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 赵慧峰
美国学者史华兹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1)。在2006年8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交了《民族主义:近代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类型区隔》一文,认为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是三大思潮所共同具有的致思取向、思维特征与“共同观念”,尽管三者对民族主义的言说明显地区隔为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保守型民族主义三种民族主义的“次元类型”(2)。现代化取向同样是三大思潮得以并生、使其具有同构性的“共同观念”,也就是说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包含着现代性思想元素的“现代”而非“前现代”的政治文化思潮,它们只是在近代这一“前现代化”、“现代化”、“反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多元取向交织的复杂的思想背景之下,以不同的进路与不同的方式展示着对现代化愿景、现代性取向的诉求。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区别乃在于以什么样的道路通往现代化、以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现代性。
一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对现代化、现代性的接纳程度、对现代化负面因素、现代性阴暗面的批评程度是有区别的,但对民主、科学、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个性化与世俗化等现代化的基本指向并没有采取排拒的立场,均对现代化变革采取了开放的态度。
保守主义虽以守护传统著称,然其与只认同传统而不批判传统的守旧派、复古派是有区别的,它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赞成现代化转型的,只是其对现代性、现代取向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与取舍,且着力于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重视从本土资源中创发与建构现代性。近代保守主义者的保守不是不要变革,而是主张把变革的广度、变革的深度与变革的程度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固守传统昧不知变,而是主张更多地保留、承续与利用现存秩序的制度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不是根本反对现代化,而是更多地关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守护传统文化,更多地以民族形式表达着现代性的诉求,追求从传统开出现代化。他们有一定的现代意识,有一定的世界眼光,能以比较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对现代性、对西方工业文明作出最初回应的正是保守主义。关于保守主义的发端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意见是将其追溯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派或称“体用派”,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恰恰是中国现代化正式开启的标志,也就是说正是被称为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将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首先付诸操作层面。还有一种意见是将保守主义思潮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孔教派”与“国粹派”,康有为、章太炎等人把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从工业化拓展到民主化,并将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定型为守护孔教、守护国粹、守护东方精神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学衡派”和“玄学派”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激进反传统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但不反对现代化,不反对民主与科学,不全然排斥西方现代文明。“东方文化派”的主将之一杜亚泉在《接续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方面有开进的意味,一方面又含保守意味”的接续主义。“学衡派”成员接受过最具现代性的西方教育,其重要知识-思想背景是美国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他们反对“一味趋新”而不反对求新,提出了“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开启了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并以其疏解传统性与现代性紧张关系的努力与当时启蒙者将传统视为实现现代性之障碍的主流话语一起建构了现代性的根基。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对科学、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现代性价值都抱有一种接纳的胸怀。他们提出“返本开新”,“开新”就是要接纳现代民主与科学。梁漱溟称自己完全承认西方化的两样特长即“科学的方法”与“人的个性申展”,“所以我的提倡东方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还指出“现在西方化所谓科学(science)和‘德谟克拉西’之二物,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3)。冯友兰指出:“现在世界是工业化的世界。现世界的文明是工业文明。中国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业化不可。”(4)牟宗三说:“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5)刘述先指出:“五四提出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眼光一点也没有错,错的是把五四传统说得一无是处。”(6)杜维明多次提出“对传统要以开放的心灵进行反思”,提出“要做一个现代人”,自觉地与现代文明对接,“站在批判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对当今人类文明所碰到的重大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表示自己既关心“让儒学对东亚的现代化、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还尤其关心“在二十世纪或二十一世纪,儒家传统有无再生的可能”(7)。可见,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现代化变革,而是不赞成完全脱离传统的现代化变革;并不反对实现现代性,而是不赞成离开民族性的现代性;并不反对从外部引进现代化、现代性,而是更关注发掘、转换本土文化中蕴涵的现代性因子。
自由主义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的发生及成长有着更直接、紧密的关联。“西化”、“现代化”等概念被直接用于中国未来路向的设计也始于自由主义。按西方现代化论者的理解,现代化是指现代化以前西方也不具备、非西方要进入现代化也必须具备的那些因素如市场经济、工业文明、西方式民主、自由民主价值观等,这些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向往与梦寐以求的东西,故而现代性与现代文明的成长被有的论者视为是自由理想的实现,“自由理想激发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而且这一理想的部分实现,亦使得西方文明取得了当下的成就”(8)。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甚至被视为是从前现代与后现代的角度对现代化的批评,被视为是反现代化思潮,这样一来自由主义似乎是最纯正的现代化论。最初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然后扩展到非西方国家,故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后来,他们又将现代化与西化、现代性与世界性作链接,这是认识的进步。西化论者明确地表达了全力西化、全面接纳西方现代文明的立场。严复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他明确主张“大讲西学”、“非讲西学不可”,主张大力提倡“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科学)与“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民主),大力提倡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即自由;他不仅主张“变法”,还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也就是不仅要推进现代社会的成长,还要推进人自身的现代化。随着“中西古今”之争的深入,自由主义者对接纳现代性的主张渐从空间性的“西化”引申出时间性的“现代化”的概念。胡适于1926年7月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使用了“西洋近代文明”、“西洋现代文明”、“近世科学的文化”等词,反映了从西洋文明引申出近代文明、从西化引申出现代化的趋势,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需要”(9)。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以英文写成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反对“有选择的采纳”的折衷论,主张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前者可译为“全盘西化”;后者可译为“一心一意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正式使用了“现代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现代化”等词。此时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等于“西方文明”,“现代化”即“西化”。30年代初,胡适、蒋廷黻、陈序经、傅斯年、任鸿隽、陈序经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经常性地使用“现代化”一词。1933年7月,《申报月刊》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使“现代化”一词更广泛地为知识界所使用。在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中,陶孟和提出了“现代文化”的概念并将其与“世界文化”而非“西方文化”挂联,胡适则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以时间性、世界性的“现代化”概念取代地域性的“西化”概念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他于1947年发表题为《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演讲,指出“以我们中国来说,无论在都市,在乡村,都免不了世界文化的影响”,“反过来看,在世界别的角落,在欧洲美洲的都市与乡村里,我们也可以随地看见许多中国的东西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还提出世界文化、文明国家有三个共同的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10)胡适等人对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对现代性的主要诉求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一如在其他方面的峻急特色,激进主义在寻求中国现代化时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无论是在现代化目标的设定,还是在现代化途径的选择上,都不难体会其焦灼的心态。在目标定位上,激进革命论者表达了尽快赶超欧美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和举两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姿态。由于当时中国面对着同时输入两种现代性——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的状况,激进主义者是希望兼而得之,也就是既学习西方以采纳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成果,又要实行社会主义以避免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因素并超越西方现代性。如果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激进主义之“激进”在于在追求落后的中国(从现代化、现代性的标准衡量)所急需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还急于寻求批判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辞》指出:“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1)后来在《实业计划》一书中又说:“中国今日尚用手工业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其第二工业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12)毛泽东对西方现代性也是既有接纳又有批评,既肯定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步性,又不主张走欧美现代化的老路而主张开辟实现现代性的新路。他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13)他又表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14)在现代性的实现途径上,激进主义者倾向于激进的政治革命、激进的文化革命、激进的反传统主义。他们更多的是把中国自身的政治遗产与文化传统看成现代性的对立面、现代化的阻力,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秩序及支持其运转的传统价值体系,因此,与传统体制、传统文化的断裂是实现现代性、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而以革命手段打破旧秩序、以激进反传统主义“打倒孔家店”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我们说三大思潮均为现代性思潮,不仅表现为三者对机器生产、科学知识、民主制度、公民权利等现代文明各种部件的不同程度的接纳,还体现为对现代文明所蕴涵的现代性精神、现代性理念的认同。对现代性精神的内涵的把握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无疑是四个重要的向度,而恰恰在这些向度上我们不难体会三大思潮的共性:“当下性”就是从现时的需要出发接纳或建构最新的现代性,自由主义者胡适要求“对现代文明采取唯一可行的态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15);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16);保守主义者也提出从儒家的立场出发“对当今人类文明所碰到的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世界性”乃基于对全球化趋势的认同强调成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西化论者最初以西化等同于现代化,但后采取了“充分世界化”等说法;保守主义论者梁漱溟体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是因两者“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人皆不能自外的”,而在他看来,从世界未来文化的趋势看,全世界都要走孔家的路,中国文化要取代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革命家孙中山有着鲜明的“合乎世界潮流”、“合乎世界大势”的理念,他留给世人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个体性”是指对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倾心与赞慕,归根到底是对自由理念的由衷期许,自由主义者严复、胡适等人与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对“自由”的向往与讴歌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陈寅恪等等对自由精神的信奉与坚执也令人肃然起敬,被有的论者称为“儒家自由主义”的杜亚泉开创了五四启蒙的另一脉传统,陈寅恪所标榜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更成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世俗性”就是倡导放眼现世人生的人生理想与文化精神,胡适肯定“西洋近代文明”是因为它是求幸福、以贫穷与衰病为罪恶的“利用厚生”的文明,“西洋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梁漱溟由佛归儒应当是服膺儒家的人文主义,他推崇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有一点就享受一点”,“他这个生活是乐的,是绝对乐的生活”(17);陈独秀指出“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强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18)。
二
三大思潮同为“现代”、“现代性”思潮,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不同的类型。如在以下关系上,就有着不尽一致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 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对传统的看法并非完全是负面的,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情怀、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传统的价值系统的影响,但他们至少从策略上认定传统不能实现现代性转换,认定必须采取“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西方现代性、现代化,不能采取“从西方文明中只采取那些适合现实迫切需要所必须的东西”的“选择性的现代化”,认为激烈反传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胡适看来,“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19)。知识与政治精英采取“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所得可能是“选择性的现代化”;如果他们开始就采取“选择性的现代化”,结果是在实现现代性上“毫无进步”。陈独秀指出,传统与欧化、西化、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两者只能取其一,“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迁)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20)他们把传统说成是现代性的对立物,是现代化的阻力,其精力更多地用在批判传统与现代性的背离上,用在指出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生活上。1930年,胡适在一篇未完成的稿子中列举了中国旧文化八个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方面: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传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现代文化需要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现代社会需要真正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见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要任自然,不曾用思想,不曾用气力;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学舌(21)。毛泽东提出“取其精华”,指的是“民主性精华”,是传统中非核心、非主流、非正统的异端。与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主要把外部输入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看成现代性的主要来源、而把传统主要视为现代性的对立物有别,保守主义相信传统与现代不可脱节、现代性要从传统中发展出来,因而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接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话与沟通,将传统视为建构现代性的重要源泉,着力于发掘本土文化的可现代化因素、着力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如新儒家就是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诠释使传统儒学转换成回应当今挑战、接纳现代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思潮。贺麟指出:“现代决不可与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22)为此,他提出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期待“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牟宗三提出“三统”说,即“道统之肯定”,就是“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学统之开出”,就是“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就是“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之必然”,后两者就是要把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落实到知识层面和政治层面上来以成就“新外王”、成就民主和科学。刘述先强调“完全脱离传统的改革决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中国的精神传统不只有现代文明所不可消灭的宝贵遗产,也含藏着科学民主思想发展的种子”,“有着往现代化的方向走去的种子”(23)。
民族性与世界性 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全球化、世界性的趋势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但三者对世界性的理解、对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对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有不同理解的。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世界性”很大程度上是单向性的,现代化要以西方文明为世界文明的标准,顺应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主要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同程度地倾向于“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激进主义激烈批判传统的内容,但不反对“民族性”、“民族形式”、“中国特色”,不反对以民族性的话语表达现代性诉求,不反对以民族形式包装现代意识、现代思潮。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4)。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并将“民族性”解读为“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对现代性与民族性关系的处理,保守主义虽也提出了“中体西用”、“中国本位”、“儒化”、“华化”等口号,但其关注的焦点不在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而在于寻求民族性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关注以儒家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在现代如何才能有新的生命、如何成为“现代”的思潮与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性的链接,使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成为创发性较强的现代思潮,新儒学、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循着民族性的现代性促进了中国现代思潮的培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现代化的模式与现代性的形态。相形之下,与民族性的切割使主要移植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主义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养”。
一元与多元 自由主义在文化上持一元式反传统主义或一元式西化论,在现代化理论上则是将西方现代化视为单一的模式,将现代化看成发源于西方、然后不断向非西方地区扩展的过程,西方现代性被视为世界各民族均应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基于世界发展的一元论,他们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将东西之争视为古今之争,将“充分现代化”也就是“全力西化”视为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不赞成将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将西方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向全球扩张的唯一模式,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不应是西化这一单一的路径,强调现代化有多种模式与世界的多元发展,而以多样化、多级世界抗衡西方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的多元倾向与从本土自身资源、从传统中发展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杜维明强调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还要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他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提出了这样一个课题:“现代化如果是多元的,后期儒家社会的经济起飞是否能开辟一条和西化不同而且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来?”他提到了三种工业文明的模式即“西欧与美国的古典资本主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以及工业东亚的新兴资本主义”(25)。正如工业东亚的新兴资本主义是有别于古典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型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主义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现代性,共同见证了多样化发展、多种现代化模式与多重现代性。
渐进与激进 保守主义主张在尊重传统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进现代化。自由主义者主张温和、理性的变革,主张渐进地推进现代化。基于渐进的思路,胡适谈文学,主张“改良”而不赞成“革命”;谈政治,主张解决具体“问题”而反对谈“主义”、谈根本解决。1919年,他在所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26)1929年,他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提出“五鬼乱中华”的说法,试图以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大仇敌取代反帝反封建的激进话语,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他说:“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27)激进主义主张激进的思想革命与激烈的政治革命。如陈独秀倡导过“文学革命”、“伦理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主张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推崇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到五四运动发生后,更是倡导“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此后“政治革命”话语更是取代了思想启蒙的话语成为其主流话语。在渐进与激进这个问题上,保守主义的情况有些特别。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他们在守护民族文化这点上是共同的,但在政治取向上,有的赞成激进革命论如章太炎;有的持自由主义的温和立场如张君劢、陈寅恪;有的持相当保守甚至是倒退的立场如孔教派。
三大思潮的现代化观在其他方面还有歧异,如在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上,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更多地寄希望于精英阶层、寄希望于社会中上层,激进主义寄希望于广大民众、寄希望于草根阶层,由是激进主义有着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所难以企及的社会动员力与社会实践性,等等。
三大思潮在现代化模式的寻求、现代性诉求的表达上区隔为以下三种类型:
1.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主张现代性要从传统中发展出来,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接续,强调儒家传统回应当今挑战实现现代转换;注重以民族性话语表达现代性诉求,倡言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主张多种现代化模式与多重现代性,宣传“儒家资本主义”模式;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取向上激进、渐进有别。杜维明对“儒家资本主义”进行过较多的阐述,他认为如同新教伦理是古典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列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儒家伦理是东亚“新兴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是现代性中的传统。
2.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凸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主张“全盘接受”、“一心一意接受”西方现代性;强调全球化趋势,倾向于以西方文明作为现代文明、世界文明的标准;主张现代化的一元发展,将西方现代性作为现代化向全球扩张的唯一模式;主张温和、理性、谨慎的现代化变革。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中按照美国现代化模式提出中国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的安全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包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抗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以政纲的形式提出“拿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中国型的民主”。
3.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激烈批判传统,认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历史进步性,更进一步接纳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重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结合,重视现代化思想与运动的“民族形式”、“中国特色”;主张世界的多样性、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主张激进的革命手段与诉诸民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所阐述的人民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大经济纲领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展示了实现激进型现代性的路线图。
三
我们再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简略地看一下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
现代化、现代性绝非是单一的过程,绝非是十全十美的美丽神话,而是一种阳光与阴暗、成功与缺失、进步与代价并存的曲折进程与复杂状态。因此,对现代化的批评、对现代性的质疑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生的。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等概念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按照一部分学者的理解,现代化、现代性是起源于西方然后传播向全球的,它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或者干脆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化、现代性即资本主义性;后现代化、后现代性是有别于现代化、现代性的一种思路,后现代就是后资本主义、后现代性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超越。佩里·安德森在《后现代性的来源》一书中提到,后来在1950年左右中国革命刚刚成功时,有一位美国诗人提出了一个主张:20世纪的上半叶是现代,下半叶就是后现代;后现代的动力不是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这样一来,批判、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西方现代性的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看成是现代化、现代性的多元发展,也可以看成是后现代化、后现代性的一种视角。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可以说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文明的弊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说是从“后现代”的视角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检讨。
文化保守主义是洞察现代文明弊端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西方文明的弊端较为充分地暴露在对其充满向往的中国人面前。如梁启超于1918年底赴欧,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即宣扬科学已经破产、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转而主张以中国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梦幻神话的破灭,使保守主义者转而返观与回望昔日的、正在渐行渐远的美好,而以往日田园牧歌的悠扬贬低现代文明的紧张不安。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谈到了其有关现代的西方有些方面其实不如前现代的东方:“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中国人就没有受著。虽然中国人的车不如西洋人的车,中国人的船不如西洋人的船……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洋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便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28)近世西方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不可掩的事实”(29)。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提及了国人从保守立场出发对现代化的批评:几乎现代化的每一步都会受到指指点点,“工业化已破坏了人们的家庭生活并使他们放弃了祖先崇拜。现代学校教育使中国书法成为一种失传的艺术。课本用白话文,使学生不能用古人作文了。小学生不再背诵孔子的经书……”还有一位来中国游历的哲学家坐滑竿翻越一座崎岖小山,舒适地听到抬滑竿的唱着好听的歌,于是在想:“像中国人这样的人力驮兽在担负沉重苦役时仍保持唱歌之乐,这远比现代工厂的工人为自己的命鸣不平要强得多”(30)。保守主义多站在前现代的立场批评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将文化保守主义定位为反现代化思潮是合适的;但这只是强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并存、强调传统并非与现代性毫无关联的陈迹,从这一角度看它仍是现代性思潮。
同样是基于现代化负面因素的反思,激进主义却是从后资本主义、后现代的立场批评西方现代性、批评资本主义文明。孙中山表明了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但要避免其弊端的立场,对西方现代性的消极面多有反思。1905年,他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时就表示,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次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欧美资本主义并不完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31)如前所述,毛泽东表明了“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的基本态度,又批评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32)、“少数人所得而私”与“资本主义向下没落”(33)等。后来毛泽东更激进地批评资本主义,试图避免现代化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赞许资本主义而又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接纳现代性而又批评现代性、认同现代性而又超越现代性、追寻现代性而又重写现代性,是激进主义思潮的重要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疑惧具有普遍性,即使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看成现代性的唯一而加以大力提倡的自由主义者对其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矛盾与危机有所洞察与批判。严复在早期倾心西化时,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已有认识,他在《原强》一文中指出:西洋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则以京垓载计”。“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3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进一步看清了西方现代性的另一面,得出了“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35)的结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除了严复明确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外,在其他人身上是很缺乏的,反而主张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经济民主,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思潮中处在缺位的状态,就是对西方现代性持怀疑态度的反映。
揭示现代化、现代性的两面性,揭示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现代性的多重性,是合理的,因此,反现代化思潮与超越现代性的思想有其深刻之处。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所说的“落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故建构与创新现代化发展模式、接纳与拓展现代性是必由之路,但现代化、现代性的推进需与以往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更多的对话。
[作者简介: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赵慧峰,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注释】
(1)史华兹:《论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2页。
(2)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3)《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38页。(www.xing528.com)
(4)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页。
(5)牟宗三:《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6)刘述先:《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7)杜维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第99～100页。
(8)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页。
(9)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10)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7～690页。
(1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1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页。
(15)《文化的冲突》,《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6)《〈新青年〉宣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8页。
(17)《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464页。
(18)《人生真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0页。
(19)《文化的冲突》,《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20)《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
(21)转引自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57页。
(22)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23)刘述先:《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5)杜维明:《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26)《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27)《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8页。
(28)《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页。
(29)《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页。
(30)《文化的冲突》,《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8-169页。
(3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8～28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79页。
(34)《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
(35)《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纪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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