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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恋母情结与重拍经典:《眼睛家族笔记》带来的危险

时间:2024-05-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文化恋母情结和重拍经典的危险近二十多年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拍成影视作品这件事,一直是公众热衷的话题,从首拍到重拍,从拍电影到拍电视,每一次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罕见的能够细读、甚至可以反复重读的作品。它隐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秘密,它是中国人对命运理解的一个密码箱,从而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精神栖息场所,也是中国人“文化恋母情结”的语言表征。

文化恋母情结与重拍经典:《眼睛家族笔记》带来的危险

文化恋母情结和重拍经典的危险

近二十多年来,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拍成影视作品这件事,一直是公众热衷的话题,从首拍到重拍,从拍电影到拍电视,每一次都会引起不小的骚动。最近,新版《红楼》和《三国》的播出,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我发现,公众舆论有一种“旧的都好,新的都差”的偏向,这是对商品时代疯狂追求“新奇”的市场逻辑的报复。商品总是通过新奇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来诱惑消费者,导致公众产生“厌新症”。同时,在“旧”和“新”中二选一,并且坚持选旧的,不动脑子也有50%的胜算。这种开关思维已成定势。

我的《历史剧要摆脱“演义思维”》一文,因批评旧版《三国》支持新版《三国》,在网络上招致疯狂的“板砖”。但我并不因此改变看法,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艺术判断。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可以搞民主,审美趣味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它就是独断的。现在我批评新“红楼”,也不因为网上一片批评声,同样是我自己的艺术判断。新版“红楼”的确有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念旧版“红楼”。网民们这样总结新版“红楼”:“声音像复读机,表演像木偶剧,背景音乐像鬼片。”这种民谣式的总结很精彩,也容易传播。但批评应该建立在分析而不是猜测的基础上。

举一个例子吧。新“红楼”将“芦雪庭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那场戏演成了一场闹剧。这场戏本来应该像“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一样,是《红楼梦》中的经典场面,也是传统诗歌文体、对小说这种新兴的俗文体的怀疑和调解,因而俗中取雅、闹中见静,分中显合。“争联即兴诗”是一个统摄的场景,统摄之下是姐妹们个性的展开。每个人的诗句自不相同,这是曹雪芹的本事,演员表演也应该像诗句一样不能雷同。新“红楼”却把这场戏拍成了一个饭局,充满了恶俗的笑声,与吟诗之雅完全不相干。史湘云可以狂笑,薛宝琴可以大笑,黛玉、宝钗、李纨们则不可以狂笑和大笑。而且每一个人的笑,都应该是不同个性的显现。同时,笑闹不可压倒吟诗之雅的总体氛围,更不可显露出丫鬟德行。吟诗之前的那个吃肉的场面,没有见到“锦心绣口”,倒是像“驴友”在野外吃烧烤。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年轻演员的思维中充满了“拷贝文化”的痕迹,完全是一个“空心人”,无法演出艺术个性,而是彼此雷同,相互抄袭。(www.xing528.com)

四大名著中最难拍摄和表演的就是《红楼梦》。与其他几部小说相比,《红楼梦》不是“三国”的历史演义,不是“水浒”的兄弟故事,不是“西游”的传奇,而是一个空空道人的幻梦,仿佛一个偈语、一个箴言、一个卦象,或者说是一个中国的命运密码系统。历史可以“演义”,故事可以“表演”,传奇可以“重现”,幻梦怎么演?命运密码怎么演?光靠读两遍小说是不管用的,还要有“慧心”。所以,演员的精气神比脸蛋和身体的比例更重要。

更麻烦的是,从表面上看,曹雪芹并没有将它写成一个幻梦,而是以极端现实主义的笔调去描摹生活细节,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藏起来了,因而是一种现实主义包装下的“象征主义”或“表现主义”。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像一个符号,有其多重所指,并且包含着对终极问题的理解。这种语言形式,对每一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都构成挑战,对每一代中国人的诗性感悟力都提出了难题。因此导演应该具备良好的艺术感悟力(《红粉》和《橘子红了》等,曾证明李少红是一个优秀导演);演员表演时的控制力也同样重要。在后面这一点上,老版《红楼梦》的演员做得好一些。

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罕见的能够细读、甚至可以反复重读的作品。它隐含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秘密,它是中国人对命运理解的一个密码箱,从而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特殊的精神栖息场所,也是中国人“文化恋母情结”的语言表征。中国文人一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去读《红楼梦》,创造力一开始衰退就奔《红楼梦》去,就像回到母亲怀抱、回到家园之中那样。试想,一群人在演我们大家的“母亲”,演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结果会怎么样?怎么导、怎么演都很成问题。所以,任何人去重拍、重演“四大名著”这些文学经典,都要冒大风险。也正因为如此,它依然有重新演绎和诠释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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