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的遭遇
一九六四年,我调到中央机关一家杂志社工作。
第一次到办公室,总编辑为我介绍先我调来的几位同事。其中一位男同志,个头与我差不多,比我年长一些胖一些,穿一身蓝布中山服。总编辑说:“这位叫许光,负责美术工作。”
我开玩笑说:“这名字好记。许光,等你发光,”
不久我担任了总编辑,与许光的接触很多。许光整天埋头工作,不爱讲话。杂志是月刊,每期的封面封底封二封三,版面设计题头插画尾花,他全包了。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素描功夫好,画什么像什么。不足的是总体布局不理想,堆得多挤得满。我看稿时常请他删去一些枝蔓。我说:“有时空白就是艺术。”他笑笑,就去删改。他从不讲不同的意见,领导怎样说就怎样改,反正到发稿前完成所有任务。
许光参加革命时间在四十年代初期,比我早几年,行政级别和我一样是社内最高的,我觉得对他的使用可以更放手。我把这个想法对领导反映过,记不清领导怎样回答,大概是说只能如此,使我意识到可能有点什么问题,不便深问。
时间稍久,大家熟悉了。抗日战争期间,许光曾在儿童剧团工作,能歌善舞,前不久还为我们表演过踢踏舞。偶尔也讲笑话。有一次到工厂校对,他说:“人离不开金钱与美女。”看见周围的人很吃惊,他才解释:“金钱就是工资,美女就是老婆嘛。”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适宜开这样的玩笑,我暗地替他捏一把汗。但他无所谓,要了一份甲菜——红烧肉,津津有味地开始吃午饭。
不久爆发“文革”,好端端的一个机关被康生、江青一伙搞得乱七八糟。书记处的主要负责人被揪出来示众,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在大院横冲直撞,杀气腾腾。我这么一个普通杂志的总编辑,也被定为当权派,靠边站,写检查,受批判,扫厕所。许光与我的行政级别一样,工作担子没有我重,但他不当权,身为革命群众,无忧无虑,实在令我羡慕。
在“三结合”的高潮之时,许光突然出来主持全杂志社的群众会议。杂志社有几个战斗组,许光虽非部处长,但参加革命较早,可列入老干部的范围,便被一个战斗组结合进去。许光爱给大家念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但常念别字。有一次他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念成“亨亨”教导,以至“亨亨”教导成为机关一时的“流行”语言。
革命群众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为表忠心,决定在机关大院门口竖一大幅领袖画像。许光参与画像的工作,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按期完成任务。大家称赞毛主席像画得好,许多人一到像前就鞠躬,然后伫立仰望,像有许多“知心话儿”要对他老人家讲。许光目睹这些动人情景,颇为飘飘然。
我长期被孤立,不了解革命群众之间的事,进“牛棚”以后更是与外隔绝。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末,突然发现许光也进了南院——机关“牛棚”所在地——北边的平房,至少成了“候补”牛鬼。他很可能是“清理阶级队伍”中的牺牲品。看见他低着头懊丧地去食堂打饭,我不禁对他充满同情。(www.xing528.com)
在干校,许光努力劳动,很少言语,思想上背了很重的包袱。当时干校领导要学员自找苦吃,劳动量很大,晚上还要学习,我顾不上关心许光。说实在的是不敢关心他。连长经常训话,要革命群众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何必去惹麻烦?
刚到干校,我们全排几十人一度住在一个真正的牛棚里。有一天我生病躺在床上,另一边正在开会。一位当权派在检查自己不敢负责任的活思想。他说在“牛棚”时,革命群众要几个牛鬼写毛主席语录,许光跑来问他,语录中提到蒋介石的地方该不该打叉?他当然知道不该打叉,但又怕被人说他包庇蒋介石,便对许光说,你看看《毛选》,上面打了叉你就打,没有打你就不打。我觉得这位当权派的检查很像讲笑话,但不知许光当时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
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底获得解放。解放这个词在一九四九年意味着翻身做主,现在意味什么?我是有二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难道现在变成国民党反动派,是解放战争时的王耀武或杜聿明?尽管我思想上接受不了,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是本连最后一个被解放的当权派,虽然心里有许多委屈,会上还得哭哭啼啼感谢伟大领袖挽救了自己——这是必须认真表演的,否则通不过。而许光却仍被“挂”在那儿。
一九七○年春,许光的问题弄清楚了。许光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一个儿童剧团宣传抗日,后入党。剧团团长为使剧团生存下去,把所有成员集体报名参加三青团。党组织知道这件事,许光也并未干过坏事。可是就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解放后许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揪出来。冤枉!
解放许光的时候,决定有一个三人小组听他检查并对他进行帮助。我被定为小组成员之一,自然奉命参加。许光开初不知会议意图,以为又要追问他批判他,显得十分紧张。一待召集人说明他的问题查得差不多,只要认识好即可解放时,他埋着头,伤心地哭出声来。听见这哭声,我颇受震动。何必这样斗来斗去?什么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不相信。大家只好停止发言,等他哭完再说。可是许光哭了一会儿,又转为发笑。然后哭笑交替,没完没了,会也无法再开下去。
——许光精神失常!
早上洗脸,许光一见班长就要立正报告。班长叫他吃饭回寝室吃药,他绝对服从。众人参加劳动,或开会学习,许光就一个人留在寝室。他大多数时间比较安静,但每天总有一个时候又哭又笑。如有小孩去偷看他,他就要发脾气。
“七·一”党的生日,校部举行新党员宣誓仪式。连里一大批人列队前去参加。许光不告而别,一个人到校部去了。排长找不到人去追他回来,临时把“重任”交给我。许光跑得很快,我拼命追,好一阵才追上。我笑着递一支名为“黄金叶”的香烟给他,他点燃火抽上了,但我说排长叫他回连部,他一下转身对我说∶“你是当权派,你写份检查,限你四十八小时内交给我!”说完又转身往前跑,我又跟着追。为避免冲突,我和许光保持一定距离。可是许光察觉了我的意图回转身来抓我,我只得往回跑。如此反复几次,我决定干脆往回跑,引虎归山。许光就这样把我追回队部,我得以完成任务。
经过这次事件,我尽量避免与许光见面。不久许光被送回北京治疗,再也没来干校。一九七三年我调回四川工作,更不知许光的消息。粉碎“四人帮”以后,听说许光的病已好,另行分配工作。偶尔也梦见许光,仍在干校的大堤上,我追他,他追我,两人都跑得很累,下气不接上气。最近听说许光两三年前逝世。大概在除夕,全家出外吃完饭,路过长安街,许光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天安门附近。不知这细节是否属实?
1999年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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