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愿代表呈稿修正，要求一年召开国会

一、第一次请愿

第一次国会请愿上书在1910年1月，酝酿发动则在1909年10月间。

在筹办咨议局的岁月里，立宪派看到政府的表现，深深认识到，“以枢臣之老耄，疆臣之畏葸不前，但足以亡国而有余，绝不足以唤起沉疴，挽回危局，共臻于立宪之一境”⁽¹⁾。只有早开国会，人民参政，才能监督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

1909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新约丧失种种权利，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密议统监中国财政的消息，给人们以极大的震动。士大夫惊相走告，“愤叹之声，雷动猋合”，群以为“欲求一非枪非炮非舰非雷而可使列强稍稍有所顾忌者，实无其策，于是拟请速开国会及组织责任内阁之议，各行省乃不谋而同”⁽²⁾。立宪派有了咨议局这块根据地，便迫不及待了。

运动由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发起。1909年10月13日，即咨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同苏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雷奋、孟昭常、杨廷栋、许鼎霖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咨议局要求速开国会。同时议定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分往各省联络⁽³⁾，约各省咨议局闭会后于农历十一月上旬派代表到上海，共同讨论速开国会的问题。

同日下午，江苏咨议局研究会开茶话会招待议员，贯彻了张謇的意图，议员相继演说外交失败、内政不修，非联合各省速开国会不可。

11月初，张謇亲赴杭州，会晤巡抚增韫，增韫表示愿与瑞澂取同一态度。又会见了汤寿潜、王清穆等人。当时有人说，从政府、社会各方面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回答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而坐视其亡，无人理。”⁽⁴⁾他觉得国民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为国家分忧解难。汤寿潜同意他的意见，上疏请求提前召开国会，或先开临时国会。

杨廷栋、孟昭常、方还等11月分头出发，前赴南北各省。各咨议局鉴于国势日危，九年立宪期限过长，资政院不能代表民意，无法促进政府改革，欣然同意派遣代表赴上海参加会议。

请愿速开国会目的在争取民主，改革政治，挽救国家危亡，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徐特立断指血书是其中最为感人的事件。12月6日，湖南各界推举罗杰、陆鸿逵、陈炳焕、刘善渥为代表，定于8日启程赴沪。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闻悉异常兴奋，8日在学校谈及外交失败，时局阽危，“既已筹备宪政，以图补救，则非早开国会，不足以促进行”时，他热血奔腾，“乃觅刃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表达了支持请愿的坚强决心。他想去找罗杰陈述意见，经人劝止。遂嘱姜济寰、彭国钧将血书转送请愿代表，并代达己意。⁽⁵⁾徐特立是以甘洒热血为代价换取国会速开的第一位志士，为请愿者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请愿代表。

12月17日，已有7省代表抵达上海，通过座谈和情况交流，大家清楚地看到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认为“亲贵分赃之政府，决无统治全国之能力。为国家与人民计，只有实行立宪，速开国会，为最好之万应灵丹”⁽⁶⁾。

从12月18日起，陆续抵沪的各省代表每日午后在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集议一次（19、20日休会），名曰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推福建咨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孟昭常、林长民为书记，至25日，共开会6次。所议事项有：确定会中席次；召开代表会时间；汇齐各省签名簿；签名以咨议局议员为限；推举呈稿起草员；公推直隶孙洪伊领衔；为对付都察院的递呈代奏必须有过半数具名之人到京亲递，否则不予代奏的新规定，决定如签名者未有过半数到京，呈中只列到京代表姓名，叙明签名实数，以示众志所属；大会后数日代表进京；议定进京代表团规约12条，约束代表一致行动；推选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为代表团干事；还讨论了各省咨议局联络方法，但未作议决。⁽⁷⁾

会上，湖南罗杰、刘善渥向代表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众咸感泣，益思亟行”，表示“不请则已，请必要于成，不成不返。又激之者则谓不得请，当负斧锁锧死阙下”⁽⁸⁾。

27日，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谈话会所议决的事情，讨论了呈稿，由张謇最后修正。请愿大旨为两年内召开国会，明年先开临时会议一次。

此次到会代表共16省，51人。会上决定进京的代表为：直隶孙洪伊、张铭勋、王法勤，江苏吴荣萃、方还、于定一，山东周树标、朱承恩，湖南罗杰、刘善渥，湖北陈登山，河南彭运斌、宫玉柱，浙江应贻诰、吴赓廷、郑际平，福建刘崇佑、王邦怀、连贤基，江西闵荷生、聂传曾，广东沈秉仁，广西吴赐龄，奉天永贞、刘兴甲，吉林、黑龙江两省为李芳。安徽、山西未定。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路远不及与会，未派代表参加，会议电告之。⁽⁹⁾

根据主席刘崇佑的提议，28日开了谈话会，议定代表到京日期以30天为限，到后设办公所，成立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又讨论了今后各省咨议局的联络方法，拟于每年农历六月各派代表到上海聚会，就各省利害共同的议案互相研究，以谋一致。但这个问题不属于国会请愿范围，应由各代表函告本省咨议局决定。

30日晚上，代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正的呈稿，改为要求一年召开国会。⁽¹⁰⁾

会议期间，上海各团体热烈欢迎并招待宴请了代表。会后代表乘轮溯江而上，途经安庆、汉口，又受到安徽、湖北各团体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910年1月代表由汉口换乘火车北上。

各省咨议局筹备召开上海会议期间，由天津商务总会发起，一个以筹还国债、防止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为目的的爱国运动也同时展开。11月，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竹林以为国债关系到国家存亡，如能在三年至五年内还清，不仅要求开设国会不用费力，而且列强也无理由干涉中国内政，首先提出筹还国债的倡议。接着邀约当地绅商开会，绅商“因近来风传各强国有监理我国财政之说，悉藉口于赔款外债，此议如果实行，埃及、高丽即我殷鉴。凡我国民亟宜设法挽回，以杜狡谋”。决定先在天津组织筹还国债会，然后联合外省共同进行，“冀保国权而弭巨患”⁽¹¹⁾。11月22日，他们发表了《筹还国债会缘起》，说自甲午战争赔款以来，中国已欠外债“银一千六百兆”。“中国穷困病源，悉由国债”，“即速开国会，亦恐无解决之时”，筹还国债实为“救国救民之要著”⁽¹²⁾，希望全国人民立即行动。旋又拟出《筹还国债会简章草案》，确定筹还总数以甲午、庚子两次赔款为限，各省应摊数目以政府原定各省担还之数为准，三年还清。贫民听其自认，富民必须认摊平均数目。⁽¹³⁾

这一倡议得到全国各商会、各界绅民的热烈响应，顿时筹还国债会、爱国公债会竞相成立，国民捐（募集捐款筹还国债）、海军捐（募集建设海军经费，1908年末由南洋华侨发起）等活动风起云涌。“于是绅商士夫撙节日用以筹还国债，耕夫织妇盈余布粟以筹还国债，佣工婢仆齿积薪劳以筹还国债，儿童孺子减缩饼饵以筹还国债，即下而至于娼优走卒，贫而至于乞丐舆夫，凶而至于书吏丁役，亦莫不出其血汗所得，争相解囊，以筹还国债。一时民情之踊跃，民气之发舒，实为从古所未有。”⁽¹⁴⁾到处洋溢着人民的爱国激情。

但是，人民破家纾难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政府答允速开国会：“惟政府必予人民以确实之担保，始可出其财产以供国用。故决定先行拟定办法，筹集巨款，储待国会之开。如政府必不允许，则断不欲以国民有限之脂膏，供政府无端之挥霍也。”⁽¹⁵⁾筹还国债既是爱国的群众运动，又是要求民主的政治运动，已与国会请愿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有些人士看到咨议局议员虽是国民代表，但人数太少，而请愿必须盛张其势，具有力量，因此建议请愿代表同筹还国债会等团体联合起来，合而为一。如此，“则一方所不能解决之问题，正一方所能代为解决者也。两者相资为用，始终提携，则筹还国债最终之希望可达，而国会请愿之目的亦与之俱达”。请愿应以筹还国债为手段，筹还国债应以请愿为目的。目的达不到，则同时解散，不能让国民担负分外义务。⁽¹⁶⁾

但国会请愿代表的观点与筹还国债会不同，他们以为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不是由于外债，“实因吾国政府对于宪政之事犹有半疑半信之心，半实半虚之举动”，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速开国会⁽¹⁷⁾，所以没有同筹还国债会等团体合并。财政拮据是政府最感棘手最伤脑筋的问题，筹还国债、募集海军经费对政府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载沣听到列强欲监督财政之说后曾经焦急地面询世续、那桐和度支部尚书载泽防御之策。载泽回答说，清理财政收支，改正关税货厘，一时难以办到。现在“绅民共筹还债之策，若因其势而利导之，较易集事。拟请俯从民望，缩短国会年限，定期召集绅士共订统筹分认之数，庶几早日清偿，危机立挽”。载沣“甚嘉之”⁽¹⁸⁾。如请愿代表与筹还国债会等团体合而为一，一面切实筹还国债，一面要求速开国会，是有可能使政府动心的。即令不允，也可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政府的真面目，从而使请愿声势大增。代表没有采纳合并的意见，是个失策。

请愿代表于1910年1月陆续抵达北京，设事务所于琉璃厂小沙土园的崑新会馆。

1月14日，代表召开谈话会，议决了进行的次序，决定有代表进京之省在请愿书上均列代表姓名，无代表之省叙明人数。列名的共有19省，其中有代表到京者为直隶、奉天、吉林、江苏、山东、河南、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福建、山西、江西、广东、广西，列名而未派代表者为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安徽、山西的代表在上海时未定，现在安徽定为陶熔、潘祖光，山西为渠本翘、刘笃敬、李素、刘懋赏。另有几省代表略有变动，河南原定宫玉柱、彭运斌，此时改为宫玉柱、杨治清、陈熙朝；江西的聂传曾为汪龙光所替代；直隶则增加了谷芝瑞。

1月16日，代表们列队齐赴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www.xing528.com)

请愿书从三个方面列举了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第一，从内政方面看，依靠旧的政治机构实行新的宪政，是绝对不行的，有了国会，才能监督政府，“庶政始有更张之本”。改革内政离不开财政，现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必人民得有公举代表与闻政治之权，国家乃能加以增重负担，以纾国难之责”。第二，从外交看，自中国与外国有交涉以来，由于政府采取秘密政策，结果不是“蹙地”，便是“负债”，人民对政府极为怨恨。有了国会，“上下相通，猜疑自泯”。如待至九年，“患机叵测”，“必更颠危”。第三，没有国会，人民会集怨于皇室，非常危险。有了国会，就可成立责任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荣”。请愿书还驳斥了不能更易九年召开之旨和人民程度不够两种论调，说人民程度“必试之而后见，不试之而强抑之”，就是冤枉人民，第一届咨议局的召开已经证明，人民完全具备了可以召开国会的程度。⁽¹⁹⁾

同日，京师学界1000余人召开筹还国债会，并欢迎代表。

18日，代表研究了今后的进行方法，决定利用都察院代奏前这段时间遍谒军机大臣，说服他们赞成速开国会。遂公推孙洪伊、谷芝瑞、刘崇佑、陈登山、陶熔、方还为代表前往晋谒，并将请愿书副本分送权要。

19日下午，京师绅商学界复开大会欢迎请愿代表。代表孙洪伊、陶熔、吴赓廷、李芳、陈登山、于定一，来宾于邦华，均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闻者至于痛哭流涕。日本《每日新闻》驻京特派员丰岛舍松介绍了日本人民当年要求召开国会的情形。会上提出了设立后援会的问题。

21日，孙洪伊等晋谒军机大臣。鹿传霖不知国会是怎么回事，提了一些可笑的问题。戴鸿慈认为法律尚未完备，不宜速开国会。代表作了解释，戴允为助力。那桐表示竭力赞成。奕劻说，各国均行宪政，我国断无不行之理，定当竭力。

22日，代表决定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拟订《规约》如下：

一、宣统元年各省签名请愿者均为会员。

二、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

三、会员皆有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分头请愿，以促国会成立之责。

四、每省置干事4人以上，担任通告本省会员并与别省通信之事。

五、干事由各省推定，未推定之前，暂由到沪到京代表任之。

六、新会员加入，由本省干事或会员介绍。

七、通讯总机关设于上海，由江苏等省干事在上海者经理其事。

八、所需经费由各省会员分担，每省至少年交百元以上，半交总机关，半交本省干事。⁽²⁰⁾

23日，代表谒见了军机大臣世续。世续怀疑“国民有二心”。代表回答，二心则无之，倘国家空言筹备宪政，不早开国会，与人民相见以心，人民恐怕要离心。⁽²¹⁾

24日，代表通告各省咨议局，已在京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各省亦应联合同志，“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²²⁾。

同日，代表听取了孙洪伊等谒见军机大臣情况的汇报，决定由孙洪伊、刘崇佑、周树标、罗杰、汪龙光再晋谒满族亲贵。

27日，孙洪伊等谒见满族亲贵，只见到载涛和毓朗。载涛告诉代表：“此举上下俱愿，恐枢臣独阻，某某面许之言，颇不足信。”毓朗说：立宪筹备工作“不可靠，我辈早已知之。君等此举，极为钦佩，定当竭力相助”⁽²³⁾。

京师的八旗士民看到代表请愿，很受鼓舞，特召集起来，开会欢迎代表。文耀等刊发公启说：国家一线生机系于国会，假若国会召开，“而旗人既未尝尽义务于前，即无能享权利于后，斯时我旗人将何以自立于天下？更使政府见旗人于国会问题漠然置之，遂执为口实，以自解于国民，国会之成立或为之阻，瓜分之祸、奴隶之惨必旦夕立至，我旗人何以对朝廷？何以对国民？”“乌可不疾起直追，加入于国会运动，与四万万同胞相提携，以期促短期限目的之必达耶！”⁽²⁴⁾充分反映了旗籍士民的爱国思想。1月23日，200余名旗籍人士云集振华学校开会，文耀、恒钧发表了精彩演说，代表于定一、刘善渥讲了话，热情表示愿与旗籍同志紧密联合。随后推举了请愿代表。28日，文耀等将请愿书送呈都察院，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

代表抵京后，巡抚孙宝琦、程德全、陈昭常、丁宝铨、袁树勋以及出使各国大臣均电政府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顺天府府丞李盛铎亦奏请“立布宪法条文，定期早开国会”。并特别指出：“今代表诸人颇多地方搢绅，为乡里所推重，其忠信不止孚一邑，其言论且可鼓吹一时。故善用之则此辈皆日本维新时之士族，足以辅扬伟业，昌大盛治；不善利用，则失意而归，或至疑朝廷真意之所在”。“欧洲政变多起于中等社会，史迹具在，可为寒心”⁽²⁵⁾。

接到请愿书，都察院堂官打算像1908年那次一样，先探实军机大臣的意向，再作处理。有些御史不平，召集同僚，“力言此次各省代表来都要求速开国会，邀准与否，实为大局存亡、民气消长之所关，亦即列强对待中国用刚用柔敬我侮我之所系。我辈职司献替，际此紧要关键，正宜联名具奏，极力赞成，以期襄斯盛举”。获得绝大多数积极支持。⁽²⁶⁾载沣亦面谕都御史张英麟不准延阻。1月28日，都察院将请愿代表和旗民的请愿书上奏。

正如载涛对请愿代表所言，军机大臣的“面许之言，颇不足信”。他们表面上说赞成，实际上竭力反对。世续、鹿传霖更诬蔑代表请愿“为求增其势力起见，并非出自民意”⁽²⁷⁾。

通过请愿和筹还国债等事，载沣看到了民气的发达，民智的开通，但又认为缩短年限徒滋纷扰，加以军机大臣极力反对，1月30日颁谕说，代表的“爱国悃忱”是非常可嘉的，“惟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夫行远者必求稳步，图大者不争近功，现在各省咨议局均已举行，明年资政院亦即开办，所以为议院基础者，具在于此”，“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²⁸⁾，必定召开国会。第一次国会请愿就这样遭到了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