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书评

丰赡而瑰丽的“江抗”家史

刘石安

高建国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付梓出版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部集思想性、文学性、文献性于一书的新著，以强劲舒展的艺术之翼，承载厚重悲壮且充满传奇色彩的江南抗战史，在以新四军老六团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传神写照和展示新四军波澜壮阔的历史方面，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新成就和新突破。

1939年5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把全党工作重心放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冲破阻力，毅然派老六团融合其他抗日武装，以“江抗”名义东进作战，在人烟稠密、水网密布、交通便捷、日伪重兵据守的苏南胜利开辟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建设和发展史上意义深远的转折和战略创新，江南抗战局面由此为之一新。我作为由“江抗”发展而来的部队曾经的一员，作为新四军历史特别是“江抗”历史的研究者，几十年间经手编纂出版关于“江抗”的回忆录和文艺作品可谓林林总总，但时常为没有一部宏阔翔实反映“江抗”战斗历程的优秀文艺作品感到遗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的震撼问世，尤其是作品展示的丰赡瑰丽而独具特色的“江抗”家史，格外令人振奋和弥足珍贵！

文以载道，中国古来讲求家国情怀。显而易见，书写“江抗”在民族危亡之秋奋进搏击的历史，必须立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乃至世界波谲云诡的大格局进行观照和深省。作品开篇气势不凡，第一章即以磅礴而遒劲的笔触，清晰而鲜明地勾勒了1938年秋濒临亡国的中国，在凄风苦雨中再次走到历史十字路口的危险境地和复杂局面，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为随之而来的铁流东进渲染造势和做好铺垫，从而凸现和彰显了“江抗”挺进苏南战术行动“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意义。这不仅奠定了作品深沉凝重的基调，而且通过国际国内战略格局纵横写意与“江抗”东进工笔描述的反差，使读者领略到历史主调之外的和弦之美。

报告文学作为最切近时代和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成功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其第一要义。令人欣喜的是，书中展示的有着同一信仰但秉性各异的“江抗”英雄群像，活灵活现而又感人至深地还原了那段血染的历史。书中主要人物、红军长征中任过师政治部主任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是个在苦水中泡大且膂力过人的钢铁汉子，“双手能拧裂胳膊粗的青毛竹”，掰起手腕来连少林高足许世友都不是对手，战斗中每每扮演“抡起大刀血战开路”的角色。这样一个与众多战争题材作品中我军指挥员一介武夫形象迥然不同的将军，在淮海大战的硝烟中，极其敏锐并富于远见地对新华社战地记者提出了采写坚守阳澄湖芦苇荡新四军伤病员斗争事迹的设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又积极扶助文艺工作者创作沪剧《芦荡火种》，从而使中国文坛留下了一颗子弹引发一部红色经典的佳话。在浓墨重彩塑造刘飞形象的同时，作品推出的“江抗”英雄谱也令人过目难忘，这些个性鲜明而又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是这部有温度、有筋骨作品的内在支撑和价值所在，理所当然地成为“江抗”家史中耀人眼目的瑰宝，任凭岁月流逝而永不失光。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面对繁冗驳杂的历史事件和枯燥乏味的史料数据，如何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使还原的历史直抵读者心灵，是事关作品品位高下和艺术生命的关键。作者匠心独运，把嵌入刘飞胸中45年的一颗在中国抗战史上划出炫目弹道、并在编织英雄传奇中发挥楔子作用的子弹，作为连接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的一条贯穿线。这颗“黑与红的经历参半、烙印着特殊历史而又令人憎爱交加”的子弹，不仅影响和决定了“江抗”领导人之一、开国中将刘飞的命运和人生价值，而且飞翔和穿越了“江抗”乃至整个新四军曲折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火交迸年月出生入死创造历史，同在和平年代艺术地再现这一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又巧借当年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芦荡火种》和《沙家浜》，唤起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这颗已然成为精神标识物的子弹，昭示了“江抗”和新四军将士的铁血风采，也在以小见大中，抽丝剥茧，展示了新四军部队的文化特质和精神修养。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高建国/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做一个“文学复古主义者”又何妨？

张均

近三十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始终呈现为“西化派”与“本土派”并存而竞逐的局面，“西化派”关注西方哲学思想、文学方法之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与移植，“本土派”则反其道而为之，甚至不屑“新文学”而以株守旧体文学为号召。然而学术代有新变，及至新世纪，侧重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创化派”研究亦渐次崛起。李遇春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即是其中很具分量的代表作。不过，依於可训先生之判断，李遇春的“创化”研究与林毓生的旨在与西方相衔接的“创造性转化”同中有异，实更近于刘勰所言“通变”，“立意在反本，指归在开新”，这确实是知情之论。亦因此故，李遇春并不惮于被人误解为“复古主义者”甚或“遗老遗少”。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建“中国自信”的年代，做一个“文学复古主义者”又有何妨？

与其他“创化”研究相比，李遇春新著主要集中讨论古代文学文体经验在“新文学”中的存在形态及其资源价值。书中深具学术史价值的观点纷呈竞现，如对“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的分析，即颇引学界重视，相关成果先后获得中国文联评论奖和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与此同时，书中也有部分颠覆性的创见，如对于被“西化派”学者屡用西方“成长小说”概念来释读的《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红色经典，李遇春却独抒己见，认为它们“走的是《岳飞传》式的传奇艺术路径”。然而无论是大胆新见还是持重之论，都建立在系统而周详的考察之上。不出意外的话，《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一书将有力地推动甚至引领当前方兴未艾的“创化”研究。(www.xing528.com)

然而，这也意味着新的学术挑战。无论是文体传统的激活还是文化传统的“再生”，都涉及中国资源与西方资源（如启蒙、革命等）之间的遇合与适配问题。恰如贾平凹所言，“（作品）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那么“史传”、“说话”与“成长叙述”之间是如何展开“斗争”、“谈判”并最终形成新传统的过程，无疑将成为“创化”研究下一步令人期待的问题领域。作为“70后”学者中的佼佼者，李遇春值得我们深深地期待！

（《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李遇春/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在夜空回响

小海

黄礼孩的诗集《谁跑得比闪电还快》，被归纳在命名为“借镜”、“如镜”、“越镜”、“造镜”、“临镜”和“海镜”等六个有意味的“镜框”中。细细读来，他的诗歌，呈现的是一种存在于对话关系中的互文性。其中，有两个突出的主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题赠中外诗友的酬答诗，一是诗人的心灵漫游集。这种互文性不仅是指文本本身由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以波兰文和中文联合出版，还指涉两个主题之间存在的内在互文关系。

题赠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三首诗，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相信影子和影子的影子”的互文性对话镜像，一种“能否将痛苦转化为美”（《黄昏，入光孝寺——给扎加耶夫斯基》）的生活与诗歌的互文性命题。这种互文性其本质就是对话：“你说起去年对中国的访问/你体内的镜子映照出了山川人物/哲学的咖啡冒出来了东方的热气”（《与扎加耶夫斯基共进早餐》），一种存在于东方与西方诗人之间对话关系中的奇特互文镜像，这种对话文本也可以在两种语言中彼此转换：“诗歌没有边界，你的波兰文译成中文/我的母语，它幸运地被译成波兰文/被你朗读——”（《木兰花必是美的——致扎加耶夫斯基先生》）。

在吟游诗中，诗人寓心灵于自然山水之中，诗人游历的每一处风景无不呈现内心大海般“永恒的澎湃”（《情非所愿的沉默》）。来自大海故乡的诗人，习惯了以大海为邻，以大海廓清胸襟，从而得窥诗人另一重内心的镜像：“一个人携带的地中海，越来越辽阔/我推开迷途，试着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也有“一匹马的泪水滴在海里/像一朵花饲养了深渊”（《一匹马亲吻大海》）的戏剧化切换，来对应灵魂的深创与悲悯。“我听到大海/被火焰不断传唱/呵，是什么让我变得如此激动”（《传唱》），这一刻也恰如大海在里尔克心中的“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诗论者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虽然苏珊·桑塔格曾呼吁：“每个时代都应该为自己重新启动一项精神性计划。”在这个时代，重启精神性计划的前提首先是要寻呼自我和唤醒沉睡的心灵。诗人需要在静寂中不断完成和自我的对话，哪怕身处虚无之境：“今天早上，我没有草本可以修剪/不存在的花园，在梦里也找不到门。”“一路上，没有人与我谈天气/在一滴水里，我独自一个人被天空照见”（《独自一个人》）。曾有一种声音，比如说 “诗歌只关涉自我”，但是自我到底是什么？诗歌的自我实现又意味着什么？我想除了已经证道觉悟者，凡夫俗子的自我总是呈现“在路上”的状态，自我的本质也许就是永远难以抵达的自身，作品似乎永无主人，只回应那个“闪电”般迅速消逝中的自己。

“在雷州半岛最南端，大海原来是一头老虎/把自己添入黄昏的翼中，它要到更远的海岸去”(《留下夜晚细微的回响》)。是的，从家乡雷州半岛徐闻出发的黄礼孩，作为诗人、诗歌出版人、诗歌奖创办人，多重身份，让他早已如虎添翼，虽然他谦称留下的只是“夜晚细微的回响”，但这回响将久久回荡在诗歌的领空。

（《谁跑得比闪电还快》黄礼孩/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