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生活史：眼睛家族笔记

近30年生活史中的物质标本

回顾近30年来的与普通人日常生活相关的器物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西方引进的，都是帮助人们摆脱自然状态的，都是支持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它的出现和流行，是任何抽象的、高深的思想都无法抵挡的。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西洋器物，比如洋碱（肥皂取代皂角）、洋油（煤油取代菜油或豆油）、洋火（火柴取代火石）、洋布（机织布取代手工织布）等，迅速传入中国。由于它势不可挡且充满感官诱惑，所以出现了“中体西用”的口号，意思是：用人家的东西，想自己的事情，脑子不能被那些玩意儿控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传入了蒸汽机、电灯、自行车、汽车、电报、电话、留声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前提，正是对中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与现代文明成果脱轨的自然状态的不满。从“打土豪，分田地”的物权变革，到“土豆烧牛肉”的餐桌想象，再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子梦，都是革命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之后，文明成果的享用也是分等级的，电话、电灯、收音机、沙发、汽车，只有在一定级别的“公家”场所才能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目睹了一个现代器物逐步进入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器物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发现背后隐藏的精神性内涵，以及这些东西对人的解放和限制的功能。

沙发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歌颂自然，歌颂农耕文明，歌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诗性幻觉。实际上自然一直在伤害我们，不断地吸取我们的身体能量，而且不给我们应有的待遇。我们以为坐在草地上很舒服，其实它潮湿污浊。我们以为睡在稻草上很舒服，其实它也是臭虫和虱子的巢穴。之所以我们依然感到舒服，那是因为我们太疲劳了，只好将就。尽管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著名的拉斐尔前派画家和家具设计师）沙发圈椅在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就出现了，但对于普通的中国农民工人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来也没有好好坐过和睡过（不考虑上等人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初期，沙发椅和沙发床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件具有革命性的事件。当时的沙发样子很难看，但舒服感却是前所未有的。它能在不躺下的情况下，让人的腿、臀、腰、背、脖子等各个部位都充分休息，既恢复了能量、储存了体力，还保持了尊严，的确是一件功德无量且姗姗来迟的文明。但是，它从此唤醒了身体对享乐的渴望，与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价值观念相悖。这或许就是今天的人越来越懒惰的根源。与此同时，它在家庭的地位直线上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饭桌是家庭的中心，它取代了传统厅堂的香几（神龛）。80年代，沙发成了家庭的中心，取代了饭桌的地位。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比吃还要重要，何况斜坐在沙发上也能够间接降低能耗，节约粮食。到了90年代，家庭的中心被一种新的器物：电视机所取代，全家人都围在电视机边。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不怎么看电视了，电脑成了中心摆设。但由于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难以构成“中心”那种宏大的感觉，可以放在书桌和床上，因此今天的家庭摆设越来越趋向于无中心。

方便面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尽管经常为吃发愁，但吃的滋味和感觉还是有的。因为农民的生活在丰盛和匮乏之间来回摇摆，在日常生活和节日生活之间摇摆，肠胃在长时间的饥饿和短暂的暴食暴饮之间摇摆。因此食物经验是一种熟悉的经验，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更不是器物。方便面就不同了，它是一种以食物的形态出现的现代器物。方便面出现在粮票和肉票即将取消的20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的年代，方便面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营养和更好的味道，却能够风行一时。由此推断，方便面发明的动因无疑不是为了吃，而是另有所图。据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提供的资料，2005年中国人吃掉了430亿包方便面（人均33包）。消费者主要是非常忙碌的人和没有条件做饭的人（比如进城的农民工和青年白领）。方便面与其说是一种补充能量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节约时间的物品，功能与交通工具和化学催化剂差不多。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节约时间就是节约金钱。与此相悖的是，越是没有时间的人就越是吃方便面，越是吃方便面的人就越没有钱。方便面的另一特征是，除了碳水化合物之外，所有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脂肪、蛋白质、维生素，都被解构成了相似的糊糊和粉末，它制造了一种既在吃“土豆烧牛肉”，又在忙碌地挣钱的幸福幻觉，实际上是一种面条加粉末酱包加水的生活。方便面（包括汉堡、可乐、薯条等）于是成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象征之一。(www.xing528.com)

自行车　远距离移动而导致的疲惫不堪，是我童年时代诸多的苦恼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上百里地拔腿便走，双腿肿胀和脚板起泡是常有的事情，以至于到乡间去看望自己的老奶奶都成了一个负担。所以童话中的飞毯，巫婆的那把能飞行的扫把都是令人神往的意象。自由的基本内容，首先就是能够快速地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我为什么不能呢？自行车最早出现在1790年的巴黎，1868传到了上海，1897年出现在北京街头。最初无疑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到了20世纪40年代，汉奸别动队和敌后武工队配备了这个装置，50年代和60年代，公社书记和城市干部才能享用。自行车的普及大致是70年代左右的事情，当时的自行车是姑娘出嫁的一个重要筹码。自行车在降低身体能量消耗的前提下快速移动，并且扩大了行动空间，对于身体能量入不敷出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惬意的事情。今天，人们的移动速度越来越快，汽车也正在普及，每天看见那么多的小轿车在飞速奔驰，赶回家看电视娱乐节目、打麻将。人们已经成了汽车的附属品，越来越不愿意用双脚走路了，除非专门的旅行和“爆走族”。人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无聊。

电视机和电脑　电子时代器物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它的负面效应却是隐蔽的，我们已经被它牢牢控制了。我们似乎越来越自由，像广告说的那样：“有信号就有希望”，仿佛没有信号就没有希望了。交通工具由自行车变成汽车，不过是说明我们的双腿越来越长，走得越来越快，实现了“飞毛腿”的梦想。许多现代器物，都是人体器官的延伸，但它的终极目的就是要让人体器官闲置乃至退化。电视，综合了收音机、电影（舞台和生活场景的再现）等各类观看媒介。它把人封闭在客厅里，制造一种自由行动的一种假相。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情。新世纪以来，电脑进入了家庭，它不是置换人的双腿和其他器官，而是置换人脑或者神经中枢。电脑和电视结合在一起，控制了老中青三代，制造了一种五彩缤纷的幻觉。在各类电子产品已经变成我们的身体附件，或者反过来，我们的身体已经紧紧依附在各类电子产品之上。就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交流、传播和表达的媒介而言，我们仿佛有了过剩的自由。高科技产生的器物越来越成了禁锢我们自由的异化力量。电脑正在代替我们表达、演算、记忆。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面前，我们正面临脑瘫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