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气后，挑战成人世界秩序，如何控制？

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

[加] 达尼·拉费里埃

达尼·拉费里埃当过记者，做过编剧，更是一位获奖无数的小说家。他就是有这种魔力——让人不知不觉地慢下来，然后发现身边的一切竟也跟着渐渐清晰起来：各种类型的午睡、院子里的蚂蚁、郊区的墓园、换咖啡馆的艺术、同一张桌上的牛肉片和香烟、浴缸里的阅读者，等等。生活从不吝于提供乐趣，只是有心人太少。

时代老得很慢

一旦你抱怨迪厅里的声音太大，警察太年轻，披着风衣学假牛仔的样子让人发笑，汽车开得太快，人们不再遵守交通规则，忘了黄灯是干什么用的，礼貌成了一种公开奉承的形式，熟悉的女人们以那么疯狂的速度重新年轻起来，让人觉得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又回到了从前，医生对极其激动的病人的灵魂状态漠不关心，听不懂那些发音不清晰并且讲话明显太快的电视主持人在说什么；一旦你抱怨刚刚认识的那些人在每个星期日的清早就打电话，不再有马尔罗和米勒时代的好作家了，意大利电影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代后不再有像费里尼、罗西里尼和安东尼奥尼那样的电影人；凯鲁亚克和他那些人好像太不负责任，不能盲目地追随他们开心地在全美国乱跑，而美国正悄悄地设法摆脱颓废的50年代；不公正和种族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俄罗斯仍然能够面对美国时，人们对世界的平衡更放心，约翰·肯尼迪遇害那天忘了自己都做了什么，看到列侬和洋子在蒙特利尔旅馆的一个豪华房间的床上为和平而战斗的照片时感到好笑。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瓦解，当你常常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像我一样，那就是你已经老了，也就是说已经踩上另一个节奏，这无药可治。

在午睡的阴影下

我相信午睡是我童年时期罕有的讨厌的事情之一。这种憎恶的其中一个理由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午睡是成年人的一种发明。不管母亲说什么，这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人们曾经注意到，孩子生气之后会试图扩大领地的范围，因而变得不可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么钟情于秩序的成人世界发生了对抗。所以，必须驯服他，但最后只有睡眠能使这猫一样的年轻人平静下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午睡变成了童年的特征之一。大家都有些怀念那段时光，人们觉得自己正在全速奔跑时被逮住了。

由于孩子反对睡觉，在他看来，这就像是从生命中偷走了时间。为了说服孩子躺下，人们使用了所有可能的诡计。晚上，为了让孩子上床，大人对他说如果想在看不见的世界与其他人重逢就必须闭上眼睛。人们让孩子通过窗户欣赏已经入睡的城市。确实，一座已经入睡的小城市，能激发总是看到它处在运动中的孩子的想象。孩子想知道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在午夜发生。人们让孩子明白，如果他站着，城市就不可能入睡。所以必须午睡。

可是，对曾是孩子的我来说，疲倦不可能是一种可预见的状态。它在孩子眼里仍然是个陌生的事物。和未来或往昔一样，都是一种人为的观念。它的空间是当前时刻，而疲倦是成人身体的倒错。在离我越来越远的那个被祝福的时代，我感觉有能力不停地玩到时间的终结之时。那些时刻和那些时日一样，不表示任何意义。人和动物都先于我精疲力尽。我像苦行僧一样旋转，在梦中重新找到了同样的迷醉。我不再区分梦和现实。成人们好像因不能阻止我而感到失望。早在特吕弗的电影之前，我母亲就了解了制造“美国之夜”的技术，即让夜晚出现在白天当中。她只需关上窗户。她知道我机灵，老讲逻辑(我们的讨论没完没了)，于是把窗户的每处缝隙都堵上，为的是让哪怕最微弱的阳光也不能照进房间。如果人们不幸地忘了其中一处缝隙，我就开始号叫，直到引起所有邻居的注意，让他们急匆匆赶来看这个饱受折磨的孩子。通过不断的抚摸和温柔的话语，人们最终使我平静下来。

我真正认识到午睡是在流亡时。在蒙特利尔的时候我愿意在白天睡觉。睡眠是一台允许回溯时间的非凡机器。我在白天做的梦好像比晚上做的梦更高兴，更有活力。我急匆匆返回，在躺到灰白相间的床单上之前会关上窗户(回溯童年的一种习惯)。我在这个肮脏的房间里唯一的奢侈，是干净整洁的床单。我好像在源头位于遥远童年的一条河里游泳，脑袋一挨到枕头就跌进了另一个世界里。我有时会一直睡到半夜，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过分漫长的午睡会以噩梦结束。那时候，睡眠占据了我生活中那么大的空间，我严肃地思考了这一事实。我只知道，很久以后我陷入一种消沉状态。然而我从来没有那么幸福过，总是准备重新找回那个没有警察，没有海关人员，也没有门房的世界。对我来说(我的判断不同于心理学家的判断)，我忧虑地与一个我从没有见过的独裁者对抗了十来年之后正在恢复力气。在太子港，在我生活的街区，那时候总是很热，并且房子里总是人满为患。到处都能碰到沉睡者：房间里、厨房里、走廊上。结果，人们睡得又少又差。总是不安，从不满足，如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前夜的一个战士。

细节的海洋

马尔罗把人说成是“一堆小小的秘密”，这让我起了疑心。他的这种说法长久地吸引着我，后来我发现，还有另一个东西比秘密对人的侵蚀更大，那就是细节。秘密是孤立的，而细节却是群居的。一个细节总是隐藏着另外几百万个细节。我们常常想起隐藏在我们身上的某个秘密，却忘了细节这种微小的东西到处钻进我们的身体，经受时间的考验。秘密以道德为基础，而细节是一种随便捕捉来的信息，数量越多才越强大。可它们是从哪儿钻进我们的身体的呢？往往是通过眼睛，但其他感官也能捕捉细节。

那些东西当时似乎毫无用处，但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慢慢地占据了我们的记忆。所以，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某个特定的细节，有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也有自己的生命。(www.xing528.com)

有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怪癖：比如说，对方拿叉子的方式。这一细节，第一次烛光晚餐时就注意到了，它深入我们的大脑，几年后，当我们寻找分手的充分理由时，它才冒出来。微不足道的细节成了暴露问题的细节。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细节”是单数的，而事实上细节从不“单行”。叉子的样子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与其相伴的是无数小小的细节，它们抱成一团，变成明显的事实。有手，有微笑，有斜斜地穿过来照到床单上的阳光，那天正好在剪发。后来，人们想起了所有的细节，坐实了那个揭露问题的细节。一切都细细地过滤。一个充满了那么多激情的场景，竟然只持续了几秒钟，这不禁让人惊讶。如果说，相遇是幸福的时光，千万别忘了分手时，重新查看那个场景的，是充满敌意的大脑。细节不断地更换形状和颜色，而秘密仍然是秘密，除非它随着时间变硬了。

蜂箱

我喜欢生活在城市里。社会关系网复杂，人群拥挤，充满活力。好像城市从不曾完全睡着：总有人在动。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人，主要来自有点儿处于沉睡状态的外省小城，他们进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外省人批评大城市，说它日夜喧嚣不停，他们忘了挤满大城市的人大多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些孩子受够了农村里那种人人都在紧闭的百叶窗后监视别人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尤其是烦恼漫长的星期天，生活好像永远静止不动了。可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就像刚刚勉强拿到驾照的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吓得浑身发抖，直至明白自己占据着一个安全有限的空间（他的汽车跟着一辆小货车，后面有一辆卡车），可这个空间是属于他的。只要在路上继续行驶，就可以成为让所有准备钻到车流中的新司机恐惧的魔鬼，就像几分钟前的自己。我们有一天全都离开了家，那个已经建立起自己的规则的地方，前往某个在我们到达之前一切都已经被周密安排好的地点。日记：别理那些装作来自这个脚手架的伪雅者。他们知道得越少，就越想让人相信他们在管事。如果一切都不过是律法和规则，我们无疑行驶在一个狭长的地带，但周围却由我们的梦和欲望编织而成。

沉睡的元凶

当然，人们会琢磨，在黑暗中沉睡多年，然后出现在阳光下的细节藏在什么地方。人们会问这些年来它深埋在我们哪个不幸的角落？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它来弄清某个事实真相的时候它不出现？它能准确地还原已被回忆歪曲的东西吗？细节能让人进行最后的对证，因为它最后能让逻辑闭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是这样，在电视剧《神探可伦坡》中也同样，当人们最后拿出细节时，大家都惊呆了。罪犯不得不承认，要不就逃跑，原形毕露。有一段时间，是酒杯或香烟上口红的痕迹，或者是遗忘在犯罪现场的个人物品。

人们总是会忘记细节，不可能每个细节都记得。而且，细节本身总是微不足道，只有成了告密者，它才有用。细节会暴露秘密。有时，秘密为了隐蔽自己，会采取细节的形式。除非它继续在黑暗中闪亮，但即使在光亮底下，我们也看不清细节。人们试图把细节藏在意识的褶皱里，而细节会变得跟隐藏它的时间一样灰暗。不说出来，细节就不会马上被发现，就像秘密（秘密总是被悄悄地说出来）。

有时，它会毫无道理地出现，可以感觉到它在空中颤抖。于是，我们的整个身体也跟着颤抖起来。由于那个词来到了我们的舌尖，细节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呼之欲出。就这样，它在光与影之间摇晃了很长时间，然后倒地，往这边倒还是往那边倒，看它自己喜欢。我们的生活受一堆被遗忘的细节支配，（我的汽车钥匙放哪儿去了？）它们最后会占据我们的思想与感觉。

女性很容易发现细节。我为什么要选择女人？因为她们对时间的流逝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对身体的美很敏感（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事情)；也因为她们肩扛着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没有她们的记性，生活每天早上都要重新来过。甚至出门之后，孩子们还继续打电话给她们，想知道自己是否染上了疾病，是否打过疫苗，是否有什么过敏反应。她们不会像她们自己以为的那样忘事，而是想起的东西太多。四十岁了，人们还打电话给母亲，想回忆起童年时期的某些细节。她们不单要记住自己的生活，还要记住亲友的生活。

如果细节在什么地方会给人造成伤害，那就是在政界。政治，就是被迫面对显微镜的扩音器。一方面是大计划、大梦想，另一方面是细节，它毫无理由地扩大，最后充盈整个空间。发生在私人空间的一件个人小事，对市长来说会变成一件市政府的大事，对总理来说会变成一件国家大事，对比尔·克林顿来说会变成世界大事，最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人难忘。几年后，当这一细节恢复其正常大小，人们会想，是什么让我们把这么小的细节变成了那么重要的大事。尤其是假如当时世界正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六分之一的人口正慢慢地死于营养不良。

最后一个细节：如何才能忘记一个死去的朋友的电话号码？

（《几乎消失的偷闲艺术》[加] 达尼·拉费里埃/著，黄凌霞、潘博/译，海天出版社201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