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招魂：挽救还是荒谬？

科举应该被招魂吗？

向后看的招魂者

废除科举事件过去了整整100年。1905年，西太后一声令下，持续了1 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一命呜呼。近几年，为科举制度招魂的呼号声四起，并且是打着“现代理性”的名义。呼号的声音主要来自学院里的教授，还有一些海外汉学家和华裔学者。这种所谓的“理性”思维，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孔乙己》等文学作品中那些因封建科举制度而产生的刻骨铭心的“创伤性经验”视为没有史实根据的虚构和想象，呼吁青年人不要听信那种蛊惑人心的言辞，而要相信“历史”，要客观、理性地评价科举制度，要重新叙述“历史”。总之，他们认为科举制度还是很好的；至于封建社会的弊端，“没有科举制度，它也照样存在”云云。按照这种思路，帝制和文言要不要废除，乃至近代启蒙运动是否合理，都是疑问。

究其本源，疑问并不来自所要评价的对象，而是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性冲动。现实批判的视角和依据，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这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千古难题。有向后看的复古思维，有向前看的历史进化思维（这两者都是线形历史时间观念和社会乌托邦理念的表现），也有咬住自己尾巴的循环时间的思维（比如，东方哲学和基督教末世论的时间观）。现代理性正是建立在线形历史时间观基础上的。因此，“现在不好过去很好”或者“现在不好将来很好”，就成了批判的根据。

那么，科举制度究竟好还是不好呢？张九龄、柳宗元、王安石、徐光启等少数被皇帝看中的科举成功人士，或许会说科举制度的好；相反，李时珍、吴敬梓、蒲松龄、曹雪芹等没有被皇帝看中的人，就不一定会说好（至于千千万万被科举制度拒之门外的农民子弟，连说好说坏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发疯一条路）。我们究竟听谁的？有人认为，谁的也不要听，要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向后看），那就是看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连续性和稳固性，以及相应的文化传承关系。

胡适认为科举制度“以客观的标准和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同时也是保持中国两千年来的统一安定的力量……不是完全失败的制度。”钱穆则说科举“有种种缺陷，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竞奔，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胡适美化科举制度，认为它很公平，打破了阶级等级，农民的子女也可以官至宰相；钱穆认为科举的弊端只要改良一下就成，他似乎准备把民国以来的种种社会弊端归结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既然封建社会的弊端不能归咎于科举的存在，那么现代社会的弊端就能归咎于科举的废除吗？

倒是蔡元培的看法比较暧昧，因此也很有创意。他认为科举制度和腐败的封建社会同归于尽，属于正常现象，就好比一个人感染了恶性病毒，所有的器官都将毁坏一样；科举制度正是“随社会之进化而忽成废物”的。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制度是孤立存在的。科举制度是封建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毒瘤和封建主义僵尸是捆绑在一起的。那种试图把僵尸抛弃，将毒瘤保存的想法十分天真。作为一种“废物”的科举制当然没有彻底地被扫除，它残存在民族记忆的角落，像一堆被废弃的垃圾，但也经常会被人翻出来。今天的科举制度的招魂者，倒是像一群面目可疑的“绿党”——他们将陈年的老垃圾重新翻出来，整理一遍，试图“变废为宝”。

科举制度就是选官制度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科举制度”本质上不是一种“教育制度”，而是一种“选官制度”。中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特别发达，足以让国外历史学家目瞪口呆。我们历史上曾经历了“禅让制”“世袭制”“举察-征辟制”，最后到“科举制”。每一种制度都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宫廷政治的产物，更是一套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游戏规则，它属于政治学范畴，不要简单地将它纳入教育和文化范畴。

权力成了中国人唯一的兴奋点。“修身”（学习经典和礼仪）是为了管理家族和家政；“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一切都与权力相关。并不是中国人天生就迷恋权力，而是社会结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自古华山一条路”。科举制度是中国农民或平民，摆脱沉重劳役的唯一途径。只有摆脱了农耕生产的苦役和低下的等级，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中国乡村传统所提倡的“耕读传家”（像《三字经》中所教导的“锄带经，牧编简”），作为农耕文化内部一种假想的内容，其本意在于自我教化、自我反省，其目的在于“农耕”（劳动）与“读书”（修身）相得益彰，身体运动与大脑运动相互支持——读书和思考是与先贤乃至上帝的对话，劳作是身体能量与自然能量的交换。这一带有社会乌托邦色彩的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有一点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意思。但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并不是这样。农民阶层口头上被抬得很高，仅次于“士”阶层，真实地位却非常低下。为了“入仕”，他们只好“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负薪挂角”。这些故事鼓动农家孩子参与激烈而残酷的科举考试竞争。他们的行为与其说是在摆脱劳役的枷锁，不如说是在参与新枷锁的制造，使一种权力争夺的恶性循环得以延续。(www.xing528.com)

向上流动的科举考试制度，成了改变身份等级唯一的正途。当然还有一条歪门邪道、黑道，那就是占山为王、揭竿而起，走迂回自救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迅速摆脱科举那种条费时费力的艰辛，直接进入权力的顶层（比如刘邦、朱元璋），至少也能招安（比如梁山好汉）而成为高层权力的直接附庸。

总之，无论哪一条路，都是向上爬的路，爬向权力的塔尖。爬“上去”的目的是为了更气派更荣耀地“下来”，上下是一体的。上面少数权贵和下面多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稳固而又奇异的镜像关系。他们互相折磨、相互依赖，像一对冤家一样。这就是权力的日常生活化，或者说是日常生活的泛权力化。至于那些停留在中途，既不走正途，也不走黑道的人就永远抬不起头。经商者除非买官或“捐生”，否则不算正途。因此，单纯的“富”并不算什么，还得“贵”，也就是成为官僚。今天的商人依然有买官的习惯。

科举考试就这样成了一种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勾当，其特点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最终演化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柔性的“阴谋文化”。但是，权力（政治、经济）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到了明代末年，考试依然如期举行，但人口已经增长了两倍（明初洪武二十六年约7千多万，明末崇祯三年达到了1亿9千多万）。科举取士名额大约占考生的1/30（今天的高考录取名额约占考生的1/3）。因此，皇帝每三年恩赐一回的状元、榜眼、探花和其他进士的名额，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科举之途越来越艰难，不少人中途夭折。如果不去另谋出路，就只能变成遭人鄙弃的穷酸书生——文不能入仕，武不能耕种。《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就是这些人。有门路的人当然是另择道路，于是就出现了“弃儒就贾” “儒商互动”的局面（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考证）。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在明代就已经开始病入膏肓，清人不过是科举死亡通知书的签发者。

科举教育和政治修辞学

读书是为了做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官僚，人人都想成为“劳心者”、管理者，也就是农民们所心仪的“人上人”。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无法分别对待。“选官”和“教育”两者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中国所独特的“科举教育”体系。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制度，既吞噬了教育的独立性，比如独立人格的培养；也扰乱了知识传播的纯粹性，比如个人对外部世界认知的智慧。同时，随着权力资源的逐渐匮乏，这种教育制度对个人的索取太多、回报太少，结果恰恰是培养了一种或冷漠或自私或猥琐的人格形态。

因“选官考试”需要而产生的教育，既不是贵族（古典）时代的神圣教育，也不是近代的世俗（平民）教育，只是一种广义的文学教育（包括文史哲），所有的人都想成为宫廷文学家、桂冠诗人。三年一次的大考，时间有的是。他们四处游历，吟诗作对，饮酒酬唱，皇帝来了对皇帝唱，妓女来了对妓女唱。

但在这种“全民文学”的局面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哈贝马斯所说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文学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才子与宫廷异端通奸的产物，它瓦解了宫廷政治的单一性和严酷性，因此具有了批判效果。而我们这里所见到的，只是农民才子和宫廷政治高度合一的情形——朝廷官员就是农民才子，农民才子就是预备官员。“文学教育”是宫廷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批判性毫无关系。同时，科举教育这种广义的文学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还不一样。今天的文学教育分科，是考入大学之后的事情。此前，他们在中学期间，已经完成了基本的科学理性的启蒙训练，也就是学习了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和逻辑学常识。然而，科举制度及其广义的文学教育，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禁区——“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未知生，焉知死”。它只关注社会内部的秩序和礼仪。它不传授古典知识的信仰体系（宗教神学），它只相信王道——对所谓“三代”的乌托邦幻想，和它运用于此时此地的可能性。它也不传授近代知识的认知体系（科学技术），只相信统治集团对已有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因此，这种教育，既不完全是神圣的，也不完全是世俗的，两边不搭界，因而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教育体系。它的知识，只能是属于一种“政治修辞学”。如果说它具有什么“伦理学”性质，那也只能是一种“政治化的伦理学”。实际上就是耍嘴皮子，耍得最漂亮的就是朝廷栋梁、鸿儒大家，可以载入史册。因此，政治修辞学对个人思维的高雅性的要求，对言论的诗性的要求，对行为举止的合法性的要求非常苛刻。你自己都不想好、说好、做好，怎么去整别人呢？

政治修辞学的目的，就是要让一切知识都变成朝廷的政治管理知识。它能够充分体现一个人的幻想、抒情、雄辩能力，也就是能够充分发挥言语修辞学的控制能力（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所谓的知识体系成功地控制中国农民几千年。至于其他人，比如奸商、盗贼、土匪、起义者（陈胜吴广、绿林赤眉、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正如元好问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说得好听是一时的，最后的结果在那里，你骗谁呀！中国历史反复的大变动（除外族入侵），多与政治修辞学失效相关。

一些事后诸葛亮，特别关心的是科举制度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试图将文化的断裂和衰败归咎于“废除科举”。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中国文化靠什么在传承呢？科举这样一种“选官制度”究竟能够传承什么文化呢？只能是一种“官商合一”“儒商合一”“官儒合一”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有着儒（知识）和商（财富）的假相，骨子里是权力和政治的文化，一种政治修辞学、权力修辞学。于是，教育可以变成政治，经济也可以变成政治。一切都可以变成政治。这种泛政治、泛权力的文化至今阴魂不散，还引来了一批招魂者。

农村有一些妇女，孩子病了不是去看医生，而是去招魂。这种招魂术非常简单，母亲或奶奶在外边呼喊——儿呀，天黑了，回来吧，看见山就爬过来，看见水就游过来，看见沟就跳过来；奶奶或母亲抱着孩子在屋里回应——回来了，回来了！孩子的病好了，就说魂魄被招回来了，否则就说魂魄被阴间收去了。至于这种招魂术是否真的能够将孩子丢失的魂魄招回来，她们一点把握也没有，只能听天由命。其实她们也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愿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