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当代中国文学向全球文化中心挺进的可能性,试图将卡通版“国家吉祥物”式的作家,推到国际文学博览会上去。而我却想起了另一个看似游离实则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代汉语文学内部的“边疆想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移动速度越来越快,边疆开发速度也在急剧加速。地理上的边疆离我们越来越近,面目越来越清晰;想象中的边疆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面目越来越模糊。在科技发展规划和新闻媒介的叙事之中,鬼魅神奇的边疆世界正在消失,一切都变得清晰透明。但这并不是事物发展的终点,近年来,重新叙述边疆世界的欲望被再度激活,它点缀了现代物质生活叙述的单一格调,同时也诱发了一种让人从现代文明中心抽身而去的冲动。
当代汉语文学作品中的“边疆想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我将对这三个阶段进行粗略的命名和简单的勾勒:第一个阶段是“前27年”所谓的“审美化叙事”阶段。这种想象方式,过滤了边疆文化中的神秘因素,通过世俗化的美学叙述,使边疆直接进入日常生活。它们的叙事原点或者逻辑起点无疑发生在文化中心,并带有集体化的叙事风格。首先,它撇开原有的文化总体性和叙事逻辑,重新设定新的文化总体性和叙事逻辑。在这一前提下,对边疆的花草树木、山水荒漠进行“二度叙事”,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美学和行政管理学合二为一的新型词语系统和想象方式。
大雁落脚的地方草美花香,澜沧江边的芦笙恋歌,蝴蝶泉边梳妆的美女,吊脚楼里的姑娘,乌苏里江上的渔歌,天山下姑娘的曼妙舞姿,草原上洁白的羊群,蒙古包里的马头琴,雪山下的哈达与青稞,西南边疆的绣片和蜡染……通过修辞想象,美的自然、美的姑娘、美的爱情这种“天人合一”的神话,与建设边疆、无私奉献的现实律令浑然一体,既是命令,也是诱惑。这是一串神奇的词语,把人们勾引到遥远的边疆。作为边疆想象的修辞系统,它既融进了我们思维的词汇库,也有效地占据了我们的想象空间。(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批青年源源不断地奔赴祖国美丽的边疆,像朝圣一样。这既是对边疆美学想象的投奔,也是一种现代道德神圣化的剃度和受戒。 然而,对边疆审美想象的激情,被疲劳、饥饿、恐惧等各种伤害经验所取代;对边疆真实生活的拥抱和爱恋,被对亲人的相思经验所击垮。最终,到70年代中后期,在抛弃边疆投奔城市的知情返城浪潮中,还俗的冲动彻底取代了道德剃度和受戒。
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的“反审美化叙事”阶段。在小说叙事探险性实验的名义之下,通过新的虚构和想象方式,重新恢复了边疆文化的鬼魅力量。这种文学叙事中的边疆想象,不再迷恋上一个阶段那种赞美诗般的修辞,而是试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还原边疆原有的风貌。早期有王蒙笔下的伊犁,张贤亮笔下的河西走廊。到80年代初中期的知青文学,对荒原、沙漠、草地、山寨、雪域的真实呈现,击碎了边疆想象的美学梦幻,解构了那个虚构的审美符号体系。80年代中后期的新潮小说和寻根小说,呈现出了边疆文化特殊的鬼魅性、原始性和残酷性,比如扎西达娃和马原笔下的西藏,张承志笔下的草地牧场,王小波笔下的西南边疆等。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想象叙事”阶段。经过近20年的世俗化运动的“洗礼”,金钱和庸常生活,耗尽了想象的冲动和生命的激情,人们再度将目光投降边疆。这一阶段的边疆,既不是纯粹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疆,也不是纯粹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祖国边疆。它是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疆,也是对敞开在物质世界面前的现实文化形态质疑的心理依据。用边疆代替家园的愿望积蓄在心头。尽管没有行政上的号召和命令,但大批背包族自发地行走在通往边疆的朝圣之路上。它们与其说是在旅游,不如说是在响应遥远的召唤。边疆成了新的希望、洗礼和救赎的代名词。伴随着这种心理,出现了大量重新叙述边疆的小说:《狼图腾》《藏獒》《蒙古往事》《藏地密码》《走过西藏》《额尔古纳河右岸》《尘埃落定》《格萨尔王》《大地雅歌》《伏藏》,等等。这些著作不仅仅是一种边疆想象的新形式,还包含着一种移动文化地形图测绘原点的企图,并对中心的汉族文化价值构成挑战。
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文化交流不是商业贸易。在文学领域,越是边缘的越有可能成为中心。一个劲儿朝中心奔去,有可能永远是边缘。贸易线路图与想象地形图,有时候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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