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衰老的根源：过于务实

过于务实的文化是衰老的文化

又到年终盘点的时候，还是老问题：今年你读了什么书？遗憾的是没有读什么新书。近期重读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依然觉得他的“历史三峡说”有点虚张声势，一厢情愿。根据推背图，他掐指一算，说开始于1840年的中国文化第二次转型，将于2040年结束，届时中国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奔向大洋大海，眼前天开地阔。这好像有点八卦啊。

不过，他对晚清和近代人物的评价，倒是十分精辟，读来如见其人。其特点是：翔实严谨的史料，知人论世的老辣，以及语言文字的幽默。我发现，唐德刚先生这位安徽人，对广东人十分感兴趣。评价广东人，占据了这部书的很大篇幅，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洋洋洒洒，如数家珍。这些广东人之所以成为他论述的主要对象，当然与中国近代史的特点有关。由此，我想起自己一篇讨论岭南知识分子的文章，转述出来与大家交流。

近现代以来岭南的知识人有一些共同特点：与其说他们是知识分子，不如说他们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满怀晋人陈仲举那种“扫天下”之大志，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古代士大夫的传统信念（康有为、梁启超自不待言，潘达微、张竞生也是如此）。良相治病国，良医治病人，都是社会实践的范畴。因此，他们的第一选择似乎并不是以知识（治疗语言之病和思维之病）为业的知识分子，而是满怀改良社会冲动的实践家、革命家。

岭南知识分子的特点是，重实际、轻玄想；革命行动在先、沉思默想在后。带有玄想色彩的知识生产，往往是他们在改良社会或革命实践遭受挫折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甚至可以这样说，知识生产，成了他们革命斗争和社会实践遭遇失败的一种弥补。于是，实践的逻辑暂时被语言的逻辑所取代；行动的逻辑暂时被幻想的逻辑所取代；革命逻辑的断裂，在一种虚拟的知识逻辑内部，像种子一样得以连续和保存。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走出书斋，走进广场和人群，以便接续那个暂时被中止的革命逻辑。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姿态。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就是试图用一种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形态，中止和取代现存的社会形态，其中充满着变革的想象，以及毁灭性的冲动。(www.xing528.com)

换一个角度看，岭南知识人过于注重社会实践层面，相对忽略知识生产史的连续性，形式演变史的连续性。他们总是突发奇想，突如其来。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是在实践层面，思维前卫，敢想敢为，因为他们地处沿海，较早接触外部世界的新信息，得风气之先，对新事物也不排斥，并且试图立刻将那些新的思维、新的东西搬到中国的土壤上来。第二是在言论层面，大胆、敢说，天高皇帝远，自由言说惯了，没有什么忌讳，既不考虑政治权力的权威性，也不考虑知识权力的权威性。第三就是思维方式层面，直截了当，直奔事物和生存的核心，不在学术思维或者理性思路的半道上纠葛，直奔问题的核心。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他们往往是说话说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既然知识逻辑成了革命实践逻辑的一种暂时替代，那么，他们就不在乎知识生产本身的逻辑之间，以及知识逻辑的连续性；当然，更对纯粹的知识话语所特有的“符号游戏”性质，持否定态度。因此，岭南知识人的知识生产，往往以一种极端超前的姿态出现。它不但不强调逻辑之间的历史关联性，而且总是极端超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他们一旦发现某种知识不能付诸实践，便弃之如履，另一种新的想象模式，便来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岭南人的知识生产模式既新颖，又超前，且易变，同时也往往如海上吹过来的“穿堂风”，呼啸而过，却难以长存的主要原因。

知识生产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它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一种隐约而又松散的关联性，但它并不必然完全依附在社会实践之上。也就是说，有些知识，不一定能够立刻转化为社会实践。它可能生成一种幻想的符号体系，与社会实践之间形成一种虚拟的互补关系。如果一种知识话语不能够及时转换为社会实践话语，我们就将它抛弃，转而另辟蹊径，另起炉灶，那么，我们有可能永远不断地回到思维的零起点，在问题的ABC层面徘徊。

上面这段话可能有点绕，读来不轻松、不过瘾。我是想说，在文化积淀过程中，必须要将务实与务虚结合起来。务虚有时候也非常重要。用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吧，谈恋爱是务虚，结婚是务实。尽管人们不可能只结婚而不谈恋爱，也不会只谈恋爱不结婚，但是，“谈恋爱”，也就是“务虚”，毕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年轻人喜欢务虚，感情用事；中老年人更务实，理性算计。过于务实的文化，就是一种衰老的、颓败的、老化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