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的意义和困惑-《眼睛家族笔记》的研究成果

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和困惑

人文精神大讨论起因于15年前一篇叫《旷野上的废墟》的对话。本人忝为始作俑者之一，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我想，无论怎样老练的言辞或深刻的思想，也无法替代当年那种敏锐的目光和批判的激情。

20世纪可以说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纪。但理想主义内部的不同形态之间的矛盾却十分尖锐，比如，启蒙理想及其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诉求，与革命理想及其“只有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我们自己”的判断之间的冲突。它们尽管有矛盾，但却有着共同的逻辑前提，就是把目光指向一个带有希望（虚拟）色彩的世界。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围绕着某个词汇或者概念展开。因此，为虚拟的希望或“意义”而活着，还是为现世的利益或享乐而活着，成了是否是“理想主义”的重要标尺。毫无疑问，个人或群体存在的“意义”，是与虚拟的理想或乌托邦连在一起的。

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社会实践层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化矛盾本质上还是“理想主义”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先解放个人还是先解放群体、先解放某一集体还是先解放全人类的矛盾，争论还是在概念层面兜圈子。它最终混淆了社会实践和审美理想的界限，所有的人都在“精神会餐”中变成了“饥饿艺术家”。

到了90年代初期，问题被彻底置换了，置换成“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特别是1992年之后，实践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目的在于改变现实中窘迫的生存状况。于是，原本争论不休的双方（启蒙和革命），突然发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跳出了争论的二元对立模式，在实践层面另起炉灶：由务虚转向务实，由计划转向市场，由为将来而活着转向为现实而奋斗。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声势浩大的世俗化运动。这一世俗化运动有着毋庸置疑的社会基础，也是任何个人力量都无法阻挡的。(www.xing528.com)

无论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话语，还是革命的集体主义话语，面对这样一种由全体民众参与的世俗化运动，都变得瞠目结舌，甚至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于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世俗化”运动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我们发现，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种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一、第二两种是原有的二元对抗的争论者，第三种是沉默无语的世俗化社会实践。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目标，正是冲着这个“第三者”来的。

令人不解的是，启蒙理想和革命理想两种批评声音，都针对作为世俗化运动的“第三者”，但立论却截然对立。一些人操持一套启蒙话语，批评世俗化运动的文化形态中缺乏“个人”、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省略了对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反思，被一种平面化、同质化的商品文化所控制。另一些人操持一套“革命话语”，批评世俗化运动的文化形态过于个人化、欲望化，缺乏道德感，没有集体主义和公共关怀。可是这两种对立的批判标准面对的却是同一个对象。最后的结果是，南辕北辙的批判者还在继续新一轮“务虚会议”，只不过将“会议”名称不断更改而已。大众世俗化运动却依然在蓬勃发展，如今已经发展到十分离谱的程度。

在这场世俗化运动之初，知识分子仿佛突然遭到“西伯利亚寒风”袭击，全部伤风了。“人文精神大讨论”就像是他们的“集体喷嚏”。可笑的是，所有的伤风者如今都痊愈了，都具备了强大的“免疫力”，并且个个都成了“世俗化运动”的排头兵。

面对一种新的一体化的商品文化，原本对抗着的各方正在握手言和。价值问题或者意义问题即使还在，也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以至于任何一种文化讨论，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秀场”；任何一场生活悲剧，转眼就可以变成“八卦新闻”。这或许正是那次有关“意义问题”争论的价值所在。人文精神讨论及时而敏锐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病灶。它尽管没有开出药方，但却做了一件将病症公诸于众的有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