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发起和平请愿，呼吁组织政党，要求召开国会

一、杨度首创和平请愿

在立宪派人士中，杨度对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理解是比较透彻的一个，活动能量很大，言论有相当的号召力。他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三事。没有宪法限制君权，便无所谓君主立宪。责任政府“以发达人民为务”，有了责任政府，即可民富国强。现在中国的政府“非以人民之意思所组织而成者”，完全是专制性质，对外只知“送礼”，对内只知“偷钱”，“升官发财以外，百事非其所管”，一言以蔽之，是“不负责任之政府也”。欲望如此之政府“发达人民”，保护国权，根本不可能。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责任政府，这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国会最重要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应当以人民组织，能够代表国民，确实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¹⁾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之政治问题”⁽²⁾。

杨度认为宪法、内阁、国会对立宪国家来说缺一不可，但相较而言，国会更为重要。他说，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人民力量的大小和君主让步的多少有关，而决定性的因素则为国会是否建立。所以其着眼点不在宪法之有无，而在如何制定一部好宪法，伸张国会权力。他说，中国人民所当注意者，“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假使人人都起来力争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以成为普鲁士”。有了国会，也才能够监督政府，使之真正负起责任，“国会者，改造责任政府之武器也”⁽³⁾。

杨度不泛讲预备立宪，而以召开国会号召天下，还有更实际的考虑。他看到朝廷不费什么力气便宣布了预备立宪，体制改革成效不著，从而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而且立宪范围很广，若事事注意，结果必致一事不办，故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这就是召开国会。召开国会事情单纯，“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较为速”。国会一经召开，立宪也就自然实现了。同时还可用以测验政府有心立宪与否，使利禄之徒尽露鬼蜮之形。⁽⁴⁾

与革命党竞争势力，是杨度鼓吹召开国会而又不好公之于众的又一原因。他向梁启超谈了自己的想法：“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⁵⁾

基于以上考虑，从1907年1月起，杨度即以《中国新报》为阵地，组织力量，阐发宪政理论，重点鼓吹召开国会，“与政府宣战”⁽⁶⁾。后来他支持宪政讲习会的满族会员恒钧等创办的《大同报》月刊（1907年7月1日发行），也取同一立场，此唱彼和，互相呼应。

杨度大声疾呼召开国会乃是“惟一救国方法”⁽⁷⁾。现在的世界是列强奉行“经济的军国主义”的“野蛮世界”，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侵略，已把中国变成“世界各国之中国”。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和政府不负责任。要消除贫弱根源，使中国变成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经济军事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政治革命，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召开国会，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成为责任政府。⁽⁸⁾

杨度认为，要求召开国会是能够实现的。首先，政治革命的对象只有政府，不包括君主在内，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只要人民势力发展到能够强迫政府，再对君主进行要求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其次，要求召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是社会舆论，但使举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时，由于不废除君主，“其兵力亦取警告政府而已矣”，较之革命也省力得多。⁽⁹⁾

清政府及一切顽固分子都说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召开国会。杨度力驳其非。他说，人民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若以普及教育和全部实行地方自治为准，在专制政体下永远办不到。看人民程度高低，只能以“中流社会”衡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只要看看“中流社会”就够了。现在中国人民的程度虽不及目前立宪国的人民，但却超过了立宪国刚立宪时的人民。而且人民程度是通过立宪逐步提高的，召开了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要人民提高而不召开国会，就是颠倒是非，欺骗国民。再者，政府官员皆来自人民，若谓人民程度不够，而政府已够，也绝无此理。⁽¹⁰⁾(www.xing528.com)

当时有许多人抱着召开国会必须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有些人害怕政府阻挠，怀疑国会开不成，这些都是妨碍召开国会的消极因素。针对这种情况，杨度指出，世界各国从未有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的，欲中国政府自动召开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僚“心目中只有升官发财四字”，召开国会不利于“个人中饱，欲其赞成，不可得也”⁽¹¹⁾。因此绝不应有依赖政府之心，要靠人民主动争取。为此，他呼吁“天下贤者”起而组织政党，发动人民进行请愿，积极要求。政府“最易劣败”，并不可怕，只要大多数国民发动起来，“其势力已足于左右叱咤声中而促政府之倒矣”⁽¹²⁾。不过，他又说大多数国民都起来要求国会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有“上中社会”的人站出来号召，就能造成“势力大张”的局面，如“有数十百万人为一致之行动”⁽¹³⁾，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宪政讲习会成立后，杨度以该会名义发表意见书，呼吁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奋起要求召开国会。

需要指出，杨度口头上说国会代表人民，内心深处则不然。他反对“人人平等”的普选制，主张限制选举，认为选举“只能为全国中一部分人之利益”，选举权只能给“有身家智识者”，不能给大多数“至贫无学”⁽¹⁴⁾的人。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新报》和《大同报》还发表了熊范舆的《国会与地方自治》、《再论国会与地方自治》，刘鼒和的《国会反对论之征伐》，薛大可的《财政改革与国会》，谷钟秀的《国会与二大问题》，乌泽声的《论开国会之利》，李庆芳的《中国国会议》，以及《请开国会之理由书》等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召开国会的必要和利益，批驳了各种反对妨碍召开国会的说法，鼓励人民勇敢地起来要求。《请开国会之理由书》写道，召开国会，“内之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整顿内政，外之发展国民之势力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莫重乎此”。并具体从整顿财政、振兴教育、扩张军备、澄清吏治、保卫国权诸方面阐明了国会必须速开的理由。“至于请愿之方法，则在于表示多数国民之全体意思，故演说不择何地，运动遍及同胞，一次无效，继之以再；再次无效，继之以三以四，前蹶后起，甲仆乙兴，或以团体之名义，或以地域之名义，均无不可。总期于一二年间，四方同志云集响应，集于辇毂之下，为帝阍之呼吁。彼政府虽极顽强，又安能冥然罔觉乎？”⁽¹⁵⁾

杨度不仅大力宣传鼓动召开国会，而且身体力行，组织同志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1907年9月25日，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赴京，将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¹⁶⁾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资政院未有民选精神，不能代表国民。“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接着论述了召开国会的好处，驳斥了几种反对速开国会的说法，最后要求朝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¹⁷⁾。政府未予理会。

杨度等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他们相信，“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继续鼓动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¹⁸⁾。

按照这一精神，宪政讲习会坚持不懈，继续进行。1907年11月议决“当以坚确之意志，沈挚之力量，达再造中国之目的”，推举杨德邻、陆鸿逵、曲卓新、方表为特派代表，归国联络各政治团体，再作国会请愿之举。⁽¹⁹⁾杨德邻等抵湘会晤了杨度，发动湖南士绅入都请愿，绅商学界代表和青年学生有4000余人签了名，谭延闿、龙绂瑞、廖名缙均列名其中。请愿书由杨度起草，经王闿运改定，领衔者为教育总会会长刘人熙、商会总理陈文玮和陆军部主事曾熙，要求一二年内召集国会。⁽²⁰⁾1908年3月10日，代表雷光宇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

此时的杨度是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呐喊御侮救亡，以各种方式大造召开国会的舆论，并以国会的召开为枢机达到君主立宪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笼罩在社会上的重重迷雾，澄清了人们的糊涂认识，激发起人们要求召开国会的热情。在宣传鼓动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腐朽，驳斥了顽固官僚的谬论，断言独裁必亡，立宪必兴，强烈要求铲除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肯定参政是国民的天然权利，号召国民主动向统治者争取。凡此都闪耀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精神。他发动领导的宪政讲习会和湖南人民两次国会请愿运动，“首为国民发未申之意”⁽²¹⁾，更是中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的伟大创举，开辟了人民以和平方式向统治者直接要求政权和民主自由的新时代。它大大地开阔了人民的视野，启迪了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紧接着一个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就展开了。两次请愿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申报》说：“熊（范舆）、雷（光宇）两人登高一呼，全国震动，论其功用，几与日本政党之副岛种臣、坂垣退助实相伯仲。”⁽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