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名师指点于北大-听厉以宁讲经济学

得名师指点于北大

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界一样，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占据着统治地位。苏联经济学专家应聘来北京大学讲课，讲授的自然也是传统的教义；中国教员在讲坛上所讲的，则是他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东西。厉以宁回忆当初的学习生活时曾说，他在大学四年中，所接受的基本上是这种教义。1952年7月，厉以宁在《经济导报》上发表了《波兰经济的新面貌》这篇长达一万多字的论文，全篇都是歌颂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如今饱经风霜的厉以宁对自己的那篇处女作的评价是：我们那时太年轻了。

但是，即使是在那个充斥着教条主义的时代里，在北京大学这片幽静的绿土上，也仍保留着小小的纯经济理论的自由王国。在这片绿洲上，聚居着一批经过中国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世界经济学熏陶的著名学者，他们中有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刚从清华大学调入北大的陈岱孙、徐毓楞，北京大学原经济系主任陈振汉，对英美经济理论造诣颇深的罗志如，美国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赵遁抟……厉以宁不是一个能安于思想现状的人，尽管他也接受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但这无法满足他想在经济科学上有所建树的雄心，这些经济学大家的存在，无疑为他的广泛学习和深入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几乎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有过灿烂的梦，厉以宁也不例外。他要参与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亲自改变落后的中国经济。在他珍藏的笔记本上，如今还留着赫尔岑的名言：“历史迟缓地发展着，衰朽的东西顽固地自卫着，稳定的东西缓慢地、模糊地产生着……但历史怀胎的过程本身和戏剧本身却充满了诗意。每一代都有它自己要做的事；我们不必要埋怨我们这一份，我们不但应该活到东方黎明的时候，而且还要活到让我们的敌人看见了我们的黎明。生命中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等待么？特别是一个人可以拍拍胸脯，问心无愧地说：我也曾参加了这一伟大的斗争，我也曾把微末的贡献给予了它……”

但是那时的厉以宁还没有想到，他那个辉煌的梦的实现要经历漫长的、痛苦的折磨和等待。他那些师长如陈岱孙、罗志如、赵遁抟、陈振汉等，已经几经梦境破碎的坎坷，正把梦想成真的希望寄托在像厉以宁那样的20多岁的青年人身上。厉以宁当时已经从这些巨人那里接触到另一种经济学，并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那些教义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条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道路，那就是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

真正引导厉以宁钻研兰格理论的，是罗志如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罗志如为北大经济系的学生开设《国民经济计划》的课程，这实质上是具有某些现代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课程，厉以宁当时是该课的课代表，又是学生的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组长。罗志如先生不仅在课堂上认真授课，而且在下课后把英文原版书刊上有关20世纪30年代那场“计划与市场”的论战文章借给厉以宁读。厉以宁于是开始对哈耶克与兰格的观点进行比较。厉以宁在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纪念罗志如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的座谈会上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正是罗志如老师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似乎兰格就是这条道路的代表。”当年的厉以宁认为，以兰格作为一方，以哈耶克为另一方的论战对中国有现实意义，但对中国经济有参考价值的不会是哈耶克的学说，而可能是兰格的学说。但我们在后来将舍看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厉以宁，其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都知道厉以宁是以倡导所有制改革而著名的，因而有“厉股份”之称，而厉以宁对产权、所有权等制度变迁问题的理论兴趣，则与两位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位是赵遁抟教授，一位是陈岱孙教授。赵遁抟教授早年是研究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琼斯的经济思想的，在厉以宁的书架上，至今还珍藏着赵遁抟先生赠予的关于琼斯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的扉页上，赵先生题着“以宁仁弟存念”。赵遁抟先生学贯中西，一生追求知识与光明，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伦理规范、文化、心理与政治条件有深邃的见地。在厉以宁渊博的知识及其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教育学与历史学的综合研究的浓厚兴趣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到赵遁抟先生对爱徒的精心培育。

作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中心——威斯康辛大学的学生，陈岱孙对制度的变迁问题是十分熟悉的，而陈岱孙先生严谨治学、正直不阿的品质更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了年轻的厉以宁。陈岱孙先生于1953年来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与其学生徐毓栅教授一起担当《经济学说史》-课的教学任务。1958年徐毓楞不幸病逝后，该课程便由陈岱孙先生一人负责了。陈岱孙先生初到之时，厉以宁是三年级的学生，通过陈岱孙先生深入浅出的通俗化讲解，厉以宁逐渐接触并理解了艰深难懂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陈岱孙先生一直担任教学工作，临近90岁之际才不亲临讲台，但仍在家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青年教师进行面授，解惑释疑，他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感染着厉以宁。陈岱孙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则成为日后厉以宁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最强大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后盾。1990年，在为陈岱孙先生庆祝90岁生日时，厉以宁作为学生代表，献词一首：

秋波媚（贺岱孙先生九十寿辰）(www.xing528.com)

忧国少年越重洋，回首几沧桑。人间早换，武夷更秀，闽水流长。

弦歌不绝风骚在，道德并文章。最堪欣慰，三春桃李，辉映门墙。

陈振汉，这位从名字上就给人以要在中国经济繁荣上大施抱负这一印象的教授，当年曾是厉以宁所在系的系主任。他很早就发现厉以宁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学术接班人。陈振汉早年在美国留过学，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有深厚的功底。1957年那场“反右”的劫难，迫使陈振汉从现实的经济问题研究退回到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在静静的书斋里，这位当时才40多岁的学者无时不在注视着祖国大地上发生的危机、萧条、复苏、膨胀……厉以宁从陈振汉那里学来了进行经济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更从这位学者身上学得了“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

就这样，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厉以宁不仅通过苏联专家与中国教授研读了马克思，而且通过罗志如读到了哈耶克、兰格；通过陈岱孙读到了马歇尔、康芒斯；通过陈振汉读到了马克斯·韦伯；通过徐毓栅读到了凯恩斯，……这种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不知曾恩泽了多少青年人，厉以宁不过是北大这所博采众家的学术宝库中取宝较多的青年人而已。正是这种并非“罢黜百家”而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厉以宁逐渐感受到思想之树与文化之源的复杂相依。

厉以宁对培养自己成才的老师们永远怀着深深的敬意与感激，并以老师们作为鞭策自己的动力。他曾在1985年写道：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说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经济学方面有所收获的话，那么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教师们的教诲。正是在1951～1955年那段难忘的日子里，老师们使我为此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了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他们是我在经济学领域内从事探索的最初的引路人。30年过去了，直接教过我的老师中，周炳琳、徐毓楞、齐思和、商鸿逵、江诗永五位先生已经谢世，但大多数老师今天仍孜孜不倦地为培养新一代的青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同他们在一起任教，我没有任何理由稍怠。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厉以宁如今特有的学术风格是在陈岱孙、罗志如、赵遁传、陈振汉等先生们的遗风下，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形成的。此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与良好的中学教育使他具有优美的文笔，他的经济著作中有的整篇文章就是可以朗诵的散文，这使得他的文章与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

今天，厉以宁的思想源泉中所奔涌不息的正是老一辈经济学学者未酬的壮志，在厉以宁身上，我们看到了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欧美经济学交汇影响的综合作用，看到了北大百年的历史文明所具有的特别功能，也看到了经济学教育事业的不尽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