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沙汀，永记的人-铭记在心的人

“我们的关系不同！”——怀念沙汀

一九四七年我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被校长暗中开除。到了重庆，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住了一段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巴金主持，出版了许多中外名著。我读“现代长篇小说丛书”，其中有沙汀的《淘金记》。从此，我就成为沙汀的忠实读者。

沙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摄于成都文殊院。

一

我和沙老接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一九六〇年十月，巴老回成都写作，与张秀熟同志住在学道街。一天晚上，巴老邀我到人民剧场看川戏。我刚坐下，已经早到场的沙老，把头挨近我悄悄地说：“老巴回来主要是创作，需要安静。你们家人多、亲戚多，不要多说他来了，少干扰他。”沙老的话，使我感到他对朋友的关切。

有一次，我向沙老表示，希望有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选》。沙老表示同意，并很快派人把书送给我。书的环衬右边，沙老给我签了名，还写了几个字。“十年浩劫”时，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造反派抄家，把沙老给我写的字扯掉了。对我这个爱书的人，这比打我一拳还难受！我只好用了相同的纸把它补好，直到十年后沙老才又为我补签——此系后话。

沙老的夫人黄玉颀在一九六四年去世，用沙老自己的话来说，在他对“黄玉颀的癌症束手无策，陷入绝望的时候”，巴老为“寻访、邮寄一种特效药司裂霉素就出过不少苦力”。巴老为此在日记中也多有记载。有一次，沙老到北京，住在华侨大厦。我知道沙老的心情不好，特意去看他。可是，我在这种时候常常很笨拙，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沙老。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沙老在成都作为四川“三家村”的成员被揪出来。我在团中央也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判并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一九七三年初我回北京探亲，在回河南干校时曾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我们关心沙老，但都不知道他的近况。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我从北京调回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不久获知沙老已从昭觉寺放出来，住在新巷子十九号。一九七四年，我大着胆子去看望沙老。沙老一见我，像见亲人一样，拉着我的双手，激动不已。他问我巴老的情况，我说巴老身体健康，在家静候审查，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巴老知道不可能出版，但他说可以交给图书馆，供人参考。沙老反复地说：“我最想念两个人，一是巴金，一是何其芳。”我讲了一个传说：“文革”初期，“红卫兵”抄了巴老的家，留下几个人监视巴老的行动。一个“红卫兵”翻看“毒草”《家》，看了半天，突然哭了，别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鸣凤都跳湖了！”沙老听后，感慨地说：“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巴金是打不倒的！”

以后，我常去新巷子看望沙老。为避免被人注意，我一般在星期天去。星期天院子没有人上班，大门关得紧紧的。我用力敲门，但沙老住在后院，耳朵又不好，很难听见。多数时候是惊动艾芜老，由艾老来开门。当时，我和沙老谈得最多的是巴老的情况。沙老是个急性子，他说最佩服巴老的雍容大度。他讲了一段往事：“有一次去民主德国访问，飞机提前到了，主人没有到机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但巴老十分安详，老说‘没关系’。”沙老对朋友的关心令我感动。从我当时写给巴老的信（后来巴老作为资料大都退还给我）来看，当沙老知道巴老的眼睛不好，一再希望巴老：“一、晚上不要看书、写作；二、多看绿色的东西；三、可服用一种枸杞和核桃的单方。”他还建议巴老把眼病的情况和西医的诊断，写一个材料给我，由我们去请一位成都的眼科中医开药方。沙老说茅盾曾请这位医生开过药方，吃了有效果。沙老知道我给巴老带了一些花生去，就问我为什么不带青菜头儿？有一次，他托人给巴老带了一些贡椒（带给巴老在上海的朋友转交），又再要我告诉巴老：“这种花椒，品种很好。先要焙干，然后密封。吃多少取多少。”当然，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谈鲁迅和李劼人的著作，谈何其芳和他一起去延安，谈他在昭觉寺的生活。文艺界很多朋友都知道，看守人怕这些“要犯”自杀，不仅搜去剪子、刀子、刮胡刀等，还搜去鞋带、裤带，以至沙老准备写一篇小说叫《没有裤腰带的人》。这个故事也是沙老那时候告诉我的。无论写作或说话，沙老都很幽默，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严肃的人不懂得幽默是危险的，日子会很难过。”

一九七四年，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的工作，给人们带来希望。但不久，“四人帮”又发动所谓“批右倾翻案风”。沙老一见我就叹气、摇头。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十四日，巴老写信给我：“总理逝世，全国人民一致悲痛，我也十分悲痛。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每天工作十八小时左右，把整个一生和巨大的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和上海，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和上海，我多次看见他，他对我很亲切。我忘记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我把巴老的信带给沙老看。沙老一直拉着我的手流泪。临别时，沙老表示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而且要我写信给巴老，希望巴老也克制自己的感情。我已经走出房门，沙老还呆呆地站在那里。

用不着来描述打倒“四人帮”给沙老带来的喜悦。不过，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给沙老和巴老平反。一九七三年，工宣队曾宣布巴老的结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生活费，做翻译工作。”当时沙老就说：“我相信他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沙老则因为地下工作时期他撤退到睢水十年所谓的“历史问题”，给他拴了一条“尾巴”。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被迫停笔十年的巴老写了散文《一封信》，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立即给我寄了一份《文汇报》来。我兴奋地把报纸拿给关心巴老的亲友看，当然也送去给沙老看。沙老一定要我把报纸留给他，我只得遵命。这个情况，不知怎样传到巴老耳朵里，巴老在六月四日给我的信上说：“听说你借了一份《文汇报》给沙汀，他说打算不还你。正好我也给你寄了一份，你原来那份就留给他吧！”

四川人民出版社为恢复作家的名誉，出版了《四川十人小说选》，收有沙汀的《归来》《卢家秀》《你追我赶》三个短篇。沙老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逐字推敲。旧作一律要修改。无论旧作和新作，一般还要在校样上改动，有时难免看不清楚，这当然会给编辑带来某些困难。不过，正如巴老所说，作品不是学生试卷，不能改动，作者有权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沙老对出版社和编辑的要求也很严格，如有差错，沙老是要批评的，有时还要发点火。有一次，编辑部把沙老一篇文章的署名错成“沙丁”。沙老很不高兴，批评编辑部粗枝大叶，并幽默地说：“硬是弄得我滴水不沾！”沙老的批评对改进出版社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逐步取得了沙老的信任，为他编辑出版了《沙汀选集》（三卷本）。

三

一九七八年，中央调沙老到北京担任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安法孝同志有意挽留沙老，我也舍不得沙老离开四川。但我们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尊重沙老本人的意见。好在沙老“身在北京，心在四川”。如张秀老所说，沙老像“候鸟”一样，到时就飞回四川。平常，沙老给我写的信也相当多。(www.xing528.com)

沙老对四川的出版事业一直很关心。我们刚着手编辑四川老作家选集时，沙老就建议编辑《李劼人选集》和《何其芳选集》。一九八二年底，我到省委宣传部工作。沙老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上说：“你去省委工作后，我希望你把出版社抓得更紧一些，不能放松。当然，不必事必躬亲，抓大政方针也就行了。而从我们的感觉来说，当务之急，必须再物色一些同志充实编辑部。稿件多、人手少这个矛盾不解决不行。”沙老还经常代一些作家询问稿件的处理情况，催促缩短出版周期，要出版社注意校对工作。

对四川文学事业的发展，沙老倾注了他的深情。他希望四川有更多的新人，希望四川有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对周克芹的培养和关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后，沙老满怀激情推荐给周扬同志。有一个时期，周克芹的家庭出现矛盾，一个刊物打算公开批评。宣传部一方面和文联党组对周克芹做工作，一方面劝阻这个刊物不要采取点名批评的办法。刊物的领导开初不同意，后来看见周克芹的家庭矛盾逐渐缓和，才公开表示赞成宣传部的意见。我们采取这个态度，与沙老的指点分不开。沙老曾在信上对我说：“凡是涉及私人生活问题，除了私交深厚，一般情节十分恶劣的，我都感觉不宜轻率发表意见。我一贯的态度是，为人民，为党，培养一个作家不容易啊！”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沙老写信告诉我：“国庆节那天，冯牧同志向我说，总会拟提名周克芹同志参加一个访问团，去一次国外，不知四川会不会同意他去。”又说：“我想，不管如何，既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事先向您反映一下，也属必要。”周克芹终于在一九八七年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一九九〇年，周克芹调到省作协担任党组副书记。沙老对这种安排颇有意见，当面和来信，都要我们把周克芹从行政工作上“解放”出来，以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上。可惜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周克芹就去世了。沙老关心的作家很多。克非写的《难言沙老对我的教导和关心》是很感人的。对包川，沙老也希望减少她一些编辑工作，让她多用一些精力和时间写作。

对振兴川剧的工作，沙老十分支持。这与沙老喜欢川剧有关。《睢水十年》一书中，记载一九四二年“由于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前来侦察”沙老的“行迹”，沙老的“胆量也大起来”，碰到“川戏班子到场上演出”，便“阴着摸起去看夜戏”。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沙老给我的信，第一句话便说：“上星期天早上，碰见吴雪同志，立即飞蓉看川剧会演，想来台端近来一定很忙吧！”我想，沙老这时候，一定心痒痒的，十分羡慕吴雪同志。沙老还说：“近日阅九月一日《川剧学习》，《重视对讲白艺术的借鉴》《川剧作家冉樵子》，都不错。前者叫人想起过去参加川剧现代戏的改编的一些往事，也很悼念司徒。冉樵子之名，我这个川剧迷还第一次才知道，想不到《刀笔误》是他写的！而且写了不少好戏。我觉得此公的著作应出专集！”一九八三年川剧首次晋京演出，沙老场场必到。对《巴山秀才》的作者魏明伦的才华，大加称赞。每回成都沙老必看川剧。一九八六年举办青少年川剧比赛，沙老正在成都，为大会题词：“蓓蕾初放，前途无量。通过这次省青少年艺人会演，我相信必将对川剧的繁荣和创新起到极大促进作用。”文艺处朱丹枫给沙老送川剧票时，沙老向他赞扬振兴川剧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沙老知道剧目中有《托国入吴》，连说：“这个戏好。过去困难时期，总理常鼓励我们卧薪尝胆。现在川剧不景气，也需要卧薪尝胆！”沙老多次讲宣传部“抓振兴川剧抓对了”！

沙老关心的事很多。北京两位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来成都收购抗战时期书刊，沙老来信要我“鼎力支持，并请予以接见”。要我帮助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同志，把李劼老捐献的文物找回，充实李老的旧居“菱窠”的展出内容。几次来信催促加快出版《陈荒煤选集》……这些事真是难以列举。有一次谈到一位不乐意助人的同志，沙老很生气，激动地说：“一个人再伟大，也可以抽出点时间来帮助人嘛！”我把沙老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告诉过我的儿女，也告诉过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沙汀（左二）、艾芜（右二）和高缨（左一）参观川版书。

文学界的朋友都知道沙老的性格，沙老给我的信也说自己“秉性急躁”。但沙老更重要的一面是关心人、体贴人。有一次，沙老托人带一本书给我。他在给带书人的纸条上，写明请叮咛李致一声，“他有目疾，不必赶着看，特别不应熬夜看”。每看这张纸条，都有一股暖流进入我心的深处。沙老知文艺界和文艺工作复杂，经常提醒我要注意某个问题。尽管他知道我注意团结，不乱讲话，但他最后还要说：“这些事你知道就行了，不要随便说。——我们的关系不同！”我知道，沙老是指他是巴老的好友，作为长辈他要特别关心我。

沙老也有批评我的时候。有一年，沙老从北京回成都，一位作家去机场接他，然后告诉我：“你快到沙老那儿去，不然沙老要骂你。”我吓得气都不敢出，赶快到了新巷子。一进屋，我就给沙老的女儿杨刚红说：“你坐在我旁边，如果你爸爸骂我，你就帮我说几句！”刚红年轻，能干，对人又好。过去叫我“李叔叔”，后来觉得“吃亏”，又改称“李大哥”。我本着“能上能下”的原则，任凭她叫什么都行。她十分乐意帮助我。不过，当沙老从屋内出来看见我，似乎气并不大。我猜想沙老是把一本书的出版时间记错了，便主动把一封有关的打印信件念给他听。沙老听后感到释然，并没有骂我，海阔天空谈别的事去了。沙老关心的事多，有几次我忙不过来，没有及时回信，他在给我叔父李济生的信中批评我，我叔父是一位有经验的编审，与老作家的关系很好，便来信转告和提醒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赶快给沙老去信“悔过”。

在北京住这一段时间，沙老创作获得丰收。我先后读到《青坡》《木鱼山》和《红石滩》三个中篇，以后合集为《走出牛棚之后》。这本合集，沙老原想在四川出版，以后又改变了主意。沙老在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给我的信上说：“我的三个中篇的合集，目前您已不管出版方面，就不提了。”除了三个中篇，沙老还写了回忆录《睢水十年》。我对这段历史时期有所了解，对沙老的这段生活和他幽默的笔锋十分感兴趣。好几次我到新巷子看望沙老，谈话都以这本书为中心。沙老谈得高兴时，更是眉飞色舞。

一九七九年巴老访问法国归来，曾告诉我，法国朋友问到他“中国还有哪些著名小说家”，他回答时首先提到李劼人和沙汀。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沙老给我的信中则说：“巴老声誉日隆！近来，凡是有关称道他的文章，我都看了。读了他那篇《我绝对不宽恕自己》，更是万分激动，联想起不少往事。”经张秀老的倡议，巴老和沙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回到成都。张秀熟、艾芜、巴金、沙汀、马识途五老在蓉相聚。他们互相看望谈心，同游桂湖。沙老陪巴老参观巴老的旧居，又和巴老一起到张老家吃汤圆。五老还约定一九九三年一起再相聚。

沙老的身体单薄，随着年岁增长，在北京和成都两地住过医院。他眼睛不好，我先后两次陪他到省医院请闵鹄秋医生看病，不过那时主要是白内障。一九九〇年秋，沙老因患青光眼，双目失明。我长期患眼病，完全理解沙老的痛苦。沙老是作家，又那样热爱生活，关心别人，眼睛看不见怎么行呢？后来，又得知沙老要搬回成都居住。早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沙老给我的信就说：“我老了，久居在外，总时常想念家乡。”沙老的确该结束“候鸟”生活，回家乡长住了。经老干局安排，沙老将住在商业后街新建的干休所。这里条件好，沙老来居住很合适。我盼望沙老早日归来，又担心沙老双目失明心情受影响。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文艺处打电话给我，说沙老已回到成都。十二日上午我一早去看望沙老。刚红把屋子布置得很漂亮。我走进沙老卧室，沙老用手拉着我，显得高兴。过去沙老也爱用手拉着我，但这一次意义不同：手代替了他的眼睛。我因沙老旅途劳累，不敢多谈，但沙老却再三叮咛，他有一部日记，里面有许多珍贵的史料，交给四川一家出版社很久了，说要出但又没有消息，希望我催促一下。我真不知道怎样向沙老解释。其实，沙老也不是不知道。两年前，北京一位作家请沙老代他介绍一本书给四川，说沙老“一言九鼎”。当时，沙老给我的信就说：“说我‘一言九鼎’，他不了解，就连您的招呼，现在似乎也‘轻如鸿毛’了。”我不愿沙老失望，只好答应去催促。事后的确也催促了一下。

四

我一九九二年到美国住了八个多月。十二月，美国人在准备欢庆圣诞节，我却沉浸在悲痛之中。艾老和沙老，这两位一直并肩战斗的挚友，相继在这个月逝世。巴老从上海来信，说：“这个月我心情不好，艾芜、沙汀相继逝世。尤其是沙汀的突然死亡，使我十分难过。他还能写，也准备写不少作品，就这样离开人世，太可惜了。你不在成都，他们的最后时刻，我也无法知道。”我给省文联打电话，但接不通。我含着眼泪发了一份传真表示吊唁，并以此向我敬爱的沙老告别！沙老，这么多年，您给予我许多指教和鼓励，您说过“我们的关系不同”，我却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您就这样匆匆离去。

今年初，我从美国回到成都。诗人吉狄马加给我介绍了艾老和沙老的最后时刻。春节后，我去沙老家，刚红不在。我看见沙老逝世前不久，在八十八岁寿辰时和儿孙的合影。照片上充满全家幸福的气氛，只是不久沙老已经去了。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去看刚红。刚红的情绪很沉闷。谈到沙老的《日记》，才知道至今杳无音信。我问刚红是否还在搞商贸，她说：“是！我就要赚钱，好给我爸爸出书！”

刚红的话，是对出版工作的批评，像针一样刺进我的心。沙老逝世一年了。一年来，我经常想起沙老这本《日记》，也想起刚红的话。我知道出版社有困难。我决心向省出版基金会写一个报告，申请一笔款子，出版沙老这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日记》。我期望这个申请能得到支持。（《日记》几年后出版。）

1993年12月1 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