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神话幻灭，眼睛家族笔记揭秘

民间神话的幻灭

前不久，某著名相声演员出现在首都机场，俨然港片中的帮会大佬出场，身后簇拥着几个戴着墨镜、个子高大的保镖。但这不是电影，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事，有好事者将偷拍的视频传到了网上，被多家卫视转播。这一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使得人们对“民间”这一说法顿生疑窦。

民间、庙堂与帮会

一位因民间地位和民间趣味而著称的相声演员，他的成名是因为他的相声说得好吗？或许是吧。如果在一个小茶馆里嘴唇不停地上下翻动，翻得再快也就一二百观众，那样的话，他即使将自己的嘴巴说成喇叭花，也买不起别墅。如今，他因“非著名相声演员”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头而暴富，住上了价值千万的豪宅，还雇了一群保镖兼徒弟，说起话来气壮如牛，俨然就是星宿派掌门人丁春秋，身边围满了喝彩者。毫无疑问，这都是媒体造势的恶果。问题是，天津卫至少有一半人会耍嘴皮子说相声，还不算那些敲西河大鼓、河北梆子、河南坠子的，大众媒体为什么单单看上他呢？因为他代表了“民间”。

民间，多么令人神往！年轻一代仿佛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民间”身上：“民间思想家”“民间艺术家”“民间企业家”……对庙堂文化不感冒的年轻人，只要听到街边一声吆喝“民间——”，就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所以代表民间的相声演员一声吆喝“民间——”，整整一代人都扑了上去。凡是“民间”的都是好的，凡是非“民间”的全是坏的。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是一种典型的电视开关逻辑：只知道“ON—OFF”两种选择。在这种简单的开关思维逻辑面前，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判断的精密性渐渐丧失，最终只能自食其果。

其实“民间”这个说法一直疑问重重。但判断民间文化和庙堂文化的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看他身处什么位置，是街边还是广场，而是要看其话语的权力形态和价值指向。一般而言，官方文化是严肃而抽象的，它通过控制身体而建构秩序；民间文化是活泼而具象的，它通过解放身体而表达自由。但也不能按照这种尺度简单地去套，因为话语形式可以被不同势力利用，可以成为盗贼的隐身衣，所以要仔细甄别，不要电视开关那样简单。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一种介于民间与庙堂之间的文化形态，即“帮会文化”。天津卫和上海滩一样，有着盛产帮会文化的悠久传统。帮会文化的主体，是那些被宫廷拒绝但又不屑于待在民间的人。他们与宫廷和民间都若即若离、骨子里却充满庙堂气。帮会文化有着民间文化的外形，却包藏着一个庙堂文化的内核。它是民间文化中的小庙堂，内部管理方式基本上是官方的，特别讲究等级，兄弟关系背后是严酷的人身依附，暴力至上，流行密语和粗话。因此，它以民间文化的外表与老百姓套近乎，一旦触及了它的利益，那庙堂之心顿时暴露无遗。所以它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文化形式，它用民间话语挑衅庙堂，用庙堂话语打压民间，使民间对它爱恨交加，庙堂对它心存疑虑。但总的来说是庙堂之心不死，总是试图往庙堂权力秩序上靠。这位从小在天津卫的行会里长大的相声演员，当然也不知不觉染上了帮会文化的习性。他身在民间，心在庙堂，不断地在天津卫和皇城根拜把子，试图介入那种既是民间相声老大、又是庙堂文艺宠臣的相声家族。

农民、市民与泼皮

帮会成员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人群，他们来自哪儿、有什么特殊性呢？(www.xing528.com)

首先，他们很像市民，但又不是市民。除了特殊时期（比如战争，外族入侵等）之外，帮会成员的活动场所一般都在城镇。因此他们的直观形态就是市民，但他们又不是标准的市民，形态极其暧昧。市民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成员，他们从农耕文明的母体内部脱胎而出，通过高度细化的社会劳动分工，以一个独立自主的单个人的身份，进入市民社会。他们必须遵循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并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政治组织。即使存在同业公会等小团体，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体与公众的良性关系，而不是只为了帮会自身的利益而破坏这种关系。相反，帮会成员的价值体系自称一体，与现代市民社会相抵牾。他们崇尚暴力（要保持狼性），包括打人（打记者）和骂人（骂邻居）。他们讲义气而不讲正义（因为媒体是我的朋友，所以不能报道我的丑闻，否则就翻脸）。它模仿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兄弟关系（结社拜把子）、老乡关系（语言共同体）、师徒关系（变相的父子关系）。这些关系中充满了权力等级制，与现代市民社会讲究独立意识和个人尊严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与庙堂等级制没有什么两样。

其次，他们很像农民，但又不是真正的农民。农民并不推崇暴力，他们打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维权的时候缺乏语言，急眼儿了，只好动粗。但他们是相互厮打，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惩罚。我们很少见到真正的农民去让别人自己掌嘴、剁指头。语言暴力在农民那里更是罕见，只有女性农民在受到强权欺压的时候，才会出现语言暴力倾向，但她们不会说出郭德纲那种带有审判色彩的恶毒语言，而是将自己和被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通俗一点说，就是一种语言上的“同归于尽”。此外，农民崇尚体力劳动，用自己的身体与自然之间发生能量交换，被视为天经地义。因此，他们是自然之子，与土地融为一体。不热爱体力劳动的农民，统统被视为“二流子”。他们在乡村不受待见，只好离开乡土，流落城市，阿Q就是这种人的典型，习惯上称之为“泼皮”。

更糟糕的是，他们流落城镇，却没有做好成为市民的准备，不能介入现代市民社会的劳动分工体系。他们只好靠干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为生。有些事情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不能干，因为大家都认识，在城市里就可以干，因为城市是一个“陌生人世界”，干了也没人知道。还有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他们不习惯与陌生人交流，念念不忘乡土熟人社会，于是恨不得将所有人都变成自己的兄弟和父亲，而不是合作伙伴。由于害怕虚拟的血缘关系不稳定，所以才玩那种“歃血为盟”的把戏（血流到一起象征着融为一体）。如果还不行，那就剁指头。一个帮会世界就这样形成了。帮会成员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十分强悍。那些暴力倾向稍弱、工作也不确定的人，就喜欢站在街边耍嘴皮子，讽刺和挖苦卑微者，口吐毒舌地骂人。诸多这种人凑在一起比赛耍嘴皮子，就使得这件事情变成了一门“艺术”，其实是有待规整的“艺术”胚胎。

语言、莲花与毒舌

这位相声演员的语言，因其强烈的刺激性吸引着听众，也能满足部分人的好奇心。但是，他的语言在民间文化的外表下，掩藏着帮会文化毒素，充满暴力和恶毒，还有利益最大化的祸心，同时挑逗起人性之恶。这种恶劣语言的代表，就是相声《李菁妹妹》和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在相声《李菁妹妹》中，充满了对一位长得矮小貌丑的底层女性的挖苦和讽刺，其语言之恶毒，心态之冷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或许有人说，这是艺术虚构，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但要知道，这种 “语言程序”就像一个电脑病毒程序一样，可以随便植入任何一台电脑，因此，恶毒语言的程序也可以用到随便什么人身上，无论是虚构的人还是现实中的人。他在博文中恶毒地骂人的语言，就是一个例证。师徒两个，一个打一个骂，拳头和舌头都得到了满足，没有比这种暴力游戏更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我们再来看看他所擅长的语言中包含的劣质帮会价值：“见色不迷是摸不着”，他无疑是放弃对“摸”的行为的价值判断，而将兴奋点放在是否能够摸得着上面，也就是对“占有至上”的价值非常感兴趣。“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用古诗词的韵律和节奏掩盖暴力行径，并通过观众的哄笑使暴力合法化。“麻绳拴驴鞭，我记（系）住你了”用粗俗的歇后语传递恐吓信息。

这种恶毒语言程序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在不知不觉地植入更多人的脑子，最终会使暴力语言成为时尚。这位民间人士就这样通过相声“艺术”形式传播语言暴力。他使得相声艺术语言由人们所期待的“口吐莲花”，转变为“口吐毒舌”，这是“民间”的堕落，也是大众媒体虚构出来的“民间”神话的彻底幻灭。

民间语言是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大智慧，它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它用自身丰富多彩的身体经验，修正庙堂语言的抽象和严肃，补充精英语言的僵硬和干巴。这是“民间”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原因。但是，民间语言尽可以“兴、观、群、怨”，但最终都是通过一种既非献媚、也非审判的特殊语言形式：诙谐与欢笑，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伟大和解”，这是一种庙堂文化永远也无法抵达的“伟大和解”。因此，我们称这种语言形式为“口吐莲花”。真正优秀的相声艺术，正是这种升华了的民间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