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是礼拜几》：文化黑砖窑中的笑声

文化黑砖窑中的笑声

在读巫昂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星期一是礼拜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哈哈大笑。因此我要感谢她给了我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面对这幅中国当代报刊文化的“群像”，我建议记者和编辑们都去读一读，更愿意推荐给那些有职业“锁眉病”的人都去读一读。

我并不是说好的长篇小说一定要让人哈哈大笑，让人哭的小说也可以写得很好。但毫无疑问，“令人发笑”是近代长篇小说传统中最古老的因素。“哭”不过是“笑”的衍生形式。如果硬要在这两者之外找到一个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产生于20世纪的、既不哭也不笑的、反叛18、19世纪传统的“酷”小说，但这种风格很快就使长篇小说蜕变为哲学，让人望而却步。

笑的传统的丧失，是长篇小说堕落的明显标志。我们不但失去了真正的“笑的生活”，甚至再也难有像读《巨人传》《唐吉诃德》《好兵帅克》时那种哈哈大笑的体验。我们的笑神经仿佛已经坏死，除非面对电视晚会上装扮残疾人的国宝级小品，瘫痪的笑神经才突然像饿狗扑食那样跳起来。更可怕的是一种像“转基因”似的东西，它将“笑”和“哭”人为地扯在一起，矫揉造作，让人哭笑不得，还美名曰“含泪的微笑”。恕我愚笨，怎么也演不出这样的表情，某些综艺节目主持人可以轻易做到。它也是“官方纯文学”的一条重要标准，因为它像主流媒体的新闻一样，试图将坏事演成好事，将灾难和眼泪变成“含泪的微笑”。

巫昂小说中所写的故事本身，其实一点也不好笑。那个笔名叫“以千计”的记者，整天顶着挨骂和“末位淘汰”的压力，劳碌奔波在黑砖窑、黑煤窑、坍塌的山体边、拆迁现场，冒险躲开地方警察的监视，去缠着错判的案犯、误诊的病人、打瘸的民工挖料。这位新闻记者、底层文人“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无房无车、爱情失败，屁股都被主编踢肿了。但这些悲惨的故事，为什么会产生哈哈大笑的效果呢？当然是巫昂的叙事在起作用，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艺术夸张”和“叙事错位”，特别是“错位”。

记者“以千计”经常遭到主编的语言折磨和人身攻击，最典型的就是辱骂和踢屁股，一脚踢出主编室。这一点也不好笑。可是，当主编使尽全力正往他的屁股上踢去的时候，他屁股却突然闪开了，主编的脚失去了攻击对象，也就失去重心，扑了空，一个趔趄，这就很好笑。因为被攻击者的身体突然缺席，导致力学上的不平衡，进而导致攻击者同时成了攻击者和被攻击的对象，就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样。所以，过错不在这位被攻击的记者，而在于精神现象和物理现象的双重“错位”。

第一种 “错位”是“以千计”发现了攻击者，但他并没有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像英雄似的，而是撒腿便逃，我闪，很滑稽也很真实，这是属于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错位，两个对象的观念不一样。第二种“错位”，是“以千计”根本没有发现攻击者，而是凑巧正要离开去干别的事情，不小心移开了自己的屁股，让主编踢出去的脚来不及收回，扑了个空，这属于时间和空间上的力学错位。两种“错位”，都有意无意地化解了对抗性的攻击和伤害，或者说将攻击和伤害消融到“笑”里面去了，这不失为一种“伟大的和解”形式。这种形式，我们在卓别林和唐老鸭的表演中经常见到。如果巫昂的主人公不是这样，而是怀着满腔的“新闻理想”和“人文关怀”与主编对着干，那就成了悲壮的事业，成了悲剧，于是我们只有哭而不是笑了。这不是巫昂这部小说要干的事情。(www.xing528.com)

更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的最直接的外观：“以千计”的闪屁股和主编的猛踢和趔趄。如果我们站在远处观看，它的局势就更明显：“以千计”身子一闪，像被谁踢了一脚似的，主编的身子也一闪，像是被一位更大的主编踢了一脚似的。“以千计”在出丑，主编也在出丑，两个小丑同时成了这出喜剧的演员。叙事中的时空错位、价值错位导致了“笑”的效果。其实这是一个自虐、施虐和受虐的故事，仿佛一次“SM”表演。主人公以千计还多次在通州的出租屋里，用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抽在自己身上。以千计和主编，两种不同类型的“傻瓜”和“小丑”，他们都属于文论家弗莱所说的“低于一般人”的原型。不同之处在于，以千计发现了这一点并因此而自卑，而主编没有发现这一点，一直在冒充大尾巴狼。

所以接下来我要谈论的“主编文化”并非多余，因为京城著名杂志《三周刊》的主编，是这部小说的第二主人公。这里允许我插叙一个小故事：我自己差一点也成了主编。单位一把手不满那份印刷2 000份还堆在仓库的机关刊物，发誓要振兴，于是通过向各地文学界老友咨询之后，找到了我商谈数次。最后议案提交到领导核心层讨论，二把手、三把手积极献言：这么重要的阵地交给他，您放心吗？出了事怎么办？这一问让一把手退缩了，此后见我就装作没看见似的。我的一位老友，为了由副主编转为正主编，还特地加入了组织，熬到快要退休了，也没给他这个位置。可见主编不是谁都可以当的。今天好了，主编满天飞：正刊主编、副刊主编、官刊主编、民刊主编、常务主编、执行主编，有点小权和小钱，都可以成为主编。一方面是多就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是还有大批往上面蹭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这种主编文化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主编像“穿越小说”的主人公一样，在不同时空中来回穿梭。他们兼有多重身份，担当多重职责，极端操劳也极端兴奋。他们要同时应付官员、董事长和文化人。面对官员的时候，他们要谈文化，谈如何增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如何传播先进文化问题。面对董事长，他们要谈新闻理想和人文关怀，在刊登软广告美文的同时，也要关注底层，为董事长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留下的“原罪”，提供用资本赎罪的机会。面对文化人，他们要大谈办刊的策略和成功的秘诀，更重要的是要展现自己的融资成就。因此，他们既像官员，又像董事长，但又念念不忘自己的文化身份，深夜还要操练自己的写作技巧，在自己主编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美文。最终可以想象他们的形象，简直像卡尔维诺笔下的恐龙。

对于他们手下的编辑和记者而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编们的脾气和趣味。如果碰上一位像巫昂笔下那样的主编，有小资趣味，那就惨了，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怪癖，比如不喜欢分号，只喜欢逗号和句号；不喜欢长句子，喜欢嘎巴脆的短句子。还有，主编们在编辑部里特别瞧不起同行文人，对文人赖以立命的“人文情怀”不屑一顾，甚至大肆攻击。弄得小编和小记们误以为自己的文章里不需要这些，并且渐渐地试图变得跟主编一样精明。但是他们又错了，遭到主编的痛骂。文章中没有一点新闻理想和人文关怀，怎么面对世界500强的董事长？文章不写得有文化一点，怎么对得起正在狠抓文化建设的官员？

其实，主编文化是一种骑在权力文化门槛上四处张望的边缘文化。它极不稳定，尤其是新闻出版业改制之后，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在真正的权力面前，主编不过是权力的仆人。在金钱这种权力面前，主编就像一个乞丐。由于整天跟文化界之外的人应酬，原有的文化积累逐渐消失，使得他们的文化身份也愈加可疑。剩下来最值得信赖的就是数钱了，可是却经常遇到审计部门的麻烦。无论在权力链条、资金链条还是文化链条上，他们都处于“末位淘汰”的边缘地带，就像《三周刊》的记者以千计一样。这是一种令人烦躁不安的处境。你说他们不踢你以千计的屁股踢谁的屁股呢？

写到这里，我的脑子里浮出一个画面：新任《三周刊》主编以千计站在主编室门口，正抬脚踢向新来记者的屁股，那位记者屁股一闪，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