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立宪派与日俄战争的密切关联

二、立宪派的多方策动

立宪运动的高涨还突出地表现在立宪派开展的实际活动上。活动的重点是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将来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也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必须使权要赞助并进行陈请。他们这时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还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4年1月19日，署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曾联电奏请速行变法。说中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要想挽救，“惟有急宣上谕，誓改前非”，迅告各国，“一切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苟再因循，恐欲图变法而已受分割，被人挟制，无可以自变之日”⁽²²⁾。

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奔走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构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²³⁾。同时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向盛宣怀和鄂抚端方陈述，再由盛商之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时亦在沪），以其3人的名义电告政府，奏请实行。

盛宣怀接受了张美翊等人的意见，立即同吕海寰商议，并由他草拟了一篇奏稿，转给端方。他考虑仅凭他们的地位身份还难以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又拉两江总督魏光焘和署两广总督岑春煊一起行动。1904年3月4日，他分别致电端、魏、岑征求意见。复电皆表示同意联衔作速入奏。

3月9日，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联衔奏称：中立政策不能保障东三省主权不受日俄侵害，欲避其害，必须早作准备，与诸国政府直接协商，否则将来各国开会干预日俄，恐被摒之局外，“祸变之来，何堪设想！”怎么办呢？宜乘美国宣布保全我国土地主权之机，“迅速特简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历聘欧美有约诸邦，面递国书，以维均之势立说，东三省开通商埠，利益均沾为宗旨，恳派使臣设会评议”。并且申明东三省为我国主权，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日俄战争有损各国商务，请各国调停息战，东三省人民遭日俄军队蹂躏，应予抚恤；以北京为各国会商之地；会议既定，战事既息，中国允以东三省遍开商埠及厂栈路矿诸项利益以为酬劳。同时“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这样，将来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必能预占一席，然后随事补救，抵制斡旋，消息既较灵通，办法尚可布置。失此不图，后悔无及”⁽²⁴⁾。出使的名义是考求新政，实际任务是保卫主权，尚未触及立宪问题。但较之立宪派的筹划又进一步，确定了与各国交涉的要点。

上奏之前，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与盛宣怀商定，最好由贝子溥伦兼充出使大臣。因他即将以中国馆监督的身份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可以借此游历各国而不露痕迹，避免日俄猜忌。旋溥伦抵达上海，他们与之协商，溥伦亦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唯云“庆邸（指庆亲王奕劻）与我不合，恐其疑我在沪谋兼此差，公电待我到东洋后再发”⁽²⁵⁾。后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果以溥伦“年轻，未克当此”⁽²⁶⁾拒之。对于吕海寰等5人的联奏，由于当权者认为时机未到，应“俟战事稍有眉目再定”⁽²⁷⁾，3月21日奉旨，折被留中。

张美翊以“此奏关系大局，诚不可少”，得悉折被留中，立即致函岑春煊的幕僚们说，预料秋冬之间战争必有眉目，宜“趁此机会，先定国是，速派专使，天下事固大可为”。“丁（振铎）、林（绍年）两帅奏请变法，驻使联衔亦以为言，颇干天怒。鄙意以为此不联合旗帅之故，遂致疑立宪为革命。”因此他鼓动两广督署的幕僚们敦请岑春煊牵头，联合锡良、端方、赵尔巽、魏光焘、袁世凯、张之洞、丁振铎、吕海寰、盛宣怀等满汉大员合词再请，以期朝廷允准。⁽²⁸⁾值得注意的是，立宪派此时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保卫主权，而是把“先定国是”，即朝廷疑为革命的“立宪”也包括在内了。岑春煊的态度不得而知，不过再请之事沉寂了。

4月，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又奏请立宪。出使法国之前，其弟孙宝瑄曾“草立宪之议”，要他代呈当道，他“疑而不敢上”⁽²⁹⁾。到法国一年多，他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认识到“其所以上下一心，日兴月盛者，皆在宪法之立。中国变法，首宜于此提纲挈领，而后有庖丁解牛之效”⁽³⁰⁾。从此赞成立宪。但他开始不敢谈真实想法，1904年2月条陈政见时就没有新鲜见解。3月22日联合出使俄国、英国和比利时大臣胡惟德、张德彝、杨兆鋆上奏时，也只是要朝廷颁示超出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要政，没有说出想说的话。即使如此，朝廷还嫌过激，未予采纳。这反而促使其下定了决心，4月遂单衔上书政务处，略称：变法所以未见成效，“以未立纲中之纲，而壅蔽之弊未除”，“欲求所以除壅蔽，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同时饬令大臣采访各国宪法，制定宪法。还建议变通各国议院成例，定政务处为上院，都察院为下院，各省府县设公议堂，议定国家和地方事务。⁽³¹⁾书上之后，他又致函端方，鼓动端方和张之洞“将立宪之意合疏上陈”⁽³²⁾，希图让他们说服朝廷。

孙宝琦的上书政务处未予转奏，却给立宪派很大鼓舞。《时报》欣喜地欢呼：“数月以来，吾国有大喜过望、易亡为存之一大纪念，出现于黑幕时代，则吾人宜如何鼓舞而欢迎之也。现此一大纪念维何？曰驻法公使孙宝琦氏上王大臣书请立宪法是已。”⁽³³⁾

这时张謇也加紧了活动。1903年下半年赴日考察归来，张謇始注意研究立宪问题，只是“但求如日本耳，不敢遽望德，尤不敢望英”⁽³⁴⁾。不过他既是在籍的状元，又是兴办近代工业、教育卓有成效的东南社会名流，与社会上层人士和官场均有密切交往。这种优越的地位使他的意见易于为督抚大员所接受，也是他得以领袖东南群伦的一个客观条件。1904年5月，他就不断与魏光焘、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为他们代拟立宪奏稿，汤寿潜、赵凤昌等也参加了研究。折稿大意谓：日俄战后，中国必有极大危险，欲加预防，只有实行立宪。胆小谨慎的张之洞没有立即出奏，嘱张謇探询直督袁世凯的态度，以决进止。张謇也认为如能得袁倡导，对推动立宪十分有利，乃于6月致袁一函，请其赞助立宪。中言：“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³⁵⁾惯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以为气候不到，答以“尚须缓以竢时”⁽³⁶⁾。张之洞、魏光焘知反对者多，未敢将折稿呈进。

在与袁世凯联系的同时，江浙的立宪派又另辟了蹊径。6月初，张謇、汤寿潜、张美翊、许鼎霖、张元济、吕景端、夏瑞卿连日进行了会谈。5日，张美翊写了一份说帖让人转呈其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说帖着重指出：“当此列强注目东方，改定宪政，亦足震动耳目，气象一新，必为环球所许，从此满汉界、新旧界可一扫刮绝。夫人心既定，凡事可为，我大清且亿万年。”“我若乘慈圣万寿圣节，先行颁发诏令数条，一面调查宪法，合我政体，酌定纲领，或十年或十五年颁布实行，似亦有益无损。然此事必须联络满人，而以汉人辅之，中外合力陈请，必邀俞允。”“吾师能一倡斯议否？时会所迫，不能不改，无所用其踌躇审固也。”⁽³⁷⁾请瞿鸿禨认清形势，果决地倡导立宪，派人调查宪法，促朝廷于年内颁布诏令。7月，张謇闻听奕劻及其子商部尚书载振有赞成立宪之意，“北方殊有动机”，认为“原动力须加火以热之”⁽³⁸⁾，加紧催促赵凤昌赶印《日本宪法义解》，分送宫廷和达官贵人。慈禧读了以后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瞿鸿禨亦派其弟赴沪托赵凤昌选购有关各国宪法的书籍，作为参考。立宪派的努力初步产生了效果。

清廷觉得是筹划东三省事宜的时候了，8月2日谕令疆臣各抒对策。督抚奏复，除陈述对东三省的政策外，有主联日拒俄者，有主联德联美者，有主调停议和者，只有林绍年奏请“尤有所最要者，则无如改专制为立宪法”；署川督锡良请简重臣游历欧美各国，用资联络。⁽³⁹⁾

清廷决定商请各国公使出面斡旋议和，但遭到拒绝。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许多大臣的意见，“议派钦使前往各国，调查各国政治，归而变法”⁽⁴⁰⁾。这是清政府首次讨论，虽未做出什么决定，但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有了转机。

9月10日，汤寿潜通过章梫连呈瞿鸿禨二函，第一函是鼓励瞿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函云：“宪法之义，走以渎吾师者三年余矣。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以铜象，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⁴¹⁾第二函是向瞿献策。内称：“今有一笔两用之策，莫妙于考求宪法为词。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我若有所输入，星轺所莅，无不全国欢迎；入手得势，暗中与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于水乳。否则，如此专使游迹，不容独遗俄国，唯以宪法为名，彼中无可采访，不妨弃之如遗。”⁽⁴²⁾汤寿潜提出的考求宪法与保卫主权的“一笔两用之策”，再一次揭示出出洋考察宪法的主题，把立宪与保卫主权圆满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函还写道：“善化师（指瞿）抱冰握火，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穰三（张美翊字）以智力不逮，辞颇坚。走谓栋折侨压，义不容诿；即善化师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忍令独为其难，于情于理，有一安乎？穰穷于对，谓严词正义，诚无所逃……如公学有妥人可替，情愿去为师门典签，聊尽区区于万一。”它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瞿鸿禨不但采纳了立宪派的进言，对立宪和派遣专使业已默许，而且还准备亲自出洋考察。所以函中有瞿“独为其难，天下之幸”一语，和汤寿潜说服张美翊跟随瞿出国之事。立宪派的活动终于获得瞿鸿禨的赞助支持。瞿鸿禨颇受慈禧信赖，诏旨多其秉笔，他的态度转为积极，会促进慈禧的决策。

随着日胜俄败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先已勃发的立宪舆论愈益高昂。1905年1月，部分留日学生闻列强将有瓜分中国之说，异常激动，四川籍学生邓孝可写了一份《要求归政意见书》，要求慈禧归政，宣布立宪，准备推举代表入都请愿，张澜等自告奋勇伏阙奏陈。后遭各省同乡会反对而作罢。⁽⁴³⁾与此同时，革命党人陈天华也拟出一份《要求救亡意见书》，准备以全体留学生的名义赴京请愿。《意见书》向清政府提出的对内条件，实际也是实行立宪。经黄兴、宋教仁屡次与之“大开谈判”，“以改变宗旨、受保皇党运动责之”，陈天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⁴⁴⁾这两件事虽未见诸实行，但反映了留日学生中萌发了以国民资格向政府请愿的思想。

1905年2月23日，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又奏请“变法大纲，似宜仿效日本”，定为立宪政体。⁽⁴⁵⁾

此时瞿鸿禨对立宪越来越感兴趣了，不时私下与一些具有新政治知识的人士讨论国家大政。4月，他召见了户部主事陈黻宸，“询及今天下事”。陈面谈之后，又上了一个条陈，指出：“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待远识之士，而知其不可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并提出“作为他日立宪大备之基础”的若干建议和办法。⁽⁴⁶⁾

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请日俄各派代表议和。清政府急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将派专使参与日俄议和会议。罗斯福冷冰冰地加以拒绝。清政府只好于7月6日向日俄两国政府声明，凡牵涉中国事件，未与中国商定者，概不承认。

清政府一面力谋直接同日俄交涉，一面于6月26日，电谕各省督抚和出使大臣就如何因应日俄议和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善后事宜，密行电奏。

此前，张謇为抵制美货事曾致书袁世凯，中言：“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⁴⁷⁾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辞打动袁，请其赞助立宪。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为了避免孤立和将来光绪执政报复自己，消弭革命，同时也为了执立宪之牛耳，于是联合调为江督的周馥和鄂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十二年为期。⁽⁴⁸⁾

7月初，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⁴⁹⁾

粤督岑春煊接谕后即电出使美国大臣梁诚帮助筹划办法。梁告岑，东三省可保无虞，应“径仿东西政治，与民更始”⁽⁵⁰⁾。岑立电奏：“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⁵¹⁾请求立宪的督抚中又增加了一位要员。

作为深受立宪派影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更是“造膝密陈”⁽⁵²⁾，面奏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⁵³⁾。

奕劻和其他“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⁵⁴⁾。

至此，在8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5位奏请立宪，1位川督请派员游历各国。军机大臣则有瞿鸿禨和奕劻。加上林绍年、孙宝琦等巡抚和出使大臣的奏请，出洋考察政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故自7月初起，枢府大员就连日会议，讨论立宪，4日，商讨了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问题。9日，便正式决定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之事。⁽⁵⁵⁾

后来，袁世凯又奏请“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⁵⁶⁾，自为政府所采纳。

关于出使人选，最初定为商部尚书、奕劻之子载振和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宗室、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巡抚各一。后荣庆不愿前往，改为瞿鸿禨，张百熙以头晕辞，荐户部左侍郎戴鸿慈代替。7月15日商部值日，载振面奏：“臣父在枢廷日久，瞿某以外部兼军机，一与外人直接，遇有交涉事件，恐难转圜，不如另派他人前往。”⁽⁵⁷⁾慈禧以为然，命载振、瞿鸿禨留京。16日，慈禧召见大臣重新研究，确定派宗室镇国公载泽和刚入军机的徐世昌以及戴鸿慈、端方4人前往。同日，发布谕旨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⁵⁸⁾

谕令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为日俄战争的刺激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清廷鉴于列强环伺，情见势绌，“推日胜俄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也”⁽⁵⁹⁾，知道过去推行的“新政”无济于事，不得不另作政治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政治只能适应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实行立宪。内因为革命运动的高涨、官僚的奏请、立宪派的呼吁和策动。直接出面奏请的是官僚，在后面推动官僚的是立宪派，“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⁶⁰⁾。没有立宪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策动，就没有官僚的奏请，即使有个别人如孙宝琦的上奏，也不会为朝廷所重视。从根本上来说，促成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动力是立宪派。

在官僚之中，袁世凯起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1904年他还是立宪的反对者，1905年的奏请是在张謇等推动下动作起来的。至于出洋考察宪政，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政府也作过研究。时论把清廷立宪和派员考察政治归功于袁世凯的“主动”奏请，显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过高地估计了他的作用。他所起的作用不会比“造膝密陈”、自请出访欧美的瞿鸿禨大，态度也不如瞿鸿禨积极。

自中国与世隔绝的坚固壁垒被列强的大炮轰塌以后，清廷再也无力重新构筑，以防欧风美雨的侵袭。在“坚船利炮”的教训下，它被迫在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领域作了有限的开放，但在政治制度上依然顽固地奉行封闭政策，恪守祖宗法制，坚持“中学为体”，拒绝根本改革。而且表现得极其敏感，任何赞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言论都被斥为“异端邪说”，严行禁锢。它同列强建交几十年，除了缔结条约、赔礼道歉和礼节性的外交活动外，从未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去调查了解外国的政治制度，宗室人员平时甚至不得越出京师一步。只是在八国联军之役中遭到惨败之后，才允许中央和地方官员去日本考察学务、商务和农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不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新政”不可能卓有成效。现在它感到有“洞达”新政不见实效的“原委”，派遣宗室和大臣到世界各国考察政治的必要了。这一事实预示着清政府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准备在政治上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由“中体西用”转向效法“西体”。对于顽固守旧的清政府来说，这一转变是极其痛苦的，然而又是个巨大的进步。从此，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即由纯粹的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序幕真正拉开了。

【注释】

(1)《论日俄之战之益》，载《中外日报要闻》，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2)《祝黄种之将兴》，载《中外日报》，1904年2月19日。

(3)《日俄战争之影响于处金衢严若何》，载《萃新报》，第4期。

(4)康继祖：《豫备立宪意见书·中国立宪原起》，1～2页。

(5)《论中国所受俄国之影响》，载《中外日报》，1904年4月4日。

(6)《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载《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7)《论日胜为宪政之兆》，载《中外日报》，1905年5月21日。

(8)沈其昌：《议员要览》，61页。

(9)《立宪纪闻》，1页，载《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10)别士：《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宪政初纲》。

(11)《论出洋诸钦使奏请变法事》，载《中外日报》，1904年3月26日。

(12)《敬告政府诸公》，载《大公报》，1904年9月22日。

(13)《论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难易》，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期。

(14)《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

(15)参见《大公报》，1905年4月13日，作者为灵效、史彬。(www.xing528.com)

(16)《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乙巳年三月七、八日。

(17)《论各省督抚议请立宪事》，载《警钟日报》，1904年5月20日。

(18)《论自由必先具裁制之力》，载《时敏报》，1904年9月22日。

(19)《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载《大公报》，1905年4月21日。

(20)文元：《中国政体变迁论（续）》，载《大同报》，第7期。

(21)《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载《时报》，1904年8月7日。

(22)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81。

(23)《南洋公学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光绪三十年二月五日。又函称：“此议之起，实在去腊下旬。”“去腊下旬”当1904年2月6日至15日，10日战争爆发，讨论此事当在11日至15日之间。

(24)一档档案：朱批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241号。

(25)《惜阴堂笔记》，载《人文月刊》，第2卷第8期。

(26)《寄江宁魏午帅、武昌端午帅、广州岑云帅》（二月十一日），见《愚斋存稿》卷97。

(27)《南洋公学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光绪三十年二月五日。

(28)参见《南洋公学张美翊致两广督署幕府书》，光绪三十年二月五日。

(29)《忘山庐日记》下，1280页。

(30)一档档案：《孙宝琦致端方函》，端方档，704号，函28。

(31)参见《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载《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

(32)一档档案：《孙宝琦致端方函》，端方档，704号，函28。

(33)《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载《时报》，1904年8月7日。

(34)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0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5)沈志远：《袁世凯与张謇》，载《古今半月刊》，第53期。

(36)张謇：《年谱》，12页。

(37)《张美翊致张劭熙、朱桂莘函》，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日。

(38)杨立强等编：《张謇存稿》，8～9页。

(39)各折见一档档案：朱批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241号。

(40)《大公报》，1904年9月4日。

(41)《汤寿潜致章一山函》，光绪三十年八月一日。

(42)《汤寿潜致章一山函》，光绪三十年八月一日。

(43)参见《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载《大陆》，第3年第2期。

(44)参见《宋教仁日记》，31～3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45)折见《光绪朝东华录》，5286～5288页。

(46)参见《陈宸上瞿夫子条陈数事》，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

(47)《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见《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

(48)参见《时报》，1905年7月2日。

(49)参见《中外日报》，1905年8月10日；《时报》，1905年7月18日。

(50)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附录二，293、296页。

(51)《中外日报》，1905年8月3日。

(52)《汤寿潜致瞿尚书函》，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53)余肇康：《瞿文慎公行状》，6页。

(54)《立宪纪闻》，1页，见《宪政初纲》。

(55)参见《荣庆日记》，84～85页。

(56)《时报》，1905年7月22日。

(57)《中外日报》，1905年8月4日。

(5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59)宣樊：《政治之因果关系论》，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2期。

(60)别士：《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宪政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