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家族笔记：囚笼中的当代文学

囚笼中的当代文学

1.被堵塞的文学小道

没有什么比诗（文学）在一个时代受到误解和嘲弄更为无奈和危险的事件。这一事件足以让我们丧失一个完整世界，仅靠拥抱残缺不全的半个世界苟活。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的人们在现实的泥淖里挣扎、撕咬、指鹿为马、自欺欺人。腰里挂着钱袋和钢印的成功者，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功正在做成功梦的人，他们面对电视娱乐和网络奇观这种思维缺席的世界，一边在令人震惊的新闻面前心存侥幸，一边用手机短信传播着各种段子，其中既包括黄段子，也包括嘲弄诗（文学）的段子。当某位诗人试图用朗诵自己的诗歌的方式换取一顿午餐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可以给你饭吃，但请你千万不要在我面前朗诵你的诗歌。这是一个自20世纪末以来广为流传的、关于文学遭遇的残酷寓言。

文学的道路正遭遇多重堵塞：堵塞在强权管制的意识形态小道上，堵塞在资本控制的文化工业生产线上，堵塞在相互踩踏的符号陷阱里，进而堵塞在个体思维的歧途中。这一糟糕的处境，导致文学与读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整体想象和思维的力量已经消失。人们只能在碎片式的生活里挣扎，既陶醉于其中又心存不满。比如碎片化的生活，可能会在“数钱”这一硕果仅存的个人行为中突然被整体化，但股市和房价的升降又迅速将它撕成了碎片。比如碎片化的生活，还可能会被某种灾难性事件重新整合，但灾难并不是每天都有的，灾难过后的“恶”依然在我行我素。于是，人们由嬉笑转而愤怒。但他们只能用碎片去批判碎片、用现实去指证现实、用罪恶去审判罪恶。“只能如此”变成了“理应如此”，恐惧也只能成为“恐惧”自身。在想象总体性丧失的前提下，人们昨天随遇而安，今天随遇而怒，一会儿认可个人经验，一会儿投身集体经验。市场、政治等各种意识形态话语操控之下的生活的“偶然性”，仿佛成了我们生存下去的唯一的证据。

必须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不只是针对那种与现实沆瀣一气的“中国当代文学”，而更多的是指“文学”本身。“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学”是两个概念，就像“白马非马”。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也不能代替我们对“文学”的完整理解。同样，对“文学”的认同，也不能代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同。从总体上看，20世纪以来的汉语白话文文学，一直在“文学”边缘地带游移不定，无论谁（启蒙、革命、民族性、政治、市场）都试图从中捞一把，将它当作奴婢一样唤来使去。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文学”的大门口探头探脑，既要向各种现实权力献媚，又想符合文学自身的要求，还试图代表“民族精神”。它很像一位被套牢的炒股或者炒房的人，一会儿买进，一会儿抛出，一副忙碌不堪的样子。经历一段时间后回头结总账，发现连本钱都没有了，只见脖子上正套着一根躲在操盘手背后的权力绳索。

在这一处境中，一些人在利用文学，一些人在误解文学，一些人在嘲弄文学，甚至有一些人在仇视文学。真文学的语言被驱逐，伪文学的语言大行其道。在这个语言碎片的废墟中，伴随着谎言，一颗颗混乱的大脑在幽灵般晃动。

2.当代文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先来看看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状况。首先是诗歌的作者和受众。主流文学媒介中的诗歌，主要由两种类型构成，一种是对权力的歌颂和献媚，另一种是对陈旧的审美惯性的无聊迎合。这些所谓的诗歌，通过破坏词语与事物之间各种可能的关联性，通过逻辑强权将现实的等级制强加给自由的事物，最终通过一种虚假的想象或牵强的类比，将权力等级与“被等级化了的诗歌意象”捏在一起。尽管其中充满了貌似柔软的“啊——”之类的怪声，依然遮盖不了它的伪善面目和冷硬嘴脸。而真正的诗（文学）却遭到了冷遇。所谓“冷遇”，就是对“意义”进行“无意义化”处理。“读者”不会对被他们宣判为“无意义”的事物产生兴趣。如今，诗人们不得不同时担当起创作者和阅读者的双重使命，他们在网络的诗歌论坛和自费印制的民间诗刊中，相互取暖，彼此安抚。他们还得接受现实的讥笑和嘲弄。最可笑的是这样一类貌似宽容的声音：诗人嘛，思维总是有点不正常。究竟是谁不正常？难道一定要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才发现你自己不正常？

更可怕的是那些未来的可能的诗歌接受者，也就是中小学生，他们的诗歌教育完全是反诗的，其课本中选用的所谓“诗歌”，我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那些课文传递的诗歌观念极其腐朽，完全无视诗歌语言世界的特殊性，故意混淆语言与事物之间的界线。先是将一种“语言等于事物”的陈腐观念灌输给学生，然后让僵死的语言和僵死的事物一起将诗歌杀死。其结果是，语言被各种意识形态所污染，事物变得僵尸一般，语言连同事物本身的明晰性一起，全部被葬送。如今，学生们已经没有能力面对真正的词语和事物本身，更何谈诗歌。至于为数众多的其他人群，尽管他们有权沉默，但无权拒绝思维和判断。人们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一个世纪以来，文学的语言成果及其相应的精神演变和精神遭遇。他们沉迷在“床前明月光”“两个黄鹂鸣翠柳”的农耕“散文美学”中；或陶醉在与心脏跳动相吻合的“咚——呛、咚——呛”的锣鼓节奏中；或者被一种虚假抒情所俘获，特别是被那种拒绝对话、毫无疑问的“啊——”，还有拒绝交流、独断式的“哦——”所感动；或躺在一种貌似“纯美”的摇篮曲中昏昏欲睡，直到大难临头时才发出嗷嗷的怪叫。

长篇小说的境遇则截然相反。它承担着另外一种双重使命：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复兴和文化软实力提升，都在指望着它。人们翘首以盼长篇小说家笔下出现“诗史”，指望着大家读完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之后，就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忘乎所以。长篇小说是人与历史调和的产物，短篇小说是人与诗歌调和的产物。拒绝诗歌的人必然会拒绝短篇小说。迷恋历史僵尸的人必然会迷恋长篇小说。一批长篇小说家，因此受到了市场等各种权力的礼遇，也有了相对广泛的读者群。长篇小说阅读市场，仿佛是根据阅读时间长短来计算的，像电视剧一样越长越好。只要打听到哪位成名作家正在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商、影视剧制作人就提着钱袋子紧随其后。于是，成功的长篇小说家忙成一团，像明星一样。他们经常是刚刚离开办公室，紧接着就要赶往酒吧与书商会面，还得跟着出版社去签名售书。他们完全陷于版税和起印数的斤斤计较之中。为了使版税能够从纸上顺利而稳妥地移到口袋中，他们必须腾出一部分脑力，进行事先的自我检查，以便自己的“洁本小说”顺利面世。考虑到出版规定，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强迫症一样自我重复：不去写“自己想写的”，要写“别人想要的”。可疑的语言和叙事花招，导致了他们面目可疑。他们开始还自我怀疑，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有面对网络小说时，他们才备受打击。因为他们既没有网络小说的市场份额，也缺乏光明磊落的动机。而网络小说就是为了网民们消磨时光的文化消费品，就是为了点击率的特殊商品，它们从不打着精神或审美的旗号。

如果一份貌似精美的食物让人反胃甚至可能有毒，那么，我宁愿去吃一份粗糙但安全的猪食。这就是当代网络小说走红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网络小说的总体面貌很像晚清文学：自由而又散乱，无所不包而又空空如也，品种繁多而又食之无味，内容新奇而又缺乏形式创造，语言极其粗糙，人物形象残缺。网络小说所期待的，本应该是对这种杂乱无章的局面的收拾和整合。但它却早早地亮出了“类型文学”的旗号，想以此替代“人的文学”的旗号，让人不免担忧。这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新的囚禁呢？现代新兴技术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是我们今天唯一值得庆幸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面对大量垃圾般的“网络文学”心情复杂、态度暧昧的原因。毫无疑问，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过是我们的肢体的延伸，而不是思维、大脑和想象力的延伸。可是，技术并不完全被动，它甚至可以将人变成它的奴仆。如果技术不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辨力、判断力和整体想象力，它最终将走向人的反面。

接下来是作为职业读者的批评家。这个人群也早就分化，或者干脆说从真正的文学中退场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先是离开无利可图的诗歌，去跟更有势力的长篇小说眉来眼去；然后是离开小说，去跟市场份额更大的大众文化调情。他们仿佛一位游走在文学梦幻和文化市场边缘地带的浪荡子。他们东张西望、眼神恍惚，总希望在大众文化垃圾场中找到“文学性”的尸体碎片，结果却被垃圾所掩埋。他们患得患失、心神不宁，到处招人嫌。还有一些人，假装在坚守文学的阵地，实际上，他们整天在市场和权力这两位“老师”布置的文学家庭作业中忙碌不堪，还期待老师每天都给他的作业判“A”。他们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的兴趣；他们对“民族想象力”的兴趣，远远超出了对“人的想象力”的兴趣。他们其实就是一位廉价的当代文学广告员。剩下的就是学院里的文学教师，他们一脸严肃地摆弄着文学尸体，一会儿用东方手术刀，一会儿用西方手术刀，然后及时将“尸检报告”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他们喜欢咀嚼隔夜的生机全无的文学食品，然后反哺给他们的学生。他们向学生展示一张貌似“文学”的极端无聊和无趣的面孔，让学生避之不及，产生对文学的厌恶，甚至认为文学还不如电视剧和流行歌。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文学教师除了“三段论”这件垂死的冷兵器之外，什么也没有，特别是丧失了具有整合能力和表现能力的语言。可见，没有语言的精神和没有精神的语言，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东西。大学文学讲堂里的学生，一直在古老的文学尸体和当代语言碎片的废墟中来回穿梭、无所适从。所以，无论是来自网络垃圾堆的，还是来自历史垃圾堆的，都可以将他们轻而易举地拐走。

3.文学思维的逻辑怪圈(www.xing528.com)

在上文中，我勾勒了一幅当代文学的草图。它或许过于粗略，像一幅漫画，但我以为并不比一幅“写实”的油画更失真。这幅漫画无疑呈现出一种文学的危机，语言的危机，也就是精神或自我意识的危机。依托在市场话语体系和国家话语体系上的极度功利主义的语言观，正在试图将文学的道路堵塞，让符号在拥挤中相互踩踏致死，使语言与精神之间的通道彻底瘫痪。文学批评必须在这一话语场的逻辑面前，直面当下的语言事实和精神事实。然而对于当代精神现象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常识。

常识是一种简单而危险的东西。不准打人骂人，不准剥个人自由的权力，不准阻止别人做梦，都是基本的常识。为了维护这些基本常识，人类耗费了多少脑力和物力，包括法律、警察和教育。当我们执意要将某种常识或某些真相说出来的时候，马上会遭到义正词严的反驳。最常见的反驳是，认为那个人的趣味和标准有问题。让一个人的观点失效的最好办法，就是指证他的语言没有逻辑，或者太偏激，换句话说就是“疯话”，可以不理他，就像他们原谅诗人的“疯狂”一样。所以我必须要清醒地强调，政治有政治的标准，道德有道德的标准，文学有文学的标准。而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用“民族性”“人民性”“倾向性”这类大而无当的废话来搪塞。近两三百年来，文学的民族标准和世界标准，一直处在一种动态变化、相互冲突、彼此融合之中。新的文学标准的创立，是全球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谁有权力谁就说了算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性的复杂性、人内心的希望等核心内容，无疑具有普世价值。尽管有人很讨厌、也很害怕“普世”这两个字，但我依然要特别强调它。如果我们不相信各民族文学之间、个人与个人的表达之间，具有可通约性，那么我们就去用家乡方言唱一些重复的黄色小调好了；那么我们就去用官腔官调唱一些重复肉麻的颂歌好了；那么我们就像算盘一样只需算出“一加一等于二”好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认真审视一下自己思维逻辑的起点呢？那种貌似严谨的思维逻辑一直在盛气凌人，其实面目十分可疑。首先他们认为群体高于个体，因此文学应该表现集体主义精神，而不是个人精神。从这一逻辑中，演化出一大串可笑的排比：没有国何来家，没有鸡何来蛋，没有单细胞何来肿头龙，没有始祖鸟何来鸭嘴兽，没有猴何来人……“个人”，这个经历了100年依然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物种，总是被强行置于种族、家族、国族的关系网络之中，就像没有剪断脐带的婴儿一样在喑哑地啼叫，被一只莫名其妙的护士之手搬来弄去。因此，文学是否表现了独立的自由意识和复杂的人性，变得不重要了；语言的风格学和形式的创造性，当然也不重要了。既然种族、家族、国族这些“无主句”那么重要，那么没有疑问，你还整天嚷嚷着需要文学干什么？苍老、冰冷而强硬的头颅，为什么那么渴求一顶文学的花冠呢？

其次他们认为，文学与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一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云云。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颠倒了的“虚假意识”这一权威观点呢？有人认为，只要将颠倒了的关系顺过来，就会产生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比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底层的意识形态等等。正是在这种逻辑支配下，文学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那么好了，我也可以将一种被颠倒了的文学关系顺过来，于是，以“虚构”为基本特质的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就是“意识形态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意识形态的奴婢。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真正的文学生产，是一种不同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精神生产”［^[1]］也就是一种具有自足价值的自由意志的呈现。文学这种“意识形态”属于美和善，而不是那种丑恶的、颠倒的“虚假意识”。这就是文学的“乌托邦”性质。只有批判的才是乌托邦的，只有乌托邦的才是批判的。不要试图为了将文学绑架到恶俗观念之中、而去寻找庸俗的哲学借口。套用一个常见的比喻：文学是哲学的妈妈。

文学的基本前提，就是在充分展示社会现实和复杂人性的前提之下，致力于通过想象和语言，创造“另一个世界”，也就是与这个恶习不改的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语言的误用和败坏，导致语言链条的彻底断裂、语义的混乱不堪、意义的似是而非，进而导致个人的思维和行为的不可靠：因为你不能用语言陈述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干。作家北村说，自己的叙事，就是“描述语言的歧义导致真相沦陷的秘密过程。”作家在使用共同语言的同时，必须超越共同语言，这是文学特有的要求。这种超越的基本前提，就是自由精神、怀疑能力和想象力，一种不被任何既定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所异化的独立自由精神。这一基本前提，仅仅是一个常识性的开端，但它并非充足条件。因为作家在创造某种风格的同时，必须要超越风格，这是作家对自我的怀疑，也是与他人融合的企图。这个过程，正是文本与现实、语言与思维搏斗的过程。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切入了现实并穿透了现实？它能否打开我们那被锁住的精神空间？是否创造了概念无法包容的形象？重要的是，文学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我们原本以为并不存在的门，让我们面对一个全新的空间和世界，而不是一堵死亡之墙。文学就像一条道路，而不是一个终点，它让我们在原本以为是终点的地方，重新迈开脚步，而不是将双腿死死地绑住。因此，作家（诗人）的工作，就是在拯救语言；进一步推衍，就是在拯救语义，就是在拯救个体思维和自由意识。

如今，这些文学的基本常识，连同我们的基本语感一起，已经被各种权力所毁坏！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和感知力完全被“格式化”了。今天社会通行的“共同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人与事物、人与世界、人与自我的真实关系，甚至在变本加厉地破坏这些关系。语言已经彻底沦落为谎言的代名词。老的道德谎言，在这里遇到了新知音、找到了新伙伴，它就是一种言不及义的“语言”假象，就是一种虚假、有名无实、滑腻的叙事链条。无孔不入的“广告叙事”模式和新的强权话语，就是其代表。这是一种新的形式主义谎言，它掩盖了老式道德谎言的僵硬面孔，以一种时髦的装扮出场，并与道德谎言一起叙述和建构着一个残缺的世界。

我们的大脑不再生成梦想，电视、广告、电子游戏正在代替我们梦想。我们的大脑已经丧失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切换的能力，只有遥控器在几十个貌似不同实则重复的无聊频道之间来回切换。我们对此麻木不仁。因为我们的大脑思维濒临瘫痪。我们的语言中只有“心想”，没有“脑想”。因此，我们的梦想总是肉乎乎的，在现实的泥淖中挣扎。一间屋子乃至一份工作，这种本应属于现实的东西，如今却成了梦想，甚至成为唯一的梦想。我们的“心”满满的，“脑”却空空的。贫乏的大脑和贫瘠的现实一样孱弱，随便塞进什么东西都被接纳。

在现代汉语中，“思维”和“思惟”是通用词汇。可见我们至今还在“用脑思维”（“维”的本义为绳子，与“联系”或“逻辑”等思维要素相关）还是“用心思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我们的“思”“想”“意”“念”都是用心，而不是用脑。心在头颅以下，是五脏的一部分，它不主思维，大脑才是思维中枢。我们习惯将脑子混乱说成“心里乱糟糟的”。“心”其实不会乱，心乱的表征，是心脏跳动节奏的紊乱，稍事休息就可以恢复。但是“心”会产生一种心理和生理双重意义上的“痛”，所以“心”是情感器官和感受器官，而不是思维器官。只有脑才会乱。脑乱不是“病”，而是思维功能的暂时休克。长此以往，它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病态，一种思维力和判断力混乱乃至丧失的病态。由于这种“病态”没有生理学上的症状，因而往往容易遭到忽略，还总以为别人的思维有问题，所谓“灯光不知脚下暗”。

更有意思的是，思维器官和感受器官界线的混淆，看上去很文学似的，或者说，我们的语言思维就是属于“文学”的，这太好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的思维惯性，在外部世界事物和语言变化面前无力应对的结果。正因为两种器官功能的界线混乱，导致随便什么混账逻辑和语言渣滓，都能轻易攻陷我们思维的高地。“文学”对情感或世界的呈现，必须通过语言。当语言混乱不堪，从而导致情感和意义无法传递的时候，我们必须及时求助于大脑思维的支持。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脑却宣布罢工。于是我们“心里乱糟糟的”；于是我们就用“中国逻辑”取代“逻辑”；于是我们就将垃圾视为珍宝。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囚禁的文学的时候，我们不断在讨论思辨力和判断力的原因。可见，文学的被囚禁，并不仅仅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被囚禁，更是思辨力和判断力的被囚禁，也就是语言的被囚禁。今天，我们不但需要想象的大脑，更需要判断的大脑。而意识形态控制和洗脑，加上电子技术的日益发达，正在加速人们脑残的速度，这是极其可怕的。与其说我们是在为囚笼中的文学招魂，不如说在为碎裂的语言招魂，不如说在为濒临瘫痪的大脑招魂。

【注释】

[1]乔·米·弗里德连杰尔.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M］.郭值京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