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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揭示城市经验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眼睛家族笔记

时间:2024-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没有城市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城市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答记者问记者:作家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者,比如说到上海我们会想到张爱玲、王安忆,北京有老舍、王朔,武汉会想到池莉、方方,等等。当然,我们也期待有真正现代城市品格的城市精神的出现。所以,城市符号在一座城市中的功能和地位,与这座城市特殊的内在精神,或者说“魂”密切相关。中国文学的观念重心、审美系统的重

中国当代文学:揭示城市经验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眼睛家族笔记

没有城市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城市经验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答记者问

记者:作家是城市精神的体现者,比如说到上海我们会想到张爱玲王安忆,北京有老舍、王朔,武汉会想到池莉、方方,等等。这批作家中的王安忆、王朔、方方、池莉等,写的并不是当下的城市,或者说即使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过同时期的城市,近些年的创作看似跟当下的城市甚为隔膜,或许正因为隔膜,他们普遍运用往后看的视角,写过去的都市印象。另一方面,也有作家像慕容雪村,及早先的卫慧、棉棉等,写同时期的城市成都、上海等,但在他们笔下体现出来的城市面貌是单向度的,在他们看来,所谓城市也就是罪恶、阴暗、欲望等的化身,而且一写到都市,他们几乎不约而同都采用了这种单向度的妖魔化写法手法。(如果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城市持一种批判精神,或许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会对身居其中的城市提出了浅层的批评,却少有像波德莱尔、本雅明等那样对此做真正的反思,且从物质、精神层面上讲都无一例外享受着都市带来的种种好处)对这两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柠:中国看上去好像有很多城市,但那是城市吗?它有“市”吗?它那是城堡!古老的军事政治城堡,而不是“城市”。它的诞生不是因为市场契约和贸易,而是政治需要。它的城市精神不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公共生活,而是各种权力使然。因此,中国人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和城市文化还很陌生,对乡村和乡土文化当然是很熟悉了。正因为陌生,所以才疏远它,拒绝它,逃避它。一些作家,躲在闹市区里,终生写着一个记忆之中的乡下梦。为什么会这样?难道除了“记忆”功能之外,其他的感官全部坏死?中国人习惯于农业文明的“熟人社会”,只跟熟悉的人和事物打交道,而面对陌生人就紧张、排斥、逃避,对陌生的东西有天然敌意。而城市正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陌生的景物、街道、商品、人群、眼神、表情,都是你不曾见过的。要捕捉城市,首先要善于面对这些陌生的新奇事物。比如在街上遇见一位陌生的姑娘,应该直接描写她的衣裙、眼神、表情,而不是首先将她变成熟悉的东西:一朵丁香,一棵草,一只小蜜蜂,这些描述和比喻的词语体系,还是那些农业文明中的动植物。对照波德莱尔写于1860年的诗《致一位交臂而过的妇人》和戴望舒写于1927年的《雨巷》就很清楚。

作家应该是一个天真好奇的人,一个对任何东西都抱有疑问的人。对任何东西的好奇和疑问,成了作家创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城市的、乡村的、石头的、泥土的,他们都无所谓,或者说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能够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当一位作家的思维成了道德家的思维或者政治家的思维时,作家所描写和表达的对象就会越来越狭隘。比如先入为主的判断:乡村好城市不好,或者城市好乡村不好;比如,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也不能落伍,等等。一般而言,许多人都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认为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是“罪恶”的、不道德的。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不应该是文学所为。如果作家是一位天真好奇的、有疑问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对他身处其中的城市视而不见,也不会故意妖魔化一座城市,而是应该真正与它相遇,观察它,熟悉它。把城市当作“主人公”来写,中国作家尚未起步。当然,我们也期待有真正现代城市品格的城市精神的出现。

记者:另一个事实是,也有不少作家在写都市,这是都市化进程必然会出现的写作现象。但读他们的作品会发现,无论是写北京、写上海、写广州,他们都会写到都市里的摩天大厦、霓虹彩灯等符号……或许只有某一些地标名、街道名能让人辨认出他们写的是哪一座城市,除此以外他们笔下的城市是可以任意置换的。联系到老舍、陆文夫等作家,正是因为对北京、苏州等城市的传神描写,为读者深深铭记。且作家与城市之间体现出一种不能割舍的精神链接。当下,这样的情形,已不复可见。在您看来,这到底是因为在后现代背景下城市同质化,越来越没特色之故,还是作家对自己生长于其间的城市越来越缺少深入的认知和体验?对此又有何建议?

张柠:摩天大楼霓虹灯金融街、酒吧区、各种娱乐场所,等等,的确是城市的标识,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些东西,而且大致类似。但是,这些东西在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这就是每一座城市不相同的原因。比如,同样是金融区的外滩陆家嘴,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相反,北京的金融街就很冷清,基本上是个摆设,因为北京只有一个中心紫禁城,因此金融街就不可能成为中心。在什刹海这个所谓时尚消费区,酒吧里的国际友人旁边,往往有很多穿三角裤的老头在海子里爬上爬下地游泳,景象十分奇异。所以,城市符号在一座城市中的功能和地位,与这座城市特殊的内在精神,或者说“魂”密切相关。一座城市的“魂”究竟是什么,是需要仔细琢磨的,需要侦探一样的心灵。当你抓住了一座城市的“魂”时,一切都活起来了。这种工作往往需要作家来做。就像巴尔扎克之于巴黎狄更斯之于伦敦,果戈里之于彼得堡一样。

通俗的城市小说的写法,往往是采用“风俗画”的方式,用“散点透视”的技巧将城市展示出来,就像《清明上河图》和《南都繁绘图卷》那样。张恨水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很适合拍成电视剧。而“焦点透视法”最适合写出一座城市的“魂”,老舍的描写技巧当然是以“焦点透视法”为主的。这完全是一种现代的观察和描写技巧。老舍的确抓住了北京的“魂”即四合院文化(宫廷文化的延伸部分)这种与他有着深刻精神关联的东西。但要知道,他们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如今四合院基本上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无关,或者变成了大杂院。活生生的四合院文化成了文化摆设,仅供参观的文化遗产。面对貌似相同的城市如何写,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服装大致相似,其实每一个人是不一样。当你把你居住的城市当成一个“主角”来写的时候,那就完全部一样了。这与其说跟“后现代”有关,不如说与作家的素质有关。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我们的作家尽管在城市生活,都普遍面对一个认知经验失效的问题。究其因在于,对都市化进程这一正在席卷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感受方式和想象图景的现实,我们的文学,包括理论批评界和作家们都没有充分的准备。真正“在”城市,从城市的内部去看、去想,这在我们的文学中没有形成传统。中国文学的观念重心、审美系统的重心至今也没有完成向都市的转移。如果引进一个参照系:茅盾、老舍他们的写作无关城市化进程,但他们笔下的上海、北京,至今看来都写得非常成功。两相对照这种提法似乎也并不成立。您怎么看?

张柠:对城市的认知,不能靠书斋里的想象,而是要浸身于其中、混迹于其中,而且乐此不疲。对这种认知的捕捉和表达,也需要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写了几年就人为地中止它是不成的。现代城市,作为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使人不知所措。传统的抒情性的风格无疑是不能再用了,剩下来的就是历史叙事(所谓“史诗般的”)的技术。这些技巧对真正的城市生活不合适。只有城市暴动题材可能用得上史诗般的叙事技巧,如雨果笔下的街垒战。《三家巷》上半部市民生活写得比较好,下半部城市暴动写得很糟。

市民与农民完全不同。乡土社会中的农民之间是道德关系,它强调善恶,强调个人人格的完整性,所以很容易与史诗扯到一起。城市社会中的市民之间是契约关系,它强调的是守约与毁约。只要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完成了,一次交换就算结束了。如果两人的契约是一件犯罪的事,于是就出现了现代侦探小说(“爱伦·坡式的”而不是“柯南道尔式的”)。一般而言,市民生活都是由一些细小叙事构成的,这些生活的细节,就像一种完成了的生活一样令人不安。对这些细节的敏感,构成了城市写作的开端。(www.xing528.com)

老舍、茅盾他们,上海的新感觉派作家,当然还有张爱玲、苏青等,都可以算是写城市的作家。茅盾比较极端,他一开始就用霓虹灯、口红和裸露的大腿(城市),宣告了吴老太爷(乡村)的死刑。老舍写得较多的是四合院,四合院就是一个小村落,人际关系还是村级的,胡同里的王大妈也就像村委会主任。即便如此,这一传统很快就被人为地中止了。1976年至1985年是一个转换时期,期间的波折也是一言难尽。直到80年代中期新潮小说兴起,才出现了直面城市生活的短篇小说,如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王朔、孙甘露等。尽管是一次不起眼的操练,但在当时足以构成一道风景。但此后便销声匿迹。我原以为,7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能够开始真正面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经验,能够捕捉它、描写它,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差。

记者:如果说五○、六○、七○后这些代际的作家,因为各种原因,创作侧重书写乡土经验,即使写到都市,也难脱乡土情结;那么,为什么都市在可以说是与城市化进程同步成长的八零、九零后作家那里,也鲜有体现?他们似乎更热衷去写玄幻、穿越、盗墓之类的题材。相比之下,日本的八零后作家,比如青山七惠、金原瞳、绵矢丽莎等,多以东京作为故事背景,且被普遍认为写出了这座城市,甚至是日本当下社会的精神本质,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柠:八○后、九○后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虚拟世界,真实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好像不存在似的。他们在虚拟世界里(BBS、QQ、MGN)像话痨一样,真正面对面了,却一句话也没有。他们沉浸在游戏软件的想象世界,而不愿意与别人对视。如果说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的话,那么,北京的老四合院、上海的老弄堂、广州的老骑楼,还都不是标准的城市形态,其中的人际交往方式还有农业文明的遗痕。而现代城市的写字楼、公寓,那才真正是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世界。面对这个陌生人的世界,真正的交流才越发显得重要。现代小说正是为了现代城市的孤独而诞生的。

文学创作,是一种最深切的交流。没有这种“深切交流”的冲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那些玄幻的把戏、盗墓的伎俩,他们自己都玩腻了,于是不断“创新”,就像商品更新换代、杀毒软件天天升级一样,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平面上展开。你说的日本青年一代作家的小说我没读过。但我想这很正常。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不愿意跟随文化泡沫狂奔的人。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对人类的优秀思维传统保持一丝敬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会写出那种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产生交流冲动的作品。

记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要说作家普遍存在对城市的漠视,并不恰当。恰恰相反,当下不少城市都掀起了挖掘本地历史人文的热潮,就拿上海来说,前些年盛行怀旧风,近年,作家介绍海派文化、上海掌故的文章、书籍更是层出不穷。他们或许对上海的某个侧面做了或深或浅的解读,但给人的印象是碎片化的,而且写到此种特色也是言必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当下上海的解读常常是浮光掠影的,更上升不到体现上海这座城市精神、魂魄的高度。您怎么看?

张柠:在当代作家中,能够有意识地将城市当作描写的主角的作家并不多,而且开始关注的时间也不长,再加上纸质媒介遭遇网络媒介的挤压、影像文化的冲击等多种原因,导致了当代城市文学总体上不能与30年代的上海相比。城市的病症是“孤独”,城市的好处是“自由”,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蜂拥而至。尽管城市里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不能横着走要靠右行,不能大声嚷嚷,不能随地吐痰,要认识字,等等。但城市的灵魂却是自由的。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城市,不可能产生什么真正好的文艺作品,而且需要一定的延续性。否则,就算你用金子铺在街道上,也不过时一种暴发户的嘴脸。如果说城市还有魂魄的话,那就是自由。最早远走他乡的农民,都是一些道德叛逆智力超群的人,是城市接纳了他们,条件是你能干什么?需要什么?乡村生活是一个诞生和死亡紧密相连的永恒的生活。城市是一个远离诞生和死亡的人造的“天堂”。城市的“虚幻”之处,正是它的自由之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

记者: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说过去通常是作家的写作体现城市精神,那现在做城市代言的往往是娱乐明星。比如说到上海,我们很容易想到体育明星姚明刘翔,还有影视明星黄圣依、孙俪,在我们当下这样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去要求一个“边缘化”的作家去体现城市精神,会否是一种苛求?

张柠:如果我们用100年甚至更长的时段为观察单位,那时候的城市代言人还会是姚明、刘翔吗?刘翔的孙子的孙子不知道跑得多快了,姚明的孙子的孙子不知道长得多高了!速度和高度是进化的,精神和思维不一定是进化的,说不定还退化呢。行政思维有行政思维的道理,为了降低行政成本,总是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快的回报。在这一点上,明星文化最有效。现在说起20世纪的作家,还能数出一大串,再过几百年,恐怕也就鲁迅沈从文等了。因此,我们并不是在苛求作家去体现现代城市精神。我们不过是在说一些常识,或者在陈述一些事实,以便达到交流想法的目的。至于他们是否愿意表现现代城市精神,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谁也不能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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