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舅
八舅家和我们家是世交，并亲上加亲。
八舅是我姨婆的儿子，后来又成了我姑妈的小叔子，我应该叫他为八表叔。但他的姐姐又嫁给我的一位叔父，我堂弟叫他为八舅。我的舅舅是胖子，八表叔正好也是胖子。可能我一向对舅舅很有好感，便跟着堂弟叫他为八舅。
我小学的最后一期，上的是航空委员会子弟学校，学校在成都市五世同堂街，离我们家很近。八舅的五哥我叫五表叔，他在学校旁边开了一家波音电器修理社，我有空就去玩。我是在这里与八舅熟悉的。八舅有一双浓眉和深邃的大眼，喜欢孩子，与他交往不感到任何拘束。我愿向他倾诉自己的感情和讨论各种问题，深感他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八舅的性格很好，我从没见过他发脾气。有一次他路过新南门外的大木桥，一人把唾沫吐在他的新棉袄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舅也不过指着那人，连说了三个“你！你！你！”别无其他。
八舅比我大十岁，当时还没有结婚。我有一位表姑，人既漂亮，性格又温柔。八舅很喜欢表姑，我为他传书递柬，多次代他约表姑出来看电影和上馆子。他俩的关系维持了一年多，表姑曾用崇宁线打了一双袜子送八舅，八舅春风得意，白天夜里都在笑。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表姑却看上了我的另一位表叔。八舅感到失望和沮丧，一天早上起床，正准备穿崇宁线袜子，突然改变主意，拿起袜子就往窗外楼下的小河里扔。同屋的伙伴忙说“你送给我嘛，何必丢呐？”说时迟那时快，看见袜子漂在河上，他连声“可惜！可惜！”感叹不已。
八舅先在走马街一个电讯处工作，继到一家出版社当会计，后到一所私立浙蓉中学任总务主任兼教数学和物理。他似乎没有经济负担，所得薪水很多用来买书，他的财产也主要是书。我只要去他寝室就要翻书，然后借来阅读。当时我对理论书籍没有兴趣，——后来知道他曾借《资本论》给我大姐看。但文艺书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经常和八舅讨论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作品。有一次八舅介绍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文选》给我看，我问瞿秋白是谁？他说这人如果不死，对新文学的贡献可能仅次于鲁迅。八舅爱看话剧，每当中华剧艺社演出时，无论是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或是陈白尘的《升官图》《结婚进行曲》，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离离草》，他都带我去看。我说自己是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成长的，八舅是介绍新文学给我的最主要的人。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兵打进贵州占领独山，震动了大西南。《新华日报》对此作了醒目的报道。以后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收复独山时，《新华日报》仅发了一条小消息。学校里的一位历史教员借此做文章，大骂《新华日报》不爱国。我把这事转述给八舅，八舅告诉我国共两党对日抗战的态度，特别说明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说不抵抗引来独山失守，日本人撤走了却大叫收复，《新华日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这有什么不对？我从小长到十三岁，一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学校读书，受的都是“正统”教育。八舅是第一个给我讲明国家大事的，使我十分震惊。
我爱文艺，除大量读文艺作品外，还学着写文章到报刊上发表。我对理科缺乏兴趣，数理化三门课的成绩都不好。这种偏废使我遭遇到很大困难。八舅每周为我补习功课，成了我的“家教”。这位老师不仅不收费，还要拿钱给我。解放前，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我上中学，学校费用高，全由四爸供给。母亲给的零用钱很少。所谓零用，主要是买课外书，看场电影或话剧，晚上吃碗面之类。八舅知道我的情况后，每周都给我点零用钱，使我大体上过得去。
有一次聊天，八舅告诉我他在抗战初期参加过一个社团。参加的目的是为了抗日，但第一次参加开会即发现这个社团的活动，与它标榜的宗旨大相径庭，从此再不去了。当时说了就过去了，谁知道这件事给他一生种下祸根。(www.xing528.com)
从一九四五年起，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了破晓社。校外活动多，难免不影响功课。在我的建议下，我们请八舅补习功课。就在八舅任教学校的课堂，八舅给大家讲数学。八舅对我的朋友都很亲切，大家也和我一样叫他为八舅。一九四六年底我被学校暗中“开除”去了重庆，八舅和我的朋友仍保持联系，以后他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一九四九年我回成都工作了半年多，由于长期互相信赖的历史原因，我和八舅在工作上积极配合，一起在成都迎来解放。
解放后，我的工作变动较多，时而重庆时而成都，加上大家工作忙，与八舅接触不多。我在重庆工作时，听说八舅在“三反”时几乎被打成贪污分子，以后又听说在一个什么训练班里，八舅主动如实地向党组织讲了自己的情况，竟成了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九五五年成都来人外调，说八舅在“肃反”运动中承认自己是特务，通过我们这批人打入党内，为国民党递送情报，挑拨地下党内的关系，等等。尽管我当时因“胡风问题”受审查，尚未作结论，我立即说八舅是胡乱交代。我详细讲了八舅的情况，他一贯追求进步，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参加地下党后也积极工作。八舅认得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果他是特务，这些人不早被一网打尽？但解放前夕地下党并未受到破坏。以后又听说八舅在“反右”时受到牵连。
一九五七年底，我调回成都工作，便到八舅家看望他。这时他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他仍是胖胖的，但过去的灵气似乎全没有了。我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不应胡乱交代。
“顶不住啊！……”他内疚地回答。
以后我调北京工作，“文革”后期调回成都。打听八舅消息，说他调至靠云南边远地区。粉碎“四人帮”后第三年，收到八舅来信，他已恢复党组织生活，正在当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托我为他买书。我为他能平安度过“十年浩劫”感到高兴。他的第二封信还寄来一张照片，浓眉大眼，穿着浅色的中山装。又一封信说书收到，还托买《三国演义》。可是第二批书没寄出，传来噩耗，八舅突然逝世。他的夫人来信说，八舅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星期天上午算完账，吃饭前上厕所，久不去食堂，同事去找他，发现倒在厕所，医生诊断为脑溢血。
望着前不久得到的照片，对着善良的八舅，我泪水长流。善良的八舅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受到许多伤害，现在拨乱反正不再搞政治运动。八舅，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本该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匆匆走了？
200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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