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地
把它收容的万物
展现出来。
田野上，道路上
铺开了脚印和
鼹鼠铜号般的洞穴
——吕约：鼠年（1994）
十几年前，南方一座喧嚣的城市的远郊，我们扮演成两只鼹鼠，在摩托飞驰、叫卖声四起的小镇街道边缘徘徊，在洞穴门口用手搭起“凉棚”四处张望，在洞穴中不停地忙碌、激烈地争执。偶尔，我们也会结伴进入那座庞大的城市。城市就像一个用众多绳索吊在立交桥上的吊篮，晃动得厉害，让人有失重的感觉。每次返回住地，我们都气喘吁吁，心神不宁，仿佛不是走回来的，而是被甩出来的。我们将在城里吞食的老火汤、凉茶、叉烧、凤爪吐出来，变成一堆奇怪的词汇，将那些奇怪的东西当成心爱的玩具，码放、拆散、打乱、组合，乐此不疲，一会儿摆上自制的木架子，一会儿丢弃在垃圾桶。人群对“洞穴”充满好奇，停下摩托，找各种借口往里面窥视。我们在门口挂上一道竹帘，再在里面挂上两道布帘，将居室装扮成地下洞穴的模样。
不能和“人群”融为一体者是危险的。这既不是道德上的高下，也不是趣味上的雅俗，更不是经济上的贫富。仅仅是“游离”这个理由就足够了，就足以成为“敌人”而不是“朋友”。两个闯入者，两个与粤音不相容者，两个忙碌方式有别者，两个游离的异类，这就足够了。就这样，我们在一种融为一体的渴望中与世隔绝，自绝于人群。夜晚，看着从机场起飞的飞机，看着从小河的铁桥上飞驰而过的北上的火车，逃亡的念头骤起。但仅仅是一个念头，因为逃亡的道路几乎切断。两人面对孤寂而幽暗的洞穴，听到隔壁传来数钞的声音，听到窗外火凤凰花落在潮湿热毒的土地上的沙沙声，还有此起彼伏的BB机声。身在南方，魂在北方，皮肤与骨头的剥离声，构成了她的诗歌的旋律。她的偏头痛就像一首流行歌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我的关节炎就像一朵黑喇叭花紧贴在膝盖。黄昏，在小河边的田埂上，两个“地下室人”一起吹响“黑喇叭”，自娱自乐，欣赏人群的眼神。
繁荣昌盛的南方，一个语言和身体彼此遗忘的地方。诗歌的“90年代”，一个垂死挣扎的年代，一个自我拒绝的年代。物质抚摸着身体的碎片，“自我”在思维的追逐下疯狗一样四处逃亡。风雨中飘摇着一面摇摇欲坠的个人主义旗帜。我们一度将失败的荣耀珍藏在个人的洞穴，自我欣赏，彼此安抚。但我们坚信，没有走的人走得最远，死去的人活得最长。每当坚持不住的时候，书架上古老而庄严的僵尸就扑下来声援。和“僵尸”结伴一起抵抗，这就是90年代诗歌的代价。
2
我准备了一个句子：“在不同的时刻
出现在同一方向”
它被搁在地上 又从我身上跨过去
散布着语言的真实
南方的渺茫
——吕约：四个婚礼，三个葬礼（1996）
提着几袋换洗的衣物，还有数十箱散发着潮湿霉味的书籍，我们在市区一幢老得骨头咔咔作响的房子里安家了。据说这是50多年前“广州欧美同学会”的房产。居室很旧很小，但巨大的落地拱形窗户显示出应有的气派，马赛克地面，木质的墙板布满滑稽的裂缝，里面的老鼠仿佛整天说着洋文。房子的正门是文德路，集中了许多生产文化赝品的国营单位。街道上全是出售各类文化赝品的档口，主要是失业的美院学生临摹的劣质西洋名画。街道的拐角处，到处都是鬼鬼祟祟的假古董商，手里捧着用硫酸浸泡过的铜质菩萨雕像，还有用泥巴擦过的玉器，像是刚刚从贵人坟墓里挖出来的一样。挣了钱的广州商人在这里流连忘返，大批大批购买文化，去装点他们的新居。后窗正对着一个古老而荒废的院落。院落中间有一个微微突起的小丘，上面有几棵巨大的老榕树。这就是“禺山”，广州最古老的城区中心，或许就是最早的南粤王任嚣或者赵佗的宫殿。当时称“番禺”（“番山”在不远处的仓边路）。我们搬到这里不久，就在附近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地下，发现了南粤王赵佗的行宫旧址。
南方古老榕树的须根，终于迟缓地垂到了我们的窗台，带着一股古老的生鱼腥味。渐渐地，我们开始适应这座晃动的城市，还试图在晃动中寻找安宁。那种古老的生鱼腥味，渐渐与前门街道上的汗味儿融为一体。能够在这两种味道中发现相似之处，说明我们能够开始慢慢地识别这条街道。当胃口和消化功能特别健全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在早茶和夜茶的点心中，隐约捕捉到那种混杂的味道。飘忽不定的感觉，时而让我们觉得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时而又觉得与它相隔千里。
经验是那么渺茫，唯有语言是真实的。没有语言的世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碎片，它无法让不可见的经验显形。语言的个人语法被商品语法所吞噬，导致一种像物质一样疯狂繁衍的“伪语法”盛行，目的是让符号世界与物质世界重叠，从而删除语法的多样性。有时候，当软弱的语言突然产生巨大摧毁力的时候，貌似强大的权力也会顿时休克。这是生猛海鲜永远也无法了解的秘密。
经验的飘忽不定，是我们时常处于焦虑之中的根源。有一阵，我们会到文明路上的那座老教堂去度过周末。一对年轻而善良的夫妇是唱诗班的领唱，他们发誓要将我们引上“正途”。当我们试图纠正他们引用《圣经》时的错误时，他们微笑着说，信仰的最大敌人就是知识和傲慢，你们得放下那些。说得我们背脊冒汗。但我们并不打算屈服。我们依然在执迷于自己的怀疑精神，还常常被自己的理性精神和批判能力所感动。每到周五下午，我的“BB机”就响了起来。我说，你看，“上帝”又在呼我了。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下，这种情形持续了整整3年，最终，“上帝”失败了，“生活”胜利了。我们要幸福地成为夜茶的俘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张贲思“秀庞幺”（小朋友）高兴地来到了人间。他成了我们欢乐的最大理由，也成了我们投降的最大理由。为了欢迎他，为了保证“尿不湿”的档次，我们经常为小资本家炮制劣质书稿，为小报写口水文章，为广告商出谋划策写文案，并与他们一起分享竞标失败的痛苦。有时候，我们还会到更加嘈杂的上下九路去游逛，参观老骑楼、十三行旧址和“西来初地”，吃“鸡公榄”和“猪油鸡仔饼”，到珠江边沙面的老榕树下，去听退休老干部唱粤曲。在现实诱惑、古老历史、西来信仰的三面夹击之下，我们依然躁动不安地生活，满怀疑虑地抵抗。书籍、词语、诗歌成了抵抗的帮手，还有将这些串在一起的共同经验、感受和趣味。
3
我捂着喉咙
连夜逃到京城
令人感动的是
皇宫上空的风筝
从未有过犯罪的记录
它们飘到一定的高度
就脱离了万有引力
成了一个个心事悠远的
内阁大臣
——吕约：化险为夷（2004）
刚刚要开始适应南方的炎热、潮湿和躁动不安，北方的寒冷、干燥和沉默不语突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偏头疼和干咳再一次光临。与南方的生鱼膻味相比，北方古老坟墓中的文物气息更让人窒息；一个可能是慢性中毒而死，另一个可能是窒息猝死。(www.xing528.com)
方庄给人一种都市的感觉。有“家乐福”，但像农贸市场；有“好伦哥”，但像大排档。这里并不喧闹，但到处都传来严厉的咳痰的声音，仿佛来自太和殿的一阵吆喝；接着是“呸”的一声，像是在否定什么似的。遛鸟这种土鳖游戏少了，偶尔也能见到，但鸟笼外面蒙着一块厚厚的黑布，说里面的鸟不是寻常的鸟，属于不喜光的珍稀鸟类，甭想撩开往里瞅（让人想起了后宫）。更多的人还是爱上了狗。纯种的、杂种的沙皮狗、牧羊犬、哈士其，甚至藏獒，随处可见。由于养狗注册费昂贵，广州是富人玩狗。北京不一样，“待富者”都在玩狗，遍地都能见到无产阶级狗粪。大方家胡同地处市中心的朝内南小街，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依然一副宫廷派头。当我们正琢磨着这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的时候，路牌严肃地对我们说：东邻的桂公府是慈禧太后娘家，出仨皇后；南边赵家楼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文物，西边是著名的内务部街，北边是皇帝家的粮仓。学院南路一带是著名的“两坟一湖”地区（铁狮子坟、索家坟、太平湖），充满了文化气息。但由于文化过于密集导致文化堵车和废气超标，周围不断有“文化哮喘”的呼啦声。
呕吐经验，是我们刚到北京的重大收获之一，一个月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地安门外一家著名老字号饮食店喝“臭豆汁”；第二次是在大栅栏美食街吃“煎饼果子”和“驴肉火烧”；第三次是在一家现代购物中心吃麻酱涮羊肉。三次都以呕吐或半呕吐而告终。张贲思小朋友比我们还多了一次呕吐经验，在方庄家乐福门前刚钻出的士，就赶上了下大雪，从未见过雪而渴望见到雪的他，顿时呕吐起来。“文化怀胎”是文化认同的第一步，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呕吐这种貌似肉体反应的形式。其实呕吐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现象。它以吐出去的形式表达吸纳，以排斥的形式表达认可，以批判的形式表达亲昵。
离开小胡同到现代购物中心去，西餐中餐，粤菜湘菜、洋货土货，一应俱全。这些都是专门为医治那些胃口不好的呕吐病患者准备的。我们本以为进入了现代都市，准备以持有货币的消费者身份出现，却突然发现手上的通货不灵了。你会感到自己依然是在古老皇宫的后门转悠的子民。
在那些现代化的消费场所，令人呕吐的食物消失了，它转变为一种声调，由味觉经验就转化为听觉经验，“臭豆汁”幻化为一种本地特色的声调。因此，这座城市给我们的“听觉经验”也十分奇特。看上去嘈杂的声音背后其实很单调，主要是命令，不准呕吐的命令。主子的命令之声从奴才嘴里发出来，显得特别滑稽。像胡同吆喝那样的民间声音消失了，只能在相声里重温。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听到“命令”的语调。公交车上售票员的吆喝声就像戒严的声音一样，严肃得令人惊悚。地铁的自动刷卡机前站着两个验票员，俨然两个荷枪实弹的哨兵。餐馆服务员一直紧咬牙关，将脾气往肚子里吞，以免发作而影响服务质量。日常语言都带意大利美声风格，但不是歌声，而是命令。服务人员用命令的口气与你交谈：买票！菜齐了！更离奇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私营服装店的店主，对一位正在离开的购物者喊道：回来！喊你呢！我叫你回来！再说一遍你给多少！……给你！口气中充满了命令和施舍。她的确没有挣到什么，但优越感很足。那位游客拿走了服装，脸上露出受虐后的隐秘快感。
4
城楼像坟墓一样越陷越矮
太子像草一样越长越高
春夜，有人听到
先王在广场叹气
……
太子们在南书房攻读MBA
用苹果电脑连夜披阅奏疏
领导股市划定地皮平定瘟疫和人心
偶尔用小手杀人
——吕约：为太子正名（2005）
我们耐心地观察着这座城市。这是一座看上去像老太婆一样缓慢的城市，又是一座城市包围农村的飞速旋转的城市。它的外表温柔安静，内心却坚硬无比。它越到外围越现代、越城市、越高速；越到中心越古老、越农村、越缓慢。所有秘密都隐藏在核心部位，也就是它的“古老部位”，或者“缓慢部位”“农村部位”。那是一个功率超大的发声器。是它使得这座城市中气十足。因此，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还不是气味、味道，而是声音，一种严肃的前现代声音，掺杂着一股急切表达意义的欲望。
之所以不习惯这种坚硬的声音，是因为还没有发现它的妙处。它的妙处就在于，能够舒缓商品、金钱、技术、速度、数字带来的压力。它只保留一种压力，那就是权力的压力。渐渐地，我们觉察到自身原有的困境和焦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困境和焦虑。每一次路过老皇宫，我们仿佛听到地下传来先王严厉的咳嗽声，将那些时髦的“后现代器物”吓得魂飞魄散。它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权威的震慑力，而不是物质世界的滑稽而残酷的挤压。我们从中得到了一种受虐般的抚慰。
正是这种残酷的“抚慰”，消解了词语的玩世不恭，消解了感官世界的分裂，并自始至终维护着一种古老而规整的语法。它试图阻止随意分行的非理性逻辑，阻止词语符号与意义体系之间的自由搭配。它要求一种整齐的语言节奏，就像广场上的队列，整齐划一，很有力度。它要求清晰，就像“一三得三”“二二得四”一样明白无误。老城墙的砖土中偷偷地放射出一种白色的、晶莹剔透的硝元素，辐射一样渗进了词语。古老的物质让词语既洁白得很干净似的，又暗藏着阵阵杀机。这不是随便哪座城市就能给予的。
用坚硬的语言说坚硬的话，属于这座城市的“正音”。而权势者用温柔的声调说凶狠的话，或者无权者用凶狠的声调说无力的话，都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变音”。我听到过一种有趣的“变音”，它用最大的力量发出最温柔的低音。有一段时间，我每周都经过府右街，经常见到外地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在追逐那些行动时而迟缓时而敏捷的人，赶得他们撒丫子乱窜，仿佛一幕隔世的悲剧。追捕者紧绷咬肌，牙齿咯咯作响，架住逃跑者胳膊的双手在暗暗使劲，以致被架者的双腿悬空。令人惊奇的是，追捕者并没有吼叫，而是使劲并柔声地（像腾格尔发声一样）说：大爷，您慢点儿。
我们无力改变这里奇异的声音，甚至有模仿它的声调的隐秘冲动；就像当年无力抵抗商品和金钱的肆虐，也在商品的泥淖中扑腾一样。焦虑、冒险、恐惧，像某种顽疾似的紧贴在膝盖上。“慢慢就习惯了”，这是一位老北京对我们的教诲。什么时候能够习惯呢？我们一致认为，快了，快了，就要习惯了。我们没别的优点，就是有耐心。在传统的、天桥集市般的嘈杂声中，我们习惯了啃羊羯子，就着焦圈和咸菜丝喝臭豆汁儿，嚼生大葱，蘸着麻酱吃欠拍的黄瓜。
生活正在改变我们的肠胃和口味。当我们充耳不闻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那座诗歌的小镇，像两个游离的异类。其实我们很不一样，她是减法，我是加法。我试图将她的意象阐释得更加清晰，这需要很多废话。我渐渐地成了一位废话连篇的老师。她试图让我的理论更加简洁，像箴言一样，一句顶一万句。这无疑都是奢望。每当我们相持不下的时候，我就提议到护城河边散步，去欣赏那些身体快要不行的老人破冰裸泳。
5
好了，不要瞎逛了，我们来谈诗吧，你坐着，我站着，不，我坐着，你站着？“所有没有翅膀/有屁股的东西/都坐着/……/第一次坐稳/付出了血的代价/……/从此与所有的椅子/成了拜把兄弟/……/坐着点头/坐着数钱/坐着做爱/坐着杀人，坐着化妆/坐着等死/”（吕约：《坐着》，2008）。坐着受审，坐着宣判，坐着抗议……一个为“坐”而争斗了几千年的民族，如今已经忘记了站、躺、趴、蹲的自在感受。像“金鸡独立”“白鹤亮翅”“黑虎掏心”这样一些普通的姿势，只有产生攻击性的时候才被人接受，转而变成了一种尊贵的姿势而被命名。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势来谈诗呢？坐着谈无疑已经不成体统，像领导做报告。蹲着？躺着？趴着？跪着？倒立着？
无论如何，首先得扫除覆盖在人类基本姿态上的各种意识形态灰尘，让身体、生命、事物和语言回到它原本的状态，或者说自在的状态。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新起点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是各种意识形态壁垒，它随即转化为一整套貌似合法的日常生活“话语”，将语言变成了存在的监狱、思维的牢笼、表达的陷阱。语言的蚕茧，已经将感受力和语言死死地缠住，令其窒息。让语言破茧而出，需要锋利的词锋，需要切入事物和经验的力度和速度，这样才能让语言重新开始呼吸。
事物和世界的破碎，是产生绝望的根源；希望就是重建事物和世界的关联性。通过语言，一瞬间发现了碎片与碎片之间新的关联性，是诗歌的希望。“希望是我的儿子/他戴着一顶蓝色鸭舌帽/我的女儿是绝望/她什么也没戴/我要用狗粮和石头喂大他们/帮助他们在羽毛和钉子上乱伦/第二代，第三代希望必然出生/在长达三十年的乱伦之后/必然长得/跟任何一代希望都不一样”（吕约：《希望是我的儿子》，2009）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是新的希望诞生的前提。
草木、虫鸟、贵人、贱人，各种神奇事物都活着，为什么说诗歌死了呢？诗歌并不知道自己死了，因为语言的眼球捐出了自己的角膜：“草履虫活着，蜥蜴活着，蝴蝶活着/所有爬行和飞行的东西都活着/恐龙正和小学生一起去动物园春游/挺着喝饱了奶的小肚子/教皇活着，正坐飞机去非洲/非洲活着/第九代机器人也将活着/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它梦见自己带着所有的死者，孩子和孕妇/在天堂跳伞/在地狱发射火箭/在第三世界的大街上穿着防弹背心跑马拉松//葬礼上，一个孩子发现它的眼睛还在眼皮下转动/但它捐出了自己的眼角膜/所以它将永远看不见自己的死亡。”（吕约：《诗歌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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