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近现代历史紧密联系难于分割，所有矛盾龃龉都会牵涉到各自的历史观。而谈及日本今日的历史观，家永三郎的名字绝对绕不过去，因为很大程度上，今天日本历史教育的格局与家永三郎有直接关系。家永三郎是如此特殊的“非国民”者，以至于他的出现，可以视为日本社会在战后文明程度的标志。
如果不是命运的偶然，家永三郎很可能是军中精英军官而不是“非国民”的历史学家。
家永三郎的父亲家永直太郎是陆军大学第十七期毕业的精英军官，陆大十七期大将辈出，先后有南次郎、林铣十郎、渡边淀太郎、畑英太郎等陆军大将，但家永直太郎最终只升到了少将。
对当时的日本青年来说，有这么几个学校是出人头地的好去处：将来成为陆军军官或者海军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或海军兵学校，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旧制第一高级中学（即所谓“一高”，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作为精英军人后代，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将来成为一名军官应该是家永三郎的第一选择。
阴差阳错的是，报考陆军士官学校的家永三郎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但却在体检时因慢性肠胃疾病被刷了下来。家永三郎转而报考旧制东京高中，但最后家永三郎还是进入了培养“天皇的官吏和学者”的东京帝国大学。
1937年，家永三郎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后，在东京教育大学的前身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日本思想史。1948年因《上代倭绘全史》和《上代倭绘年表》获得过最权威的日本学士院（日本的最高学术机构，相当于中国的科学院）的“恩赐赏”，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日本人所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
家永三郎既没有成为随时可为天皇尽忠的军官，也没有成为天皇的官吏，而是成为天皇的老师。因为家永三郎教授的特殊家世，以及他本人的非凡学术地位，他与日本皇室一度有紧密的关系。战后不久，他曾为昭和天皇和皇太子（现在的平成天皇）讲授过日本史。按中国说法，可谓真正的“帝师”。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家永三郎的思想开始转向，系统地反思旧制度中的国家权力，并开始批判天皇制，把批判军国主义的矛头直指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
若在日本战败前，攻击天皇制属于“大逆罪”，早已不是简单的“非国民”行为。“帝师”的这种剧烈转身，让日本著名史学家秦郁彦教授在其《日本占领秘史》中特意罗列了家永三郎教授在战前、战后初期以及50年代之后的言行，指名批判为“变节”。
家永三郎对这种“变节”的指控平静地给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对皇室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是因为战前的后遗症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个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和节操没有关系。”
亲历日本军国主义化狂潮再到战败的家永三郎，长期在培养教师的教育机构工作，深知教育和教师群体对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性。战后他投入巨大精力用于历史书籍和历史教材的撰写工作。他编写的《太平洋战争》在汗牛充栋的同类著作中有极大的影响力，经常为其他研究者所引用。
战后不久，家永三郎承担了三省堂的日本高中用的日本史教科书《新日本史》的编写工作。按通常惯例，编写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都是由研究领域不同的几位甚至更多专家合作编写，但三省堂为照顾整套教材的首尾呼应，破例让家永三郎教授一个人负责，当然这也是因为家永三郎教授有极高学术水平的缘故。
一生著述甚多的家永三郎对编写历史教材投入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在他看来，不面对历史真相，便无真正的反省。1952年家永三郎编写的日本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日本历史，对战争有真诚反省而被日本高中广泛采用。
1962年，日本文部省却在教材检定时认定该教科书不合格，被否定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南京大屠杀、侵略中国以及冲绳战等事项上。认为家永三郎的教科书“把战争写得太阴暗，要写国民拼命支持战争的光辉形象”，“对民族爱得不够”，不符合“以爱国主义为纲”的要求，而日本右翼也认为家永三郎的历史教材向学生灌输的是“自虐史观”。
对文部省的否决理由，家永三郎的看法恰恰相反：“在15年战争中，众多的国民诚心诚意地投入其中，这是事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是因为国家完全操纵了国民的精神。”家永三郎对此痛恨至极，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他编写教科书的目的，就是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
家永三郎在后来的《教科书审判》一书中剖析自己的心境：“1937年，我没有迎合、投机战争，埋头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作过任何抵抗性的尝试，旁观许多同龄人陷入悲惨的命运之中。我的良心因此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以保护自己一人的良心而告终，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
应当说，家永三郎在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上，已远远走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认识之前。他认为每个日本人都不可逃避对战争罪行的个人拷问，即使是一般国民，也在道义上对战争负有连带责任，甚至“不知道战争的世代”的日本人也同样负有战争责任。(www.xing528.com)
他在《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出生于战后与战争毫无关联中成长起来的纯战后一代人，完全不会有责任的问题，这是按常识进行的思维……如果说战后一代人不继承战前一代人的遗产就不能形成自己的话，就理所当然也要继承战前一代人遗留下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每个日本人都是有罪的。
对文部省否决《新日本史》，家永三郎决定毫不妥协。1965年6月，家永三郎以文部省的教材检定违反宪法规定的思想和学术自由向法院提起诉讼。在他看来，教科书问题，首先是国家权力违反了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宪法规定，其次才是文部省裁定他编写的教科书不合格，在学术以及事实认定上的不合理。
家永三郎不会想到，他提起的诉讼竟然持续32年才有了最终结果，他生命的后40年全部用在与日本政府在历史真相的斗争上。
第一次是家永教授控告文部省教科书检定制度违宪，结果家永教授败诉。于是又有了1970年的第二次和1984年的第三次对文部省的诉讼。
第二次诉讼，家永教授控告文部省检定他在1966年编写的《新日本史》不合格。家永教授在一审二审中全部胜诉后，文部省向最高裁判所（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结果最高裁判所发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决，事实上还是家永教授败诉。
第三次诉讼中家永教授还是在一审二审中胜诉，而这次最高裁判所在终审判决中部分认同了家永教授的观点，裁定文部省有关草莽队（草莽队是幕末维新时期，由志士、浪人等组成的准军事力量）、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及731部队等四个问题上的检定违法，但在冲绳战、甲午战争时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以及南京战时日军强奸事件问题上承认文部省的检定，家永三郎最后只赢了半场诉讼。
由于家永三郎年纪轻轻就获得过崇高荣誉，无形中为他在对文部省的诉讼中带来巨大便利——无论文部省还是法曹界，都对曾得到过学士院恩赐奖的家永三郎教授有所忌惮；对传媒界来说，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精英勇敢的反权力立场，无疑是能吸引大众眼球的热点事件。
家永三郎在30多年无数次的庭审时，几乎无役不与，每次出庭作证，法庭外都是一大群自发聚集的声援者，以热情的掌声迎送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家永三郎。而家永三郎每次都会随身带着一个蓝布包，里面装着几本他曾读过、当年还用笔做过记号的战时日本历史教科书，这些歌颂日本、歌颂天皇、赞扬为天皇和“圣战”献身的课文正是把日本带入战争深渊的罪魁祸首。
1984年家永三郎第三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时，支持家永三郎的“声援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已发展到3万人，还专门组织代表团到中国卢沟桥、柳条湖、平顶山、731部队旧址和南京等地访问。而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记者本多胜一、调查揭露731罪行的作家森村诚一、“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团长藤原彰教授等30多位日本著名的“非国民”人士也聚集在一起，纷纷自愿出庭作证。
家永三郎持续30余年的教科书诉讼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的震动，它间接地给日本国民上了一课，极大影响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的取舍，使审定基准也有所修改，顾及了周围国家的感受。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裁定后，有人问家永三郎教授是否还会提出第四次诉讼，已年满80高龄的家永三郎答道：“以我的年龄来论是不做此想了，在我有生之年还会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力气再写教科书了。”这时，耗尽心力的家永三郎教授体重已不足40公斤。
家永三郎的漫长诉讼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日本历史教科书在越来越逼近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让日本右翼坐不住，他们除了纷纷跳出来称日本历史教科书被马克思主义史观所控制，必须改变自虐史观的现状，于是也动手编纂新编历史教科书。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即属此类。
家永三郎独自一人与日本政府的漫长诉讼，不但赢得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尊崇，也赢得了世界的敬意。2001年，由144位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国会议员、政府阁僚、专家学者等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83名日本国会议员和大学教授），联名推荐家永教授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联名推荐者认为，投入半生时间精力致力向年轻一代揭露战争罪恶以试图防止战争再度发生的家永三郎教授是最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遗憾的是，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与家永三郎失之交臂，2002年1月29日，家永三郎教授逝世。
家永三郎生前，中国作家张承志曾亲往探访并感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宣战，伟大之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所坚持的正义。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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