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战时办学的标本

西南联大是战时办学的标本

西南联合大学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佳话，专家有诸多研究专著问世，无须我再饶舌。在讨论西南联大意义的时候，一般公众最喜欢的方式，就是像仓库管理员盘点一样，列举著名人物的清单，比如出现了多少名人，多少诺贝尔奖金得主，多少院士，等等。这种列举法固然很有效果，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列举出来的，比如它的自由学风、民主精神、专家治校等传统。更重要的是，那些名人的成才，尽管与西南联大的启蒙教育相关，但我想，它更与老北大、清华、南开的人文传统密切相关。联大的老师和管理者，都是这三所学校去的，西南联大不过是“五四”传统的西南边陲的再一次操练，所以不要把什么功劳都归结到西南联大去。西南联大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创立了一种战时办学的模式，既保持了老学校优良的启蒙传统和人文精神，又有战争时期的应急措施和办学模式。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西南联大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善行（这是战争时期所有人共有的特点），通过行走开始真正接触民间。由学生和少数老师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到昆明3 500里路程，拔腿便走，一走就是三个多月。国难时期，他们将流亡、学习和采风结合在一起，在闻一多先生带领下，一路走还一路学习、工作，吃苦耐劳精神令人感动。我第一次接触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是多年前在图书馆翻阅到一本1946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的小册子，叫《西南采风录》。这是西南联大教育系学生刘兆吉在长沙到昆明途中收集的民歌结集，有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序言。据说这一次采集的民间歌谣达2 000多首（这些民谣如今下落不明），得到了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赞赏，但印出来的却只有70多首。朱自清在序言中说，有些歌谣“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朱自清的序言写于1939年，书稿出版是1946年，删除者无疑不是出版社，而是编者自己。这不过是孔子“删诗传统”的现代延续而已，与当年北大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观念相比，西南联大人就显得有点保守了。(www.xing528.com)

西南联大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浓烈，这与当时民族和国家危难的局势相关。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联合大学“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接着他谈到西南联大值得纪念的四条理由依次是：一、联大“与抗战相始终”，是民族救亡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二、三位校长合作愉快，一改文人相轻的传统陋习，“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三、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弘扬民主的办学精神；四、结束“南渡”重返中原，不仅仅是学校的荣耀，也是民族的荣耀，“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冯友兰纪念碑文已经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意义说得非常清楚。讨论西南联大的意义必须将它与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不要抽象讨论问题，或者将什么东西都往“西南联大”这个筐子里装。西南联大的基本意义在于战时特殊时期的办学模式，以及它在保持大学原有的传统中所做的努力。如果还要往深处思考的话，就是西南联大为“五四”知识分子接触民间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渠道，让他们再一次发现了文明传承的民间根基，以及理想化的文化模式之虚妄。倘若单纯讨论大学的意义，还不如直接去研究传统的北大和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