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磨砺，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理论高峰！

磨砺心志于逆境

1957年“反右”之后，思想活跃的北大校园一下子沉寂得有如一潭死水。许多个性鲜明、有棱角的专家学者强制压抑住自己的主见和观点，紧密联系现实的“热门”经济学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落下来。北大经济系的许多教授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重点从现实退回到历史，从大量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的文献中获得曾被夺走的安稳与一种近乎幻想的幸福。厉以宁也跟着自己的老师，干起了外国经济史的翻译工作。

当时北大经济系主管研究室资料编译工作的副主任是胡代光教授。在胡代光的支持下，经陈振汉先生指导，厉以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翻译了200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此外，经济系当时还办了一个内部油印刊物，名为《国外经济学动态》，出过30多期，每期约3万字，其中90%的稿件是厉以宁一人编写的。正是在为该刊编写稿件的过程中，厉以宁对北大经济系当时订的几十个国外经济学期刊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并做了大量的文献卡片，为此后进行外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厉以宁真是在不幸之中获取并把握了机遇，得以在资料室里潜心研究学问。后来，他经常对别人说：“那时多亏了胡代光先生，我才没有浪费太多的时间。”

如果说厉以宁能够抓住迎面而来的机遇的话，那么他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本人的勤奋。为了译好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厉以宁认真阅读了英文版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前几卷共400多万字。阅读这部英文巨著大大开阔了厉以宁的视野，使他对日常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变得深远起来。20年后，厉以宁为北大经济系研究生开设《剑桥欧洲经济史》选读课时，还能如数家珍似的给大家谈出其中某章节，那种充满智慧的漫谈是令研究生们最受鼓舞、最为神往的时刻。

真正使厉以宁获得对中国经济的切肤之感的是中国经济本身的贫穷。作为一个清高、正直而内向的知识分子，厉以宁具有当时中国学者的普遍特性，但作为反叛传统制度的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界的后起之秀，他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立场很坚定，从不骑墙，从不随政治之风流转。而这种风格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的年代是决无立锥之地的。自1957年“反右”之后，厉以宁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被下放劳动。

厉以宁曾于1964～1965年参加过“四清”；1966～1968年，他作为被“专政”的对象，曾在北京海淀公社与昌平太平庄农场劳动了3年；1969～1971年，又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安家落户。这前后三次下放，使厉以宁看到，农村是如此地穷，而许多村干部却胡作非为，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村干部所有制。农村中的忆苦会上，农民回忆的大多是“大跃进”时期死了人。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冲击了厉以宁对理想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从根本上对苏联的模式发生了怀疑。厉以宁一次次地问自己：难道我们命中注定就该这么穷困？这么不幸？为什么公有制反而不公？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不出它的优越性？答案是：只有彻底摒弃苏联模式，改革传统的公有制，中国经济才有希望。厉以宁的思想就此发生了一个飞跃。1969年，他从北京下放到江西，途经南京、镇江。在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恰好可以隔江遥望对岸仪征的天宁寺宝塔。面对着自己的故土，厉以宁感慨万分，填了一首《唐多令》：

风雨小桃园，杏花深巷边，遍池塘一色浮莲。年少只知乡里好，看新笋，竹林前。

鹰击九重天，燕翔路几千，半箱书伴我尘烟。从此应知天下秀，心已到，五洲间。

——唐多令·隔江遥望故乡仪征有感（厉以宁38岁作）

当厉以宁从根本上摒弃兰格模式之后，他就彻底与大学时代所接受的苏联传统经济学说告别了。他要走一条改革之路，要开创一套改革的经济理论。

厉以宁要与传统所有制决裂，与传统的经济模式决裂，而决裂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也就是新与1日、兴与腐的斗争过程。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次也不例外。尽管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厉以宁就已经对股份制的势在必行做了充分估计。(www.xing528.com)

作为中国两大改革思路（另一思路是价格改革主线论）中企业改革主线论的代表人物，厉以宁在中西经济发展史比较的基础上预言：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失败可能来源于价格改革的失误；改革的成功只能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而所有制改革的关键则是企业股份制的全面实行。

思路一旦确定，厉以宁便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进军了。他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潜心思考，专心致志地搞经济研究，几乎搞得发呆了，以至于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询问对方要不要紧。厉以宁将全部的心血都奉献给了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眼深深凹陷，近视眼镜又增加了两个圈；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炎严重得咳嗽不停；腹涨、头痛得难以忍受……有时已经不省人事了，却还记挂着罗马帝国经济的兴衰或新凯恩斯主义的萌生。然而，在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之前，如此无私地付出换来的却是无知的嘲讽、恶毒的诽谤和蓄意的诬陷。幸而有系主任和副主任的热情支持以及妻子的爱护，厉以宁知难而进，奋力攀登。一张张草稿如同雪片一般积在楼板上，竟有3尺深。厉以宁终于登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理论的高峰，写出了长达1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妻子何玉春是他的第一个读者。她细心阅读了研究报告整个原稿，检查、核对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肯定这个成果是绝对有价值的，符合中国国情。何玉春不禁自豪地说，人家搞研究要配备助手，而丈夫的研究报告却完全靠自己写，自己抄，自己校对。然而就在前辈的鼓舞下，研究报告即将发表之际，厉以宁忽然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波澜中。

1967年的夏天一片混乱，人们尚分不清自己的“组织归属”，就稀里糊涂地彼此斗争起来。各种“审查”则成了例行公事，天文地理要审查，数学物理要审查，生物化学要审查，文史哲经更要审查。厉以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遭到冲击，中年的和年轻的也无法逃脱。宁静祥和的北大校园被扰乱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内的读书静思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更多的时候，拳头更是代替了舌头。厉以宁则被当作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被批判。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了厉以宁头上——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寄生虫……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辱骂朝厉以宁涌来——这个呆子，竟然搞股份研究，分明是一套莫名其妙的经济学；让“厉股份”见鬼去吧！“股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合伙吗？什么玩意儿？伪科学！……而说这些话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懂得经济学并且知道股份经济这个世界命题的！看来权力的确使人发昏发狂，面对恶意的诽谤和中伤，厉以宁痛心不已，但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他也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有动摇半步。

厉以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偏偏祸不单行。抄家的红卫兵、剃阴阳头的“刮刮匠”，勒令他带高帽子游街的“闯将”，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太平洋义务警察”……形形色色的斗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厉以宁气势汹汹地杀来，厉以宁“四面楚歌”。面对着无数的侮辱与诽谤，正直单纯的厉以宁无言以对，欲哭无泪。他茫然直视，两眼发黑，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的刺痛在脑中盘旋。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种猝发的疾病降临在厉以宁身上，他开始眩晕，甚至休克……

“九一三”事件之后，形势逐渐好转，而厉以宁却如同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幸好他还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把厉以宁保护起来，使他能够在一个小书库的角落里读书。由于经济系副主任的坚持，资料室继续订购世界各国文献资料，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厉以宁继续阅读、演算、思考，情绪逐渐振奋，健康却日益恶化。但他从不说，也不顾，一心投身于研究。白天在资料室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下（北大常常停电），厉以宁不知疲倦地攀登着。

黑暗的日子里终于出现了曙光——一直关心北京大学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抽出空来排除帮派的干扰，而邓小平的复出则是一个科学有救的信号。人们总有一天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这位学识渊博、为祖国的繁荣鞠躬尽瘁的著名经济学者。

197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厉以宁的同事们激动地把好消息告诉给厉以宁一家：“四人帮”垮台了！

厉以宁激动得一下子坐到沙发上，恨恨地说：“最坏的东西就是他们四个！最最坏的就是那个妖精！”从未骂过人的经济学家平生第一次骂出声音来：“混蛋！”接着，厉以宁拉住老伴的手，示意女儿叫醒已经睡着了的厉伟，四人走到东墙前面，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前用颤抖的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一股暖流瞬时流遍了每个人的全身，放眼看去，美丽的北大校园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又展示出了美丽如画的风景。厉以宁终于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模仿着老伴的腔调说：“你这个书呆子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搞科学，可人家是搞……搞阴谋的！哈哈……”一家四口都满面泪痕地笑了……

人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随波逐流，任凭风浪摆布；而有些人则要亲自创造条件，看不惯现存的一切，要干涉人世间的不平，对周围环境从不屈服，总想制服它并加以改造。显然，厉以宁属于后一种人。他在理论上是一位思想家，在实践上则是一名战士。尽管他命运多舛，但却总是岿然不动，然后把握机会再反攻。厉以宁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和意想不到的转折，外来的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迫害使得他试图逃遁于世界之外，而且他曾经近乎成功地逃避在对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藏匿下去。在诚实的经济学探索中，厉以宁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论。近20年帮派体系的打击迫害以及命运冷酷无情的捉弄没有将厉以宁打倒，他成功地抗击了“四人帮”对他或直接或间接的威逼与利诱。严酷的磨难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欲奋进。厉以宁恢复了健康，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祖国经济建设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