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大请愿-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四、第三次大请愿

立宪派对二次请愿被拒思想准备不足，而朝旨不准人民继续请愿，政府禁止报馆刊登请愿的消息和发表评论，派遣密探侦察代表行动，尤为立宪派始料所不及。虽则这些大大伤害了人民的感情，但广大的立宪派人士对政府尚未绝望到认为其甘与人民为敌的程度。他们也不同意极少数人实行激烈手段的主张，认为“激烈则必经祸乱而始有效”，“和平则不酿祸乱，而亦未始无效”。他们一直抱着一种极其美好善良的愿望：“始终冀以君民一德，不惊不扰”，促令宪政“安全成立，以垂为特色之改革历史”。希望以最和平的方式，通过政治改革，创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封建社会通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永垂青史。他们仍然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全国人民一致“惨怛呼号”，是能够感悟政府的，所以还主张继续进行和平请愿。⁽⁷⁰⁾他们还认为，专制顽固狡猾的政府正在打着朝廷旗号，压制人民请愿，“敌既强矣，而吾乃相视失色，裹足不前，是示怯也”，“怀抱之真理，终为最后一战胜之利器”⁽⁷¹⁾。人民有真理在握，胜利最后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代表团在二次上书后连日接到各团体电报50多件，皆谓此次请愿无效，代表万不可离京，各省当再推举代表来京，进行第三次请愿。

二度请愿被拒的次日，直隶同志会即电代表团云：“请愿二次被驳，人心悲慨，即刻联合进行，乞坚持勿懈。”⁽⁷²⁾旋再电请代表团通告各省同志会，以图再举。奉天咨议局分电在京本省代表和代表团，“乞力持上第三次请愿书，为民请命勿懈”。汉口同志会亦电请通告各省，“为三续请愿”⁽⁷³⁾。同时，200余名参加朝考的留学生和举贡人员一致决定继续请愿，加入代表团行列。以后推举四川向一中、刘念祖，陕西贺景贤、陈同熙，山东陈命官、蒋鸿宾为代表。凡此均鼓舞了代表的勇气，坚定了代表的信心。

6月29、30日，代表团连续开了两天会议。孙洪伊自领衔请愿后，一心扑在请愿运动上，家事一概不问，有次家人因事来函，要其回去料理，他复书说：“国会一日不解决，则一日不回乡。”⁽⁷⁴⁾此次不准再行请求谕旨下后，有人劝其少缓运动，他慨然说：“我等受父老之重托，为天下所仰望，苟不达到速开国会之目的，虽诸君尽归，我孙某抵死不出京师一步也。”⁽⁷⁵⁾会上，他坚决表示，请愿有进无退，毋庸讨论，所要研究的只是进行方法问题。并提议代表团势力单薄，应联络农工商各界。

经过讨论，代表团通过了下列事项：

1．变更扩大代表团组织。原来的代表团仅限于咨议局议员，此次特扩大范围，凡在京各界代表一律加入，成为一大团体。代表团事务所干事以10人为限，编辑以8人为限，当选为干事的为孙洪伊、方还、陈登山、黎宗岳、周树标、吴赐龄、邓孝可、文耀、李素、郭卫村；当选为编辑的有汪龙光、雷奋、刘善渥、黄远庸、孟昭常、王法勤、徐佛苏、刘荣泽。其他代表均为评议员。

2．代表之去留。各省驻京代表越多越好，如有特别情况必须离开，京中也要留人，以便接洽。

3．代表团经费。各省所认之款统限7、8月交齐。

4．变更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扩张支部。决定取消北京同志会总部名称，改为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职员暂由代表团职员兼任，并推同志会中康士铎、孙壮加入代表团；各省城及府厅州县均设分会；省分会应将国会与人民的关系编成白话印刷品，分发府厅州县分会，广为演说。

5．代表团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其任务是催办府厅州县分会，演说，赶办签名册，有应变全权，而以构成请愿实力为第一要义。

6．回省代表的任务是：催交给代表团的经费；募集《国民公报》捐款；特派员游说联络的各种事情。

7．三次请愿的准备。（1）三次请愿定于明年农历二月举行；（2）签名必须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在百万以上；（3）签名册形式由北京事务所统一拟定，分寄各省；（4）签名请愿不同于政治结社，不能把签名者一概列入会员名册；（5）签名册限农历十二月汇齐送京；（6）明年二月请愿时，各府厅州县必须派1至2名代表到京，近省代表至少在100人以上，远省代表至少在50人以上；（7）各团体在明年农历二月请愿之前，还要进行间接请愿，即代表团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同时呈请督抚代奏。⁽⁷⁶⁾

议定之后，代表团即电各省团体，告以“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⁷⁷⁾。并通知说，关于农历九月的间接请愿，待咨议局联合会决定后再行报告。

代表团的决定得到各省团体、人民和留学生、华侨的热烈拥护。7月1日，留日学生1000余人在东京锦辉馆开会讨论，议定联合全国各界进行第三次请愿。美洲华侨公举帝国宪政会会员伍庄为代表，赴京请愿。澳洲华侨也电陆乃翔务须竭诚尽力，继续请愿。

自国会请愿运动开始后，在文坛上一度沉寂的舆论骄子梁启超又精神勃发，殚精竭虑，写下诸如《国会期限问题》、《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国会与义务》、《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政治与人民》、《责任内阁释义》等重要著作，在思想理论上对请愿运动加以指导；驳斥政府的谬论，批评九年筹备方案“卤莽灭裂，不成片断”⁽⁷⁸⁾，“涂饰迁延，本末倒置”⁽⁷⁹⁾；指出政府“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⁸⁰⁾，中国百业萧条，民不聊生，胥吏婪索，盗贼充斥，政治不良，受外国宰割，都是政府造成的，号召人民把国会请愿当作“今日人生第一大事”⁽⁸¹⁾看待，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此时他又撰写了名文《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以犀利的笔锋批驳了拒开国会的上谕。

为了支持请愿，回击政府，人民再也不愿自动担当义务，筹还国债之声倏然寂灭。他们说：“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⁸²⁾南洋华侨倡议的海军捐在载洵出洋时已有成议，二次请愿被拒后宣布取消。人民与侨胞火一样炽烈的爱国激情完全为当权者的冷酷峻拒所熄灭。

北京国会请愿同志会成立以来，一直未在有关部门立案，警厅传谕代表，谓再不立案，即应解散。7月3日，代表团讨论此事，议决将同志会附于代表团之内，由同志会推举人掌理职务，由代表出名呈报立案，俟批准后再公举干事，作为正式成立。次日即在外城巡警总厅立案。巡警总厅呈报民政部，民政部侍郎以及各丞多主转商军机大臣决定。尚书善耆甚为不悦，对他们说：“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当即批准。⁽⁸³⁾

7月18日，新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议决了代表团总章，决定了评议员会议每月定期召开3次，通过了事务所办事细则。不久，代表大部回归本省，进行新的发动。

正在人民准备第三次请愿的时候，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910年7月4日第二次日俄协定签订，约定日俄两国维护在中国东三省取得的特殊利益，不容他国插手，近乎防御同盟。二是8月22日日本强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这两件事极大地震惊了中国人民。

国内也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这就是8月17日军机大臣的变动。此前的军机大臣有奕劻、世续、那桐、鹿传霖、吴郁生（学习行走）。17日，载沣忽将顽固保守的世续及以其马首是瞻的吴郁生免职，授管理军咨处事务大臣贝勒毓朗和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为军机大臣。这种变更使一些人猜想，朝廷让开明人物进入军机，必然出于政策上的考虑，“以为中国革新之机，即在于是”⁽⁸⁴⁾。8月27日，顽固分子鹿传霖逝世，又少了一个昏庸老朽，愈益使人感到“第三次之请愿无横生之阻力，有成立之希望，天假良机，此其时矣”⁽⁸⁵⁾，极力鼓动趁机请愿。

面对形势的变化，国会请愿代表团于8月15日议决：

1．代表团自办事件：（1）将原定农历九月代表团上书资政院陈请速开国会改为进行请愿，速催各代表来京；（2）日俄新约关系中国存亡，应质问政府对待方法，通告国民征求意见。2．向咨议局联合会提出：（1）国会不开，各省咨议局不得承认新租税，并限制本省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2）各省咨议局于今年常会上应只限要求速开国会一个议案，不达目的，各局同时解散。⁽⁸⁶⁾因为“无他善法，故不得已用此一着”⁽⁸⁷⁾。

咨议局联合会讨论了代表团的两点建议。关于不承认新租税问题，张国溶说：“今日请愿，仅恃文字，已为最下乘，若再下，则不可言矣。今以鄙见，人数、时日、手段，均不能限制”。不承认新租税虽无多大效力，“亦可固结人心”，“中国人民不知有国会，而却苦租税，以不认新租税为请求国会之手段，藉此可以使人民有国会之观念”。汤化龙说，“不认新租税，非不法行为”。大家认为可行，予以通过。关于咨议局同时解散问题，张光炜等同意。刘崇佑认为是一种“消极之要挟，实为自杀之道”。他说：“北京向无政治团体，有之，自请愿与联合会始。我等尤应固结联合，以为民党基础，不可自弃，咨议局是我国民之根据，不可先行破坏”。多数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并考虑同时解散难以办到，答复代表团“碍难照办”⁽⁸⁸⁾。

此时，日俄协定另订密约之事已经传出，所传内容如俄国取缔蒙古，日俄保护黄河以北权利，监督中国财政，均与原约有别，不过更能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代表团以为密约实现，全国人民将永世沉沦，致函各省团体提前派代表来京，共筹对付之策。继之上书政府，质问关于日俄协定之事。至政府承认日俄协定后，又发表泣告国民书，痛斥政府“丧心病狂”⁽⁸⁹⁾，号召人民急起反对。

9月29日，代表团听取了吉林代表李芳关于东三省危殆情形的报告，讨论了对付方法，一致认为根本问题仍在速开国会，议定在10月7日以前上书载沣、资政院和会议政务处。

10月3日，代表团通告全国人民，进行第三次请愿。通告书说，原拟晚些时候请愿，“无如风云日恶，时势逼人”，“满蒙全部，他人入室，已非我有”，“吾国四分五裂直旦夕间事耳”。代表团已决定“抵死请愿，无论如何危险，皆所不计”。请各团体同时开会，“邀集大多数国民速赴各督抚衙门，泣恳代奏速开国会，以救国亡，或联电政府代奏。尤愿布告本省诸志士，各怀平日宗旨，竭其能力，但于救国有济，任用何种手段，分途并进，务求内外策应，声势联络，使强邻咸憬然于吾政府可欺，吾国民必不可侮，或者稍戢凶威，顾全睦谊。吾国存亡，在此一举，谅诸君子必能奋发争先也”⁽⁹⁰⁾。

次日，代表团决定上监国书由方还起草；上资政院和会议政务处书共用一稿，由吴赐龄起草；上监国书由孙洪伊、李芳、文耆、陈登山、陶熔、吴赐龄等呈递，务求一见。

10月7日午前，孙洪伊等23名代表正整队待发，忽有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来到，交给代表一信。信中写道：“起视我政府，狃于积弊，醉生梦死，其不足与列强较优劣、比强弱也，稍有知识者所共知矣。所赖者，我同胞激发热诚，以爱种爱国之心，出而理天下事”。“今我代表诸君热血潮涌，不惮牺牲一切，为同胞博莫大之幸福，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示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⁹¹⁾并对代表说：“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学生等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今日以死饯代表诸君之行。”言毕，赵振清、牛广生即由袖中拔出利刃，欲自杀以明心迹。代表惊骇万分，紧握2人之手，苦苦劝解。在代表防备稍疏之际，牛广生突然持刃割下左腿一块肉，赵振清割下右臂一块肉，在致代表书上涂擦数遍，惨不忍睹。各代表纷然泪下，答谢学生，誓死请愿到底。赵振清、牛广生等遂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踉跄而去。⁽⁹²⁾

孙洪伊等抵达摄政王府，载沣不在。经商议，留下数人守候，其余回去。李芳、杨春泰、王庆昌、潘智远、贺培桐、文耆自愿留下。他们轮流向围观的群众演说，闻者悲愤落泪。内城巡警总厅官员想为代表寻找住处，代表决心露宿，予以谢绝。民政部尚书善耆闻讯赶来慰问，告以载沣回府尚需数日，不如代达为速，并保证明天即可将代表意见和上书代陈，后日与代表会面。李芳等便将上书交给善耆而归。

8日上午，青年张成珍又将自己的血书、红禀、所断左手食指及青年张云湖的血书送交代表团⁽⁹³⁾，表示他们要求速开国会的诚意和对代表的坚决支持。

9日下午，孙洪伊等前赴资政院呈递了由187人署名的请愿书。⁽⁹⁴⁾咨议局联合会亦将速开国会陈请书呈上。

代表团的请愿书在陈明形势危迫后着重强调：以前的筹备宪政都是有名无实的，“盖立宪之真精神，首在有统一之行政机关”，即责任内阁。“责任内阁何以名？以其对于国会负责任而名之也。是故有责任内阁谓之宪政，无责任内阁谓之非宪政。有国会则有责任内阁，无国会则无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筹备何以能有效？必自行政官各负责任始。行政官何以能负责任？必自有国会以为监督机关始。是故他事皆可后，而惟国会宜最先；他事皆可缓，而惟国会为最急”。并严峻指出：“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者且将十倍，出万死以求一生，惟恃国会与责任内阁之成立。及今急起直追，犹惧已迟，更复荏苒数年，后事何堪设想？！”最后请资政院提议于1911年召开国会，将请愿书代奏。⁽⁹⁵⁾

以后几天代表晋谒军机大臣，奕劻不见。14日，《国民公报》发表社论《诘问庆王》，指出：通过前两次请愿，海内已知其无意国会，不意此次竟不会见代表。“虽然，天下唯患伪立宪耳，若真专制则固吾人所欢迎者。何则？其激之者愈甚，斯其应之者愈力……今王果反对国会者，不妨表明意旨之所在，将各代表逐之辱之诛之戮之，则吾国民受王之赐者实远过于今日无刺无非不痛不痒之政体也”。逼着奕劻表态，再不要以伪立宪骗人。

老奸巨猾的奕劻到底畏惧一点舆论，15日接见了孙洪伊、陈登山和李芳，欺骗说：“诸君之血忱，朝廷早已洞鉴。余与朝廷休戚同体，国家果有不幸，余之受祸较诸君为尤切。”关于立宪国家的情况也略知一二，大不了“总理大臣不过辞职而已。余年已七十，岂复恋恋于此？况关国家兴亡大计，余更何忍阻难”，“今舆论既以速开国会为救亡之第一要著，余必无反对，诸君其勿疑。”⁽⁹⁶⁾

20日，汤睿代表侨寓日本的中华会馆、中华总商会、中华教育总会同胞，也向资政院呈递了请愿书。

22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的议案，代表兴奋不已，再电各省咨议局要求督抚代奏速开国会。

孙洪伊等听说载泽有反对速开国会之意，于25日前往质问。载泽做了解释，但又言“我国君主立宪，大权作用，须存体制”。代表回答：“体制是虚的，民心是实的”，若仍不允准，“大家以为绝望，必有急激之进行，甚或演出流血惨剧，彼时朝廷万难坚拒，岂不更伤体制？”载泽嘿然，答应在资政院具奏无效后再上折转圜。⁽⁹⁷⁾(www.xing528.com)

26日，资政院通过了速开国会折稿。为达请愿目的，代表团又一次上书载沣，指出“人心向背，皆在朝廷一举动间以为标准”⁽⁹⁸⁾，内中蕴含着严重的警告和巨大的压力。28日再上书会议政务处，要求允准速开国会。后又电告各省：“确闻政府议定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明日发表，今日即用各团体名义电军机，力争明年即开，生死一间，勿误。”⁽⁹⁹⁾

各省团体和绅民要求速开国会的热情比前两次高涨得多。当代表团通告进行办法之后，各省热烈响应，四川、山东、陕西、黑龙江、福建、山西、河南、云南等省都增派了新的代表到京。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此次请愿已经突破了以前少数代表请愿、多数群众签名的方式，许多省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使代表与群众联结为一体，请愿运动变成名副其实的群众性运动，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咨议局联合会闭会后，张謇曾倡议组织一个各省咨议局议长代表团，于12月到资政院上书陈请速开国会，“以结前二次代表团之局，而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¹⁰⁰⁾。他以为地位和声望较高的议长们一出面，朝廷必定俯允。议长们反映寂寥，山西议长梁善济表示反对，复函说：前两次请愿“卒归无效者，有空文无实力也”。议长“犹是少数代表，势力究嫌薄弱”。“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应该联络资政院民选议员和咨议局，如请愿无效，就让资政院民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咨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¹⁰¹⁾。全国的请愿仍照代表团的安排进行。

发动群众游行请愿由直隶首发其端。直隶在请愿运动中一直走在各省前列。二次失败后，省同志会的干事立即进京与代表团商讨了此后进行的办法。回省后又迭次开会研究，决定委派干事分赴各府组织同志会，再由各府促州县成立同志会，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和联络。人民群众争先恐后签名。10月5日上午，各界人民1000余人召开了大会，会后李向辰、温世霖、阎凤阁等12名领衔人率领着与会人员列队向督署进发。队伍的前导有商人林子书捐赠的8面黄色大旗，上书“顺直人民呈请代奏速开国会”12个大字。总督陈夔龙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接见了代表，答允代奏。⁽¹⁰²⁾11月2日，咨议局和请愿同志会分别致电军机处，反对1913年召开国会。永年、灵寿等地的群众均表示，“第三次请愿如再被驳，愿作第四次之后援，语多激烈”。其他绅民亲到同志会“探询请愿近况及研究第四次进行方法者，亦日必数起”⁽¹⁰³⁾。

继直隶游行请愿的是河南。10月16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开封游梁祠开会，各界到会者3000余人，当场签了名。之后列队去抚署衙门，抚署门前呼喊之声喧天震地。巡抚宝棻接见了代表杨源懋、王敬芳等，允为代奏。群众队伍遂赴咨议局，请提前议决速开国会议案，并电达资政院陈请。绅民同声宣言：“如此次请愿无效，学则停课，商则罢市，工则休作，咨议局亦不许开会，群起以死力争之。”⁽¹⁰⁴⁾情绪尤为激烈。

山西于10月23日在太原劝工陈列所召开了1000多人民群众参加的大会。但因格于所谓“成例”，进入陈列所的仅100余人。会上通过了李庆芳所拟的请愿书，渠本澄等讲了话，议长梁善济也发表了演说：“如三次请愿仍归无效，决定以两主义对待之：积极主义则联合各省数十百万人民，重整旗鼓，相继进行，以死力争；消极主义则各省咨议局一律解散。”后推定领衔人和代表，在请愿书上署名的梁善济等120人便打着“人民全体请愿国会”的大旗至抚署请愿。巡抚丁宝铨赞成速开国会，当即答允代奏。⁽¹⁰⁵⁾

陕西也是10月23日召开请愿大会的，在前两次请愿中，陕西均较落后，这次则一跃而名列前茅。大会由咨议局和请愿同志会组织，这一天，增选了请愿同志会干事，召开了有1万余人参加的大会，会后即整队游行到抚署请愿，5000余人签了名。⁽¹⁰⁶⁾

福建的游行请愿在10月30日。二次请愿被拒后，省城数千人连续召开会议，成立了请愿同志会。10月12日，咨议局通过了议长高登鲤提出的一年召开国会的建议书。旋咨议局致函各团体，号召群众“奋发淬厉，为国请命，为代表团后援”，“誓死必求达此请愿之目的而后已”⁽¹⁰⁷⁾。10月30日上午，全省9府2州人民和驻防旗人、侨胞5000余人，各打着本府州大旗，由预备立宪公会福建分会负责人郭兆昌手执一面上书“请代奏速开国会”的黄色大旗为前导，前往督署请愿。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群众鼓掌欢呼而出。⁽¹⁰⁸⁾

四川在第一次请愿时无人参加，第二次派有几名代表。两次请愿失败，四川人民的政治热情骤然增高，第三次请愿时签名人数超过3万。⁽¹⁰⁹⁾10月30日，请愿同志会召开了各界大会，与会者6000余人，然后在正副议长蒲殿俊、萧湘等率领下，到督署请愿。总督赵尔巽答允代奏。咨议局、教育会、农工商会也联名致电军机处，要求明年即开国会。

贵州咨议局、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农务总会于10月25日曾联电军机处，要求即开国会。11月2日，省城召开大会，钱登熙等4188人游行至抚署请愿。⁽¹¹⁰⁾

湖北人民于二次请愿失败后“大失希望”，表示“一日不达目的，一日请愿不休”⁽¹¹¹⁾，积极进行第三次的准备。7月，汉口请愿同志会发起召开大会，议决分电各省继续请愿，各咨议局于常会时提出速开国会议案，不开国会，人民不认新租税，发动各府厅州县组织同志会。9月下旬，汉口同志会又召开2000余人参加的特别大会，汤化龙、张国溶报告了咨议局联合会、请愿代表团及政府对于速开国会的态度。留美归来的同盟会成员刘成禺演讲了“中国不可不速开国会之理由及各国国会成立之历史”。共同决定：第三次请愿由汉口发起，各府厅州县呈总督代奏；由咨议局议定方法，通告各团体。⁽¹¹²⁾10月16日，汉口同志会向咨议局递交了陈请速开国会建议书，咨议局旋即审查通过，并转呈总督代奏。22日，汉口同志会再邀武昌总商会、汉口总商会、宪政筹备会、教育总会、咨议局等8大团体的代表，召开协议会，研究请愿方法，决定向总督请愿。11月2日召开全省大会，公决上书日期。并议决各团体推举领衔代表2人，会员全体出动请愿，8个团体分头发动。28日，咨议局得知政府1913年召开国会的消息，汤化龙当即电请军机处赞助速开国会，勿误时机。

其他咨议局一般都通过了呈请代奏速开国会的议案，并电军机处要求速开国会。各省同志会也做了许多工作，连最落后闭塞的甘肃也推举了代表入都。奉天的发动最为广泛，为全国之冠。

奉天咨议局在第二届常会上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呈请代奏速开国会。至10月中旬，全省已有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参加群众均在1万人以上，并函告咨议局，准备到省请愿，签名者达30余万。⁽¹¹³⁾咨议局以为“一城以一万人起例，则二十余城已在二十万之数，陆续到者尚不知凡几，声势汹汹，骇人听闻，致启旁观之疑；且人多程度不齐，安知不别生枝节，又往返川资，在省住宿，经济劳力两受其损，旷时费事，劳民伤财，万不可举”。特致函各地，告以咨议局已呈请总督代奏，不必前来。如总督不奏，再来不迟。⁽¹¹⁴⁾由于咨议局畏首畏尾，省城未能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大多数督抚联衔要求召开国会与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并举，是这次请愿中的又一突出特点。

此前的督抚只是就国会问题陈述个人意见，这次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代奏了群众的要求，而且经过多次郑重电商，十分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政见，要求政府实行，实际上站在了请愿群众一边。当然，他们的动机与侧重点同人民是有区别的。以前督抚握有一省实权，处理地方大政基本可以自专，实力足可与中央抗衡，现在亲贵把持朝政，实行中央集权，督抚权势削弱，心有不甘。中央干涉地方财政，束缚了督抚办理各项新政的手脚，而限年筹备立宪的规划又事事责成于督抚，尤使督抚对中央产生反感。军机大臣不负责任，政策不统一，朝令夕改，矛盾百出，又使督抚无所适从，极为愤懑。督抚缺乏宪政知识，为了在推行宪政中不致出乖露丑，不得不在下属和幕僚中参用一些留学生和新的知识分子，在这些人的潜移默化下，其政治见解渐生变化，知道专制不可长久，实行立宪乃世界潮流所趋，不可遏抑。开明一些的大都有民本主义思想，懂得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的道理，看到人民为了挽救国家而呼号请愿，很受感动，认为不应失掉民心，自促灭亡。因此他们赞成支持人民的请愿运动。

督抚们最初关心的是责任内阁，这是因为责任内阁与其工作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从关注责任内阁到主张与召开国会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演化过程。

关于建立责任内阁，政府筹划预备立宪措施时曾经争论一番，卒无结果。1908年8月达寿考察宪政归国后又奏请设立，会议政务处大臣也多次讨论，终因新官制未定，军机大臣的安置和总理大臣人选及其权限不好处理而搁置。至1910年，吉抚陈昭常首先奏请裁撤军机处，迅速组织责任内阁，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以便使行政系统分明，施政方针确定，政务进行敏捷。⁽¹¹⁵⁾继之，署粤督袁树勋上折反对“中央集权而四方负责任”，指出要实行中央集权，必须设立责任内阁，并且要有国会监督。⁽¹¹⁶⁾

这时督抚尚无联合行动的意向。适朝廷饬令督抚议复赵炳麟确定行政经费折和前湖北布政使王乃澂酌分筹备宪政缓急折，于是督抚开始考虑全局性的问题。1910年9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和鄂督瑞澂合奏：“欲以政治、兵力争胜于各国，一时万难幸胜”，“为今之计，惟有实行借债造路，可为我国第一救亡政策。盖借债乃十年以内救亡之要著，造路乃十年以外救亡之要著”。理由是：十年以内我国正在推广币制改革，如无大量现金作为储备，财政必致恐慌，各国将从而干涉。如能借债吸收外资，“财政可一，币制可定，将来立宪之筹备可以进行而无阻”。由于交通不便，立宪制度多不能行，十年后铁路尽通，“御中控外，势增百倍，斯时采用各国行政之法，决无扞格难行之虑”。宜募借外债10亿，限十年将应筑之粤汉、川藏、张恰、伊黑四条干路修完。⁽¹¹⁷⁾旋又将此意通电督抚，征求意见。

对于锡良和瑞澂的借债造路救亡政策，不少督抚表示同情。孙宝琦则持异议，认为挽救时局最简单而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李经羲积极支持，9月22日通电各督抚说：借债造路固然重要，但不是督抚所能办成。“必先政本更新，始有主持机关，财政整理始免债主干涉；朝野合谋监察，始能于借时免舆论反对，用时免当事虚糜。”而要这样，“非设内阁、开国会不能办到”。国会与内阁，“如车两轮，不可缺一。有内阁无国会，恐当国者非揽权营私，即延滞痺痿”。“总之，借款办路为救亡要策，然行之于未有内阁、国会之前，转虑足以速祸”。如以为然，即请锡良等主稿，联衔入告。⁽¹¹⁸⁾在此，李经羲不仅把救亡问题的讨论引导到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的关键问题上来，而且提出了督抚联衔上奏的倡议。

李经羲的见解如拨云雾，督抚的眼睛为之一爽，纷纷复电表示赞成，并推其主稿，联衔入奏。

可是，也有反对者，江督张人骏是个主要角色，另外还有直督陈夔龙、甘督长庚、陕抚恩寿。

张人骏打着中国风俗民情与外国不同的幌子说：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硬要人民与闻国政，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外人乘之，藉口平乱，君民同阨，何以善后？”国会不能召开，责任内阁也不能成立，当前的急务是“饬吏治，兴实业”⁽¹¹⁹⁾。

张人骏的陈词滥调无疑要遭到坚决反对。孙宝琦驳斥说，“国会不立，恐中央无严肃之精神，各省徒相承以粉饰。历来疆吏何人不讲整饬吏治，各省亦何尝不务实业，其效安在？”袁树勋指斥张的主张为“人治”，“非法治”。周树模坚定地指出：立宪已经宣布，决无反汗之理，现在“所争者为迟速之问题，非讨论内阁与国会之是非也”。若“因仍故步”，“终成官样之文章”。增韫也尖锐地批评：“立宪政体业已宣布，过渡时代只能作济河焚舟之谋，不宜作日暮途穷、倒持逆施之计。”⁽¹²⁰⁾冯汝骙等亦驳斥了张的谬论。社会舆论的谴责尤其激烈。

但张人骏思想僵化，头脑顽固，苏抚程德全与之当面辩论，他理屈词穷，最后仍说：“我虽无言可对，然心中终不服也。”⁽¹²¹⁾正是这样的一些老朽顽固分子在阻碍着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和近代化的实现！

军机大臣见李经羲出头，特致电向其提出警告：“现在人民要求国会甚热，宜稍镇静，请勿主持其事。”⁽¹²²⁾李经羲有所顾虑，不愿领衔，但仍担任主稿事宜。锡良、瑞澂不畏威迫，自告奋勇领衔。

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鄂督瑞澂、粤督袁树勋、滇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抚陈昭常、黑抚周树模、苏抚程德全、皖抚朱家宝、鲁抚孙宝琦、晋抚丁宝铨、豫抚宝棻、新（疆）抚联魁、浙抚增韫、赣抚冯汝骙、湘抚杨文鼎、桂抚张鸣岐、黔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电奏详细分析了建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与否的利弊，批驳了张人骏等人的谬论后指出：舍责任内阁和国会，“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措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励，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皆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光绪）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¹²³⁾

这篇奏稿得到社会各界的颂扬，以为近年请求速开国会之文“未有如是包举无遗，天衣无缝者”，堪称“中国立宪史第一宏文”⁽¹²⁴⁾。

不久，政府议定1913年召开国会的消息风闻全国。李经羲感到朝旨一发，决难挽回，催锡良于奉旨前再联电续陈。锡良等即于11月1日夜再电军机处代奏，力申前义。同时指出：反对速开国会者所援以为据的日本情况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现在中国民气奋发，不能复袭日本当年“专用压力，缓开国会”的危险政策。“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佥壬之人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¹²⁵⁾此次署名者比前次少了宝棻、张鸣岐和广福，增加了闽督松寿、川督赵尔巽。电奏直接揭示了阻挠速开国会者的卑鄙意图，特别向朝廷进谏：应把主要力量用于防止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和关系窃据要津、营私肥己的“官邪”，不应用来压制勃发的“民气”，见地十分难能可贵，保护了请愿的广大人民群众，打击了国家真正的蟊贼蛀虫。

在中央各部院、亲贵王公和外交官员当中，赞成速开国会者颇不乏人。自然，也免不了有人反对，御史胡思敬即为突出的代表。10月27日，他在封奏中不仅诬蔑请愿运动，而且大肆谩骂立宪为“倒行逆施”，叫嚣“取消九年筹备清单，停办新政”，“宣明国会以下劫上，长奸堕威，大乱天下之道，不可行。自申谕后，毋得渎请，渎请者付所司案治”⁽¹²⁶⁾。

然而这一小撮极端顽固分子的狂叫却为热火朝天的请愿呼声所淹没了。

军机大臣奕劻等于二次请愿后均主解散代表团，限制自由开会演说，派遣密探侦察代表行动，密令各省监视咨议局，详细调查新举代表人的姓名、住址、出身、职业、宗旨上报，企图罗织罪名置请愿代表于死地，将请愿运动镇压下去。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舆论的强烈使他们不敢公然与全国人民为敌。各国驻京公使数次向外务部非正式的表示，如“深赞中国国民民气之勃发，团体之坚固，热诚之可嘉”⁽¹²⁷⁾；讥讽不准速开国会“盖为爱护此专制政体”；说“此次若经批准，虽不免诸多纷更，然可保必无扰乱”⁽¹²⁸⁾；“此次国会之请愿，各国均望有美满之结果，以保东亚之和平。否则内乱必生，甚为危险，殊非各国之所乐闻”⁽¹²⁹⁾。也使奕劻等不得不慎重考虑。

载沣目睹民气蓬蓬勃勃，握有地方实权的大多数督抚联名奏请，各级官员交相请求，加之载涛、毓朗、善耆诸亲贵敦劝和剖析利害，乃决定适当缩短召开国会年限。到底缩短几年为好？载沣拿不定主意。10月26日，召见资政院总裁溥伦询问：“一年可乎？”对曰：“不可。”又曰：“二年可乎？”对曰：“不可，大抵至少之非缩短三年，不足以餍天下之望。”⁽¹³⁰⁾

10月28日，资政院将要求速开国会的折稿呈上。载沣命将折稿及督抚第一次电奏稿交会议政务处大臣阅看，预备召见。

11月3日，载沣亲自主持会议政务处会议。毓朗发言说：“时势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是，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载泽同意毓朗的观点，并提出1913年召开国会。⁽¹³¹⁾其他大臣亦然，认为这样既缩短了年限，人民不至完全失望，资政院也恰值重新选举之期，政府可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再好不过。

11月4日，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大臣，研究颁发上谕。正在这时，杨度上折请速开国会，立即设编订宪法馆，起草宪法。载沣以朝旨已决，不再讨论，当日宣示了谕旨。上谕说：“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此次缩短年限，已经“折衷至当”，“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¹³²⁾

同日，又谕令民政部和各省督抚晓谕请愿代表即日散归，静候朝廷次第施行。

朝廷宣布于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计划提前三年，此即人民三次请愿所取得的成果，也表示了政府对人民做出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