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时代变迁，今天的人对于曾在旧时代流行的谣谚、俗语等，听起来难免会有隔膜之感。如《增广贤文》中有“与人不睦，劝人造屋”的话，今天听起来就很费解：明明与对方不和，为什么还要给他出家庭建设的好主意呢？
如果了解一下产生这句话的时代背景，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旧社会里，一般老百姓温饱尚且顾及不暇，哪里还有那么多余钱来造房建屋？所以劝人造房表面看来是替对方着想，实际上无异于把他放到火炉上烤，使之走上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的绝路。由此也可以看出，平民百姓迫于生计，只能世代蜷居于茅舍、窑洞之中，是不敢有大兴土木、叠梁架屋之奢望的。
不过，有些很具备造房屋、置宅舍能力的人，他们根本不会因造房而影响生计，甚至自己连操心都不用就可以坐享其成，可是这些人却宁肯居陋室旧屋，也不建新宅。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晏婴，按家庭经济状况讲，造一所漂亮房子当不成问题，可他却一直住在临近喧嚣的市场附近的旧房里。齐王认为这座低矮潮湿的老房与晏子的“级别”不太相符，便赏给他一块高爽之地，让他造高门大屋，可晏子却坚决不肯，仍在旧宅住着，乘老马拉的旧车到宫廷“上班”。还有宋朝那个王旦，已经当了宰相，照理说应该有个富丽堂皇的“相府”了，可他老兄却一直住在家传的那座破房里，宋真宗赵恒有点看不过去，决定由公家出钱给王旦盖新宅，便把王旦找来征求他对设计施工的具体要求。王旦一听说，急忙叩头回答：“那房子我已修理过，不漏风雨，与当年相比好多了。每当想起父亲，脸上常有愧色，难道还敢再烦劳朝廷吗？”皇帝再三劝说，王旦极力推辞，建房的事只好停止了。翻史书，这样的记载还是有一些的。
晏婴、王旦等人不造新房，究竟是为己还是为国，是求个好名声还是有别的什么打算，这里暂且不论。我以为，在那种“无官不贪”的社会里，这些人身居高位，手里有权，兜里有钱，却能够在物质享受方面克己节欲，做到廉洁节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诚然，封建时代的官吏与共产党人、人民公仆不可相提并论，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作为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如为政清廉、俭以养德、不贪物欲等，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列入优良品德之列。所以，每当报刊上有领导干部身居陋室而把住房指标让给群众的报道，砍掉楼堂馆所优先建设群众住房的报道，人民都会从内心称赞这些公仆的做法。沈阳市一家化工厂的职工宿舍落成后，厂领导开会做出决定，分房优先照顾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困难户。职工群众受感动之余，纷纷提出厂领导也同样参加“打分”，统一衡量分房。厂领导说：“职工生活好了，生产上去了，就不愁没钱盖房子。等大家都住上新房子，我们再进住也不迟。”这种先人后己、事事想到群众的高尚风格，毫无疑问也应当和晏婴、王旦的事迹一样，在史册中记上一笔。(www.xing528.com)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些身在领导岗位上的共产党员，面对当前住房普遍紧张的状况，不是发扬风格先人后己，而是拼命“竞争”，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想办法给自己捞好处，什么党性、原则、榜样作用等统统扔到脑后去了。在他们看来，不这样做这个官就等于白当了。被列为我国十大贫困地区之一、每年要吃掉国家1000多万元救灾款的辽宁朝阳地区，朝阳市的领导们竟在市中心盖起16套独门独院的豪华小楼，供书记、市长居住，被当地群众称为“小白宫”。福建漳州市委书记张文良，任职4年，挥霍国家钱财20多万元，先后为自己建造3幢新楼。1989年初，一家4口人又搬进新盖的150平方米、单门独院的别墅。这种不顾全国压缩基建投资，不顾漳州连年财政赤字，不顾全市近万户教师、干部和居民长期缺房之苦，只图个人享受的做法，受到群众的一致谴责。不少说古道今的杂文中，作者讲述古今人物的嘉言懿行时，常来一句“古人尚且能如此，共产党人当然要比他们做得更好”一类的话。可面对朝阳的“小白宫”和漳州的“书记楼”，我无论如何不敢再套用这句老话了。因为这些人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与真正的共产党人相差何啻天壤，就是比起晏婴、王旦等先贤，其风格也要相差十万八千里！
“与人不睦，劝人造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句话似乎已失去社会意义，但又没有完全失去。那些用公款为自家经营“安乐窝”的领导干部，正一步步地拉大与人民的距离，拆自己的台，逐渐在政治上、道义上把自己送上绝路。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别人劝他建造豪华房屋，而是在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干部群众一致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挖空心思去干。这样做，不是更多一层危险吗？
1989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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