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财富观念：财富越多越好与大同思想的冲突

中国人的财富观念

一般人都会认为财富越多越好。中国民间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可见积累财富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否则，活着就没有安全感。从古至今，人们都在通过各种手段积攒财富：占有很多田产和奴隶，将金银珠宝装在瓦罐子里东埋西藏，存折和信用卡经常更改密码，设法将已经占有的财富保值，拖欠民工工资，炒股，洗钱……

据说中国上古的尧、舜、禹时代，也就是《礼记·礼运》中所说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人们的财富观念很淡泊，思想境界似乎很高。“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对于财富，如果不是担心丢弃在地上而浪费资源，那么谁也不会把它搬到自己家里去。孔子感叹那样一个美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时代是“小康之世”，大家都变得很自私，一门心思积累个人财富，没有人关注公共问题和福利经济学。因为那是一个“天下为家”的时代，天下、国家都变成了私有财富。为了防止“家天下”的财富格局遭到破坏，必须限制个人私欲的无限膨胀。于是，先贤们按照天道运行的原则，发明了一整套“礼”的规范，来维护已有的社会秩序。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就连“天下为家”的格局都没有了，以德配天的“王道”没有了，只有以“五霸”为代表的“霸道”，谁的力气大谁就当权，有枪就是草头王，说得赢就说，说不赢就打。孔子认为，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局面，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教育。上梁不正下梁歪，首先要教育君王，让他们懂得以德治国的道理，要老百姓节俭、不贪婪，自己首先要节俭、不贪婪；要老百姓守法，自己先要守法。社会出问题了，跟领导者很有关系，不要在老百姓身上找原因，所谓“《春秋》责贤”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老百姓，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在积累财富的时候，正直有德的人首先谈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糊涂人则只是谈怎么样才能增加利润，损人利己、破坏环境都在所不辞。

孔子从来也没有反对财富。在他那些被称为贤人的学生中，财政管理专家、国际贸易专家、政治家大有人在。只有颜渊，既不关注吃穿住，更不会积累财富，像个苦行僧。孔子对他偏爱有加，不仅因为他达到了仁的境界、对老师忠诚，更主要是他的身体太差，让人怜悯。只有在谈到尘世生活之外的更高理想时，孔子才会用颜渊做例子。如果颜渊对财富很感兴趣的话，孔子甚至愿意协助他（“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可怜这位对公共事务生性木讷的颜渊体弱多病，35岁就病死了，不足为戒。即使极端主义者老子也没有反对财富。他设想的“小国寡民”方案中，也十分强调财富问题：要有好吃的、穿着打扮要漂亮、每一个家庭都要有至少两室一厅的住所，最好还要有乡村俱乐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实际上没有人反对财富，认为所有的人都爱财，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人们只是对财富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方式提出质疑：为什么徭役赋税越来越重？为什么劳动者贫困，不劳动者反而富裕？为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什么原创性劳动越来越贬值，虚拟经济（或者信息经济，主要是传播小道消息）越来越吃香？人类还有没有得救的希望？人类文明史上所谓“轴心时代”的一些宏大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印度教和佛教、古希腊哲学、希伯来先知）中，都包含着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的强烈质疑成分。在此后的文明进程中，一方面是人类积累财富的技能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对文化先知所提出的质疑越来越不屑一顾。

在近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私人恶德就是公众利益。”这是18世纪的荷兰人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是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曼德维尔描写了一个充满恶行的蜜蜂王国的繁荣状况。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主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王国中，一磅贬值为一文，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举国一片萧条景象。

曼德维尔所说的恶行，主要是指传统道德禁忌中人性的缺点：贪婪、奢侈、虚荣、自私。曼德维尔认为，如果禁止这些“恶行”，社会就不能进步，财富积累就会落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贫困状态，美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如果让每一个人都充分地按照私利的原则去追求财富，才能总体上增加社会财富，才有繁荣。我们已经看到了亚当·斯密“自利最大化”理论的雏形（也有点接近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思想）。

亚当·斯密说：“个体生产者只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这样做时……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更一般的表述是：“总体收益的结果，有别于创造收益的个体意向。”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是对经济思想最具智慧的贡献。如果换成曼德维尔的表述，就是恶行产生了善的结果。资产阶级十分纳闷地想，我们只不过是想作恶、想满足个人的私欲，没想到一不小心产生了善良的结果，真是世事难料啊！香港某大亨经常在电视上发脾气，说：“我不投资了，我不剥削了，行不行？”顿时，香港舆论一片哗然，高声呼吁，你投资吧！你剥削我们吧！连“菲佣”也上街了，高叫要维护自己选择当仆人的自由权利。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德行、善等理想人格，会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仔细想想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大家都像颜渊那样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还活得很快乐，那么，搞福利经济的念头就要落空；进而，仁者又如何能快乐起来呢？孔子晚年的生活，全靠那个既善于从政，又善于做生意的学生子贡支撑。所以，孔子把女儿嫁给那个懂鸟语而且还有犯罪记录的怪才公冶长；将侄女许配给人生态度健康的南宫适，而绝不会将女儿和侄女嫁给他最喜欢的颜渊。孔子还说过，颜渊的确很有德行，但太穷。太穷的人无疑不适合当女婿，当一个道德楷模差不多。但是，孔子也绝不会将女儿嫁给一个只知道做生意、毫无德行可言的“威尼斯商人”。(www.xing528.com)

西方经济学大概过分依赖那只“看不见的手”，太重视“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问题的关注。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说：“亚当·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没有对自利的追求赋予一般意义上的优势。”他认为，西方当代经济学曲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之复杂关系的理论。亚当·斯密“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被人们忽略了。”^[1]

同情心、怜悯心、仁义、德行这些范畴，被西方理论视为文学性的表达，不能进入科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实施。这只能说明西方理论的逻辑本身有问题，而不能够说这些范畴不重要。在孔子那里，这些因素都是教育的基本内容。他试图通过诗歌和音乐教育，使人的内心能保持一种美好的情感，从而冲淡人的欲望。实际上他的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唐代开始，文学艺术就沦为科举考试的一部分，后来成了某一党派和团体的宣传工具。今天，它又成了获利、满足欲望的一种高雅方式。甚至连教育本身也成了一种商业前期投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可以据为己有的“财富”。

中国人积累财富的方式是十分独特的，主要是借公共利益的名义实现个人私利。在传统文官制度中，首先要通过学习仁义道德理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然后才有国家财政发放的“俸禄”。一般而言，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只有“俸”而没有“禄”。“俸”基本上只能满足一般性日常开支，甚至日常开支都不够。“禄”的部分则要等到真正上任之后，从地方财政中搜刮，而且这是大头。今天也是如此。那些地方小官，“俸”（工资单上的）的部分跟我们大家差不多，但“禄”（现在叫“灰色收入”）的部分却十分离谱。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一个小官僚怎么能过着奢华的生活。

公开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人，一般都遭到鄙视（等级依次为官农工学商），有时候还规定其子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秦汉以后），将通过私欲满足而积累财富的路堵死了。于是，欲望的宣泄渠道转向权力：当官，读书也是为了当官。结果导致了一种权谋文化的畸形发育。像西门庆那种人，基本上是个文盲，也不想读书做官，一门心思做生意。但他既不搞实业，也不搞贸易，主要财政来源是开妓院和赌场。他的生药铺（药店）基本上是个幌子，估计卖春药是药铺的主要经济支柱。同时，其生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勾结官府（红包搞定），也就是将权谋文化加进财富积累过程中。这都是财富积累和分配缺少制度支持的结果，也是“恶行最大化等于公众利益最大化”理论迅速盛行的文化基础。

除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特例，中国人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敢于大张旗鼓地提倡积累财富，从而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极度饥馑的饿汉形象。尽管从整体历史进程上看，这是一个迟到的进步，但也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权钱交易的黑幕、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的惨状、自然资源和环境毁灭性的破坏。

即使搁置这个绕不开的问题，我们也依然困难重重。整整这一代人，正在为了迅速积累财富而无心考虑财富之外（包括道德）的问题。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而拼命（台港人称“打拼”）。在一种极度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他们像疯狗一样满街乱窜，还扬言35岁挣够了就退休。他们害怕爱情、家庭、子女影响积累财富的进度，从而过着单身、姘居或丁克族的生活。财富的确与自由相关，但离幸福却越来越远了。这一代人的困境，是我们正在师法的西方经济和社会已经出现了的困境。有没有一种可以绕开社会伦理学的经济学？传统伦理还有没有意义？通过劳动与自然交换的财富积累是不是没有边界的？

没有谁仇视财富，但与财富相关的问题，它的积累方式和分配（流动）方式，它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却永远是一个疑问。君子贪财，这没有关系；取之无道，就出问题了。不是“财”出了问题，而是“道”出了问题。社会的整体失衡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与所有人都相关的人文主义的基本问题。

【注释】

[1]阿马蒂亚·森. 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