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文化中难寻笑的基因，探索眼睛家族笔记

汉族文化中为什么缺少笑的基因？

在城市里过春节很无聊，原因是，城市里一年365天都充满了刺激，想发现新的刺激很困难，于是百无聊赖。刚到广州的时候，对春节期间的花市很感兴趣，爬完白云山就去寺庙烧香，完香就去逛花市，逛完花市就去大吃大喝。但年年如此，也就厌倦了。到北京之后，每年春节都要逛庙会，很新鲜，逛遍了各种风格的庙会，吃遍了各地的小吃：天津麻花，西北甩饼，撒尿牛丸。连续逛了好几年就腻了，现在都懒得去。

今年过年躲在家里读书。但是，大过年的也不能读悲剧啊，于是找喜剧书读。原本是想要支持民族文化，想找一本中国的让人笑的书来读。读《笑林广记》？那只能产生非常短促的干笑，不信你试试。最后我只好放弃。于是，重读了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是刘星灿从捷克文翻译过来的全本，不是萧乾从英文翻译的删节本。我一边读一边哈哈大笑。讲故事大师、下等兵帅克的故事，让我笑破了肚皮。

我觉得有两种文学，一种让人“哭”的文学，一种让人“笑”的文学。有人说：还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学。我说：后面那种不叫文学。在“笑”和“哭”两种文学中，我更喜欢的是“笑”的文学，那种让人开怀大笑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史中不缺少悲剧，更不缺少历史长河般的故事，而是缺少真正让人开怀大笑的文学。特别是汉民族的文学。

作为一名有着悠久农耕文明传统的汉族地区的人，我不认为本族的精神生活有什么优势，特别是在涉及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领域的时候。我们汉民族是一个过于偏重实用、权利和人际关系，缺乏艺术细胞，更缺少笑的细胞的民族。文字与现实功利绑得太紧，是一个重要原因。不但文人创作的文学如此，汉民族的民间文化也是如此。

我家乡的民间口传故事，十分单调而无趣，缺乏想象力，更缺乏飞扬的生命力。口传的韵文，除了一些调情的情歌之外，基本上是一些“十八摸”一类充满色情味道的“猥亵歌谣”。舞蹈更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缘。汉民族不喜欢跳舞，身体长期僵硬在一种礼仪或人际关系的制约下，只有在节日的喝酒、吃肉、送礼之余，才会去跳一些走路一样的“秧歌”。至于他们的流行音乐的“曲调”，主要是“小桃红”“孟姜女”这类重复平淡、没有生命力、令人昏昏欲睡的调子。为了引起注意，汉民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噪音来刺激自己和别人的耳朵，比如拼命地敲打锣鼓，并把“锣鼓喧天”作为褒义词来形容噪音，再不行的话就放鞭炮。(www.xing528.com)

汉人对美的理解是实用的：“羊大则美”。难道“羊小”就不美？有学者考证，“美”字不是“上羊下大”，而是“上羊下人”。“羊人则美”的“人”，是头上插羽毛的舞者形象。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推断那个舞者也不是汉人，而是少数民族。李泽厚考证为“牧羊人部落的酋长”，并认为“羊大为美”是“羊人为美”的历史演化形式。总之，过于实用的文化一点也不好笑。只有那些带有反常性的，违背实用逻辑的文化和文学才好笑。

是不是单调的农耕生活窒息了我们的想象力？是不是祖祖辈辈节奏重复式的农耕劳作限制了身体的自由？是不是复杂的人际关系让语言的形象性转化为单一的交际性？农耕文明的确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可称为“田园诗”的东西，就是将田园生活与诗连接在一起，产生一种“诗化的田园”的感受和一种“田园的诗化”的符号系统，在功利与审美之间自由转换。

当我们将“怪力乱神”等神奇的、非功利的要素全部排斥的话，那么农耕生活就只剩下生产谷子和儿子的“田园”（重复），而没有“诗”（意外），没有意外当然就没有笑了。因此，古代的诗学阐释者将《关雎》解释为“后妃之德”，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甚至怀疑，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那些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音调、色彩、肢体动作，都是从其他民族传过来的。那些震撼着我们身心和灵魂的声音，是来自青藏雪域和蒙古草原的天籁之音，而不是“小桃红”和“打猪草”。

那些展示身体自由境界的，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姑娘的妙曼舞姿，而不是划龙船和跳秧歌的机械重复动作。感官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无疑会导致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语言的歧义被规训而直接指向单纯的功用目的之时，它的神奇性和鬼魅性就消失了，真正的“笑”也就消失了。笑的基因，因此而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