足恃”。他将“华人之积习”归为“骄傲”、“愚蠢”、“恇怯”、“欺诳”、“贪私”、“因循”、“游惰”等八个方面,并一一作了描述。他认为,由于中国人在精神、品德上存在这些问题,于是,一切有形的物质设施便成了摆设,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故甲午之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中国欲图振兴,中国人就应自觉地“除旧习而迪新机”,对“灵明”进行自觉改造(《险语对》上)。

中国人自己开始自觉地揭示、清算自身的弱点、劣点是受了严复所介绍的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的刺激和启示。为了贯彻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1895年严复刚刚从海军界闯入思想界,便在《原强》这篇名文中介绍了社会有机体说。后来,他又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群学肄言》,对社会有机体说做了更为系统的介绍。按严复的理解,社会有机体说乃是“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学(社会学)”(《天演论》论十五按语),即以生物学解释社会,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严复认为,“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原强》)社会成员与社会的关系,如同细胞与生物体的关系。既然生物体的性质、特征取决于组成它的细胞,因此,一国一群的面貌特征则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状况。在严译的《群学肄言》中有这样的话:

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谓之拓都(Aggregate),一者谓之么匿(unit)。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喻术》)

群者,人之拓都也;而人者,群之么匿也。拓都之性情变化,积么匿之性情变化以为之。(《宪生》)

在这本译著的序言、后记、译者注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论著中,严复着力宣传了这些思想,反复强调社会国家的面貌取决于民众的素质。他一再说:“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原强》),西方所以富强,是由于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三者皆劣。因此,中国欲求富强振兴,就应立即着手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对于中国的变革、振兴而言,使民众实现德智体三强乃是根本,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否则必将导致或“淮橘成枳”、或“人亡政息”的严重后果。正是严复的这些议论,引发了那时改革者、新学家们对国民性改造的普遍关注。

对严复所介绍的社会有机体说大加发挥并大力宣传的则是梁启超。为了突出提高国民素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国家、政府与人民素质的关系作了更多论述: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叙论》)

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耶?……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这些议论就把人民对国家、政府的决定关系更加绝对化。由于《新民说》是轰动一时的名文,经由《新民说》的鼓吹,国民性改造问题更加引人关注,成为那时的热门话题。

在20世纪初,鼓吹国民性改造的不只是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还有继之而起的革命党人。两派的政见虽然针锋相对,但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并无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不仅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及革命派所主办的一些刊物在提倡国民性改造,而且,偏重探讨学术问题的《东方杂志》也刊登了不少论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字。《东方杂志》的这类文字多系转载,所转的文章来自《申报》、《舆论日报》、《时报》、《神州日报》、《津报》等诸多报纸。这进一步证明,呼吁改造国民性乃是那时中国思想领域和舆论界广泛关注的共同话题。而且,由于《东方杂志》发行量较大,它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大。经由这番宣传,“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论社会改革》,《东方杂志》1906年第八期)的认识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同,而将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性素质视为改造、振兴中国的“当务之急”则几成那时有识之士的共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要求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更高。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场锣鼓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其主旨便是要使中国人从“浅化之民”变为“日新求进之民”。由于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等人更强调国家的强弱兴衰取决于国民素质,将改造国民性视为改造中国的根本,因此他们对国民性改造更加重视,论述也更多。

在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提出,引发了国人对人自身近代化的关注,使人们认识到,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建设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离开人自身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不仅要求实现人的解放,同时又呼吁实现人的重塑。从此,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振奋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人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改革者们对近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规划。因急于谋求中国的振兴,从戊戌开始,速成论曾在中国有不小的影响。比如,康有为便认为,中国只要变法维新,则“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显然,这种以为中国的振兴可以在最短期间内实现的想法,是对改造、振兴中国的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势必会给现实斗争带来负面影响。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提出,对消除这种速成论的影响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

要想改造国民性,第一步工作无疑是梳理、揭示那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劣下之根性”。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积弱溯源论》这篇长文中,梁启超将中国人“人心风俗”上的劣点归结为“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方面。次年,在《新民说》中他又对国人“大体上之缺陷”以及“细故薄弱”作了较细的剖析。他认为,“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主要表现为缺乏公德观念、无国家思想、无进取冒险性质、无自尊性质、权利与义务观念薄弱、忌妒、涣散、依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中国人的各种缺点、劣点作了更全面也更尖锐的揭示。所列举的有:奴性、散漫、游惰、退缩、苟安、知足、消极、依赖、保守、脆弱、圆滑、盲从、迷信、“好利无耻”、“老大病夫”、“不洁如豕”、“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诚无信”、缺乏同情心等等。陈独秀竟认为,当时“中华民族种种腐败堕落”,业已“到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令人“惭愧、悲愤、哀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其措词既极端尖锐也极其沉痛。值得提起的是,鲁迅在五四前后所创作的小说,对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国人的种种缺陷、弱点作了入木三分的生动刻画,这对人们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起了重要作用。它使人们受到的震撼、刺激与启迪,比一些理论文章更大,影响更深。

从戊戌到五四,几代改革者、新学家对那时中国人所存在的弱点、缺陷作了一次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全面、深刻而严厉的自我剖析、自我反省,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然,在这场自我反省中,这些改革者、新学家们有时混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而且,因为“怒其不争”,出于极度的悲愤,他们在措词上难免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是,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之后,特别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历史任务提出之后,他们及时进行这场反省,无疑是必要而有益的。

中国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进而揭示,中国人的弱点、劣点虽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奴隶性乃是诸多劣根性的根源,而不少劣根性则是奴隶性的不同表现。因此,从20世纪初开始,新学家们对国民劣根性的清算又集中表现为对奴隶性的清算。最早从事这一揭露、批判的是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思想家。继起的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也发表了大量剖析、批判奴隶性的文章。对于奴隶性的种种丑恶表现,他们先后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如: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无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异宝,如膺九锡,如登天堂,嚣然夸耀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忤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六十九册)(www.xing528.com)

从上述描绘可知,20世纪初中国新学家们所说的奴隶性,乃是指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人们安分、顺从、依附、卑怯的顺民性格,以及一些人安于奴隶地位的奴才意识。他们指出,正是这种奴隶性,使国人“奴颜妾面”,养成虚伪、巧滑、媚上骄下等恶德。正是这种奴隶性,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的精神,养成依附、依赖、盲从、随大流等积习,使中国人“如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牵丙袂”(梁启超:《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全无自主、自择能力。也正是这种奴隶性,使中国人缺乏国家思想、群体意识、公德观念,使人既无权利观念,亦无义务观念。因为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因而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公共事务一概冷漠,养成一种可怕的消极性,使人们成为一群冷血的旁观者(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更可怕的是,奴隶性所造成的顺民性格使人偷安、苟活,安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屈辱地位,“牛之马之不以为苦,奴之妾之不以为辱”,“驯伏数千年专制政体下,相率而不敢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一些新学家悲愤地指出,“哀莫大于心死”,而奴隶性使人对一切都麻木不仁,多数中国人业已心死了。

他们又指出,这种奴隶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在那等级森严的庞大金字塔中,下一层者即是上一层者的奴隶。中国“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亦无一人不自居奴隶者”(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且,“我中国人之乐为奴隶,不自今日始也”,“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邹容:《革命军》)。奴隶性在中国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于是,那时的中国遂成为一个“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不痛不痒,麻木不仁之世界”(《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这些读之使人心酸、沉痛的文字,在当时曾使国人深受刺激,有力地激发了民族精神的振奋。

在20世纪初,改革者、新学家们一致认为,普遍存在于国人之中的奴隶性,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的巨大障碍。他们的结论是,国内的专制统治并不足畏,国外的列强侵凌也不足畏,“所可畏者,国民之奴隶根性耳”(辕孙:《露西亚虚无党》,《江苏》第四期)。要想实现近代化,要想改造中国并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清除奴隶性。“奴隶之劣根性不去”,中国就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今天讲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造就一代新人,当从清除奴隶性入手。

中国近代对奴隶性的清算,从戊戌开始一直持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敬陈六义”,其中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期望中国青年“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充其自主、自由之人格”。由于在前两个时期业已对奴隶性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作了深入揭露,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更多的是论如何破除奴隶性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始终反对盲从、迷信,反对依附、依赖,猛烈抨击由三纲所造成的“奴隶道德”,提倡“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的自主理性(陈独秀:《敬告青年》),鼓吹个人本位主义,矛头所向正是针对奴隶性,正是为了清除奴隶性。对于清除奴隶性而言,这些理论工作意义、影响更大。

在中国近代,几代改革者、新学家们将中国人的弱点、劣点概括、归结为奴隶性,是正确而深刻的。这一概括、归纳,就使这场民族大反省,不只是揭示“丑陋的中国人”种种琐细的“丑陋”,不只是痛陈中国人“丑陋”的种种表象,而是准确抓住了要害、本质。由于抓住了本质,就使人们对种种“劣根性”的由来有了正确认识,因此也就为改造国民性指明了方向,不至于就事论事,不知从何抓起。对奴隶性的揭示、清算,就使这场对国民“劣根性”的大反思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三

十分可贵的是,中国近代的新学家们不仅揭示了奴隶性的种种表现,中国民性的种种劣点,而且揭示了所以如此的历史根源。他们认为,从根源处说,奴隶性等乃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众始终处于无权的奴隶地位,自然要养成奴隶性。正如严复所说:“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原强》)。民众既处于奴隶地位,自然不可能有自觉的政治热情、权利和义务观念,势必养成可怕的消极性,对一切皆冷漠视之。此外,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学术、教化、伦理纲常也都按统治者的要求陶铸、培养民众的奴隶性。新学家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教化“专以柔顺为教”,势必养成人们的“卑屈之风,服从之性”(《权利篇》,《直说》第二期;《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中国古代的圣贤一再教人“犯而不校”、“百忍成金”、“唾面自干”,使人“无骨、无血、无气”,于是中国民众的“奴隶之性,日深一日”(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而且,奴隶性一旦形成,许多人不仅“自居奴隶而已”,而且“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梁启超:《爱国论》),这种习非为是的大环境、大氛围更使奴隶性“如疫症之播染”,遍及于国人之中。这些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民族天生是劣等民族的谬说,同时也说明,存在于国人之中的“劣根性”是可以改造的。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种对根源的正确分析那时并未引导人们找到改造国民性的正确途径。按照上述分析作逻辑推导,结论理应是欲消除国人的奴隶性,就必须使民众摆脱奴隶地位,从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欲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可是,依据社会有机体说,他们并未循着上述逻辑作出上述结论,而是循着“一”(个体)之性决定群之性的逻辑,只强调国民个体的自我改造、完善。

严复从一开始便反复向国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所以,只有“智仁勇之民兴”,“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天演论》导言八)。只有待中国民众素质普遍提高之后,中国方才能实现民主富强。在20世纪初,梁启超又把这种决定作用推向极端。他的简单逻辑是:政府由官吏所组成,而官吏都是来自民间,所以,政府的良否完全取决于民众的素质。素质低劣的民众必然造成恶劣的政府,要想出现良政府就必须先有良国民。他的结论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新国家”,故“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而所谓新民,即“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因此,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人皆自觉清除“责人不责己,望人不望己之恶习”,把矛头指向自身,由“自责”、“自省”而“自新”,努力改过迁善,刷新思想,增进道德,做一个新民。

把国民性的改造,以至中国的民主富强归之于民众的自新,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可是,由于社会有机体说在那时的中国思想界拥有巨大的影响,这种极端简单化的天真想法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期。直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人们的思路依然是:因为“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杨昌济:《告学生》,《国民》一卷一号),所以,欲图救亡振兴当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入手;而国民性的改造,又靠全体国民的自觉自新。所以,当1916年到来之际,陈独秀曾满腔热忱地向国人呼吁,从这新的一年开始,人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使“民族更新”(《一九一六年》)。这番呼吁无疑是真诚而急切的,但显然又是苍白无力、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几个月后,李大钊也向中国青年发出了自觉再造自我的呼吁。他对青年提出了这样的期望;

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门忏悔之功,遵耶教复活之义,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民彝与政治》)

从梁启超到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所发出的呼吁,所提出的希望,都带有一种只要人们一朝悔悟即是新人的意味。这样,在他们那里,国民性的改造就简单化为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洗心革面的问题,似乎只要人人痛下决心,悔悟自新,告别旧我,即可成为一代新人。这种简单化,就使国民性改造一时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在中国近代,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国民性改造问题所以会走到这一步,还得从严复所介绍的社会有机体说的复杂影响说起,从它那里寻找根源。概言之,这一学说只强调个体对群体、个人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所主张的乃是一种单向决定论。这种单向决定论虽引发了中国人对国民性改造、国民素质提高的关注,产生过积极影响,可是,当国民性改造提上日程,进而要解决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其理论偏差与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

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原本是一种双向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可是,依据这种“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从严复、梁启超直到前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则始终只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决定影响,而且把它绝对化。这种以为只要人人成为新民、新我,新的社会制度就一定会到来的说法,势必使人轻忽、推延甚至放弃对社会制度的改造、变革。更严重的是,一旦脱离社会变革的实践而孤立地谈个体的自新,那么,国民性改造也就成了孤立的个人行为。这种孤立的个人行为,势必要落入传统儒家、理学家们修身论的老套,这样,国民性改造也就沦为一种空谈,难以取得实效。

早在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之时,一位革命党人便批评《新民说》的基本结论“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八、九期)。稍后,另一位革命党人更明确指出,“么匿”固然影响“拓都”,但“拓都”同样影响“么匿”,社会不改造,个人是难以改造的,故“凡欲改良一己者,必先改良社会”(剑男:《私心说》,《民心》第一期)。他认为,个体的改造离不开社会改造,社会改造更具优先性。应该说,这些议论是正确的。不过,由于那时革命党人所关注的是反清武装斗争,对这一问题并未作深入探讨与说明,所以,个别人的正确议论并未对这种单向决定论带来大的冲击,削弱其影响。而辛亥革命后国号虽改但专制制度未变,而且社会更加黑暗的现实更使人觉得严复、梁启超的单向决定论是正确的,于是,在国民性改造更受人们关注的同时,这种单向决定论的影响也更大。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那些议论正反映了这一点。

可喜的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进行社会改造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着他们接触到更多新的理论,他们先后否定了这种单向决定论,开始走出了戊戌以来的理论误区。1917年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中申言:“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四答常乃惪》)。话语虽不多,但却是对单向决定论的明确否定。而对此作更明确否定,并作展开论述的则是胡适。1919年2月,他在题为《不朽》的那篇名文中,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作了辩证的理解与说明。他认为:

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无数的古人,又哪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哪里有将来的后人?……总而言之,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从横截面看来,社会的生活是交叉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也决不是这个样子。

总之,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都是相互交叉影响的;若说决定,则应是相互交叉的决定。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强调:“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这就是说,抛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就说不清国民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造成的,故欲改造它就必须改造社会。因此,他断然反对“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的想法与做法,反对那种“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的错误认识。他指出,那种以为“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的认识,“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是错误、不可取的(同上)。他认为,从根本上、整体上说,改造个人当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社会“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同上)。所以,他对独善其身主义取否定态度。虽然,胡适所主张的社会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良,但他坚定认为个人与社会双向影响,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双向互动,并将社会改造置于优先地位,无疑是有价值的。而当李大钊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对双向互动、双向改造也作了明确的说明,这便是:“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关系上,从单向决定论到双向影响、双向互动论;从孤立地谈个体的自新到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改造个人,这无疑是认识上的巨大进步。经由十多年的探索,到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终于对中国民众的“劣根性”以及如何改造的途径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说明和规划。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基础建设。在此过程中,重温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曲折历程,汲取前人积极的理论成果,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作者简介:张锡勤,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