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中国政治改革的关系

一、普遍激昂的呼声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朝鲜特别是我国东北地区发生尖锐冲突，最终诉诸武力。2月10日，双方宣战，一场罪恶战争就此爆发。

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遭受战火祸害的是中国人民，清政府理应积极干预。可是日本在战前就劝告清政府保持中立，而清政府确也无力制止日俄两大强国，只好于2月12日宣布保持局外中立。次日声明无论胜负如何，东三省主权仍为中国所有。

以前，立宪思潮声势不大，此后情况骤变，迅即高涨，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日俄战争的刺激是立宪运动走向高涨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日俄战争关系到中国的安危存亡，又是在立宪的小国日本和专制的大国沙俄之间进行的，因此中上层人士无不注目而视，倍加关切。

对于日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厮杀，立宪派首先感到的是耻辱与愤怒；同时也敏锐地预感到战争将使中国的前途和人们的思想发生有利变化。日俄宣战后三天，《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称日俄之战“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说过去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言论已经深入人心，此次战争“又得发明世间一至大之公例”，这就是“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¹⁾。并断定战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²⁾。还有人说：“国中志士怵于垂危，自此战争可以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³⁾

基于这种认识，立宪派相信日本必定胜利，并为此与接近官场的守旧人物展开了一场争论。守旧派说，俄大日小，日必败。立宪派反驳说：“日本虽小，而国民爱国之精神蓬蓬勃勃，如釜上气；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国之盛衰在精神，不在大小，俄犹以大骄人乎？俄必败。”守旧派又争辩说，日本“以权与民”，兵临战场，“必各顾其命”；俄国权操自上，令出必行，日败俄胜可以预决。立宪派答称：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岂彼专制之国专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⁴⁾立宪派期望日胜俄败并不是出于对日俄有什么特殊的好恶，而是企图以此来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谬论，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世界“公例”，促进政府和人民猛醒，实行立宪，抵御外侮。“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此意一决，则凡官与民交涉之事，无一不受其影响，而其累众矣。黄种、白种，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国国人之意，必以为白兴黄蹶，天之定理，即发愤爱国之日本亦不足与天演之公理相抗，而何论于中国。此意一决，则远大之图，一切灭绝，而敬畏白人之意将更甚于今日，而天下之心死矣。”⁽⁵⁾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清政府固知日本可怕，而更畏惧土广民众、号称头号强国的沙俄，并且已经确定了亲俄路线，一旦俄国获胜，毫无疑问，清政府将更相信专制的威力，拒绝作政治上的根本改革，而人民也就会更觉希望破灭，难以振作。

日俄战争朝着立宪派的预想进展，至5月上旬，俄国舰队在旅顺附近受到重创，陆军的鸭绿江防线亦被日军突破。立宪派再次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心情断言：“若中国，则黄种之专制国矣。鉴于日本之胜，而知黄种之可以兴，数十年已死之心庶几复活；鉴于俄国之败，而知专制之不可恃，数千年相沿之习庶几可捐。此二者之观念入人至深，感人之捷，数年之间必有大波轩然而起，虽政府竭力沮之，吾知其不能也。”⁽⁶⁾

1905年5月，俄国东调的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立宪派进一步指出：全球富强之国不是立宪，就是共和，没有专制者，这一事实本来可以证明立宪胜于专制的“公例”，可是由于俄国的缘故，又有人发生怀疑。“于是政府遂以俄为口实以拒绝民权”。现在好了，俄国的败局已定，“此疑释矣”⁽⁷⁾。

战争的结局证实了立宪派的预想，预想的被证实反过来又鼓舞他们投身于政治改革运动。其他人士亦从日俄战争中受到启示，确信找到了同专制主义斗争的依据。一致得出结论：专制必败，立宪必胜。纷纷说：“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⁸⁾“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祀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⁹⁾“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¹⁰⁾

日俄战争有力地刺激着中国人士的觉醒，相信立宪可以救亡图存。连许多守旧人物也转而鄙弃专制，投入立宪运动的洪流。(www.xing528.com)

立宪运动高涨的原因之二是由于民族危机的震惊。

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三省主权能否保住不被侵占，十分令人焦虑。不仅如此，战争期间，其他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向中国伸出魔掌。1904年7月，英军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9月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所谓《拉萨条约》（清政府未承认），索取特权，妄想把西藏变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同年8月，德国兵舰强行驶入江西鄱阳湖，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陕西榆林、延安两府的煤矿权。法国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并遣军舰驶进鄱阳湖，耀武扬威。1905年，沙俄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分兵侵犯新疆的喀什噶尔、伊犁等地。危机感犹如千钧巨石压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迫使他们认真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出路何在？立宪派说，只有彻底改革专制制度，实行立宪，才是“扶危定倾之至计”⁽¹¹⁾。并十分悲愤地告知政府：今日中国已至“生死之关头，存亡之分界”，“急治之则生，缓治之则死；治得其道则存，治失其道则亡”。欲救其亡，只有大事改革，“而其大事改革之第一着”，就是“宣布天下，改为立宪政体”⁽¹²⁾。

革命运动的影响是促进立宪运动高涨的又一原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自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而在国内的发展则始于义和团运动以后。1904年革命派在各地组织了一些小团体。次年8月20日，孙中山和国内革命派共同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革命运动以武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同立宪运动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但主张民主立宪，反对君主立宪。革命运动的兴起引起立宪派的注意。立宪派认为革命的起因和动机是完全合理的正当的，因而反对政府镇压革命。但他们不同意采取暴力手段，认为革命一起，“海内若鼎沸者数十年，亦未知能大定否”；即或大定，也要消耗无数民财，残伤无数民命，大伤国家元气。“而列强之视眈眈、欲逐逐者得此机会，更将大张其势力，以逞鲸吞蚕食之谋。故内界虽清，而外界之侵蚀益甚，瓜分之局，仍恐不免”⁽¹³⁾。在他们看来，革命虽可铲除专制毒瘤，但外患太严重了，国家经不起如此巨大的动乱，否则列强乘虚而入，国家便有被瓜分之危。从国家民族大局考虑，倒不如全国人民促进朝廷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来得稳妥而有利。

立宪派既担心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会妨碍全国一致对外和国家进步，又坚决反对清政府的镇压政策，如何才能消除革命呢？一言以蔽之：实行立宪。他们说：实行立宪，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就可以融化满汉形迹，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汉人就不会仇满、排满、革满人之命了。制定宪法以后，新政必然日见起色，朝政既无可訾议，革命之势自然冰消瓦解。革命党志在得民权，如开设议院，给国民参政权，民气大伸，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也就没有借口了。实行立宪，消除上下隔阂，合全国之力以御外侮，革命党就用不着冒险以求进取了。

立宪运动的高涨表现为呼声的普遍高昂。赞成立宪的人骤然增多了，“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¹⁴⁾。立宪派的舆论阵地也随之加强。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在上海创办了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月出1册；6月，梁启超协助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日报《时报》，报馆楼上辟有精室“息楼”，为立宪派聚会之所。这两家报刊都积极鼓吹立宪。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它不仅进行一般的言论鼓吹，还别出心裁地开展宣传。1905年为庆贺该报出至1000号，拟出8个题目悬赏征文，结果中头等奖的3篇中有2篇是《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皆以立宪为言。⁽¹⁵⁾创办人英敛之感到非常自豪，说“此举为中国日报绝无仅有者”⁽¹⁶⁾，确非虚语。其他报刊亦连篇累牍地宣扬急行立宪。立宪派群呼：“立宪者，中国众注之的，而欲奔赴者也”。“今日俄之役既明明示以立宪之利、专制之害，苟中国之人心犹未死尽，则其翻然悔悟，固不必待上智神圣之生。”⁽¹⁷⁾“二十世纪之时代，不立宪诚无以为国，不自由诚无以为民矣。”⁽¹⁸⁾“振兴中国，变专制为立宪，实为当务之急焉。”⁽¹⁹⁾一时之间，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²⁰⁾。“立宪”二字遂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立宪派颇具新兴阶级的朝气，一开始就以人民代表的姿态理直气壮地声明：“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义也。”⁽²¹⁾他们向往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此后他们同政府的一切分野和斗争均是由此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