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启蒙运动的价值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过于迷恋“传统文化”从而美化“文化传统”，这是一些海外学者的通病。他们远离文化产生的母体，或许是为了自己文化的尊严，经常在自己的文化中挑好听的说，说着说着，就以为是真的。我们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承认中国古人思维的智慧和预见力；但我们感到有切肤之痛的并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可能集中在书本典籍里，文化传统却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镌刻在一代代人的肉体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而非民主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的，这已经成了常识。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反抗的，主要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以至于他们最终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一概深恶痛绝。鲁迅将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进而更发现了文化传统在国民心灵深处留下的难以磨灭的阿Q式阴影。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诗意”的、“乐感”的、“直觉”的、“系统”的，而不是解剖学的、工具理性的、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的。因此，在西方知识分子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会用来作为另一种参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大学里的华裔学者，正在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成为一种“普世伦理”的问题。他们津津乐道于“先秦”“原儒”。这些问题不但跟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关系不大，甚至在古代，儒家的文化理想也从来未曾得以实施。其根本原因在于，天下被私家所僭越，王道被霸道所取代。我赞成一位学界前辈的观点：传统专制主义的遗毒不肃清，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扬光大就是一句空话，传统文化也就只能在文化传统中继续鼠窜。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指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有两个支柱，一是“两税制”，一是“科举制”。前者是经济和户籍的钳制，后者是改变身份等级的唯一出路。所以，发展经济和扩大民间生存空间，都是改变专制主义的必由之路。启蒙不是空泛的理想主义说辞，它必须与社会实践和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有效。

古代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无论怎样变换手法，无论他们标榜“黄老”还是“儒术”，实际上骨子里从来就是崇尚法家和吏治。法家各派的共同特点，就是“强公室而抑私门”（孔子在鲁国当官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就是国家专制主义。在这种专制主义中，只有官僚和农民，没有中间阶层（士大夫也几乎属于官僚阶层，尽管是底层官僚）。商人出身的政治家吕不韦对此十分敏感。所以他才主张“重己”“贵生”，强调个人优先于群体和社会，反对世袭、歌颂禅让。这就是秦始皇要除掉他的根本原因，与他和太后私通没有太大关系。具有儒家思想色彩的吕不韦的干政（为帝王师）和被迫自杀，是先秦自由思想的最后一抹余光。到汉代，儒家理想主义终于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为帝王吏）。从此，中国历史上两种专制形式交叉出现，一种是儒家专制，也就是“文专制”（思想禁锢）；一种是法家专制，也就是“武专制”（刑法禁制）。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统。(www.xing528.com)

我特别不能认同钱穆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和官僚政治的辩护。钱穆认为，皇帝之所以要世袭，而不能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进行民主选举，原因在于希腊、罗马城邦很小，大家很容易走到一起来全民公决。秦汉时代的中国太大，走到一起不容易，所以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因此，世袭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我认为他的辩护远远不如董仲舒周密而有力。董仲舒成功地从理论上为皇权进行了辩护，而钱穆则像是在找借口。

事实上古代专制主义的合法性一直是一个问题。上古先贤不但德行很高，而且是通天贯地式的人物。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具有“卡里斯马”（charisma）权威的人物。五霸，七雄，直到秦始皇，他们是用权术和暴力代替“卡里斯马”。禅让制的终结，也是王权合法性的终结。后来的办法是，先用武力（霸道）取得政权，然后再用“德治”（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等）来获取合法性。意思是说，我们刘家、李家将国家治理得很好，难道还不合法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治理得很好，但在赵家和朱家没有当权之前，凭什么说我们赵家和朱家就不能治理得跟你们同样好呢？打牌也要轮流坐庄。但皇帝不这样想，直到赵家和朱家等急了，采取暴力手段抢了庄家，一个朝代才宣告结束。为了避免重复上一朝代覆没的命运，后来者便采取更加专制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专制文化的人情化，国与家的想象，君臣、父子、夫妻的比附等，成了其苟延残喘的象征符号系统和美学方法。

古代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就这样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延续了两千多年。因此，今天用传统文化研究掩盖文化传统批判，并因此试图否定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启蒙运动的价值，是一个必须引起警惕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