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归纳之怪圈及其对科学认识方法的影响

新旧归纳之怪圈

这是一个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内尔逊·古德曼提出来的新的归纳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新，早在100年以前，约翰·穆勒就已经提出来了。穆勒在考察归纳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化学家可以仅根据一个事例就达到存在一种新物质的普遍结论;而有史以来的大量观察却不能证明“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穆勒问道: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一个例子就足以支持一个归纳，相反，在别的情况下千百个被了解或被假定为没有一个例外的一致发生的例子对建立一个普遍命题却收效甚微呢?这就是一个归纳之“谜”。而古德曼的“新归纳之谜”，本质上是这个归纳之“谜”的重复。他举例说:“通过一个铜片导电这个事例就能证实所有的铜都能导电这个假设;可是通过现在在这个房间里的某一个人是某人的第三个儿子这个事实，却不能证明所有在这个房子里的人都是某人的第三个儿子这一个假设。”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新的归纳之谜”。由于古德曼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举过“绿宝石”和“绿蓝宝石”的例子，因而有人称这个“新归纳之谜”为“蓝绿悖论”。

在演绎和归纳的哲学对立中，坚持归纳而贬斥演绎的哲学家也是有的，其中比较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有: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被称之为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称之为“最博学的人物。”他既是一位伟大的哲学演绎主义者，同时也非常重视哲学归纳的作用。其哲学动摇于自然主义与精神主义之间，其哲学的特点在于承认世界的存在是真实的，不是像柏拉图说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客观世界仅是从理念世界中“分有”出的不真实的世界。认为物质世界的存在是真实的“不可怀疑”和“自明”的，他坚信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科学的认识就在于探求事物的必然的真理。

在认识论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演绎主义哲学家，但他也强调观察的作用。他认为认识开始于外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由此而上升为抽象的理性，因而观察对于科学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依照所发生的情况来观察”是科学认识的开始。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8)，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唯物主义者，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他是西欧第一个归纳主义者，他贬低演绎，强调归纳的作用，被人称为近代归纳主义的始祖，并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科学实验八法。他使归纳成为较系统的科学认识方法。但是在实践中，他也并不是完全否定演绎的作用，认为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历来研究科学的人，不是单纯实验的人，就是只重教的人。单重实验的人就好像蚂蚁，他们只图采集来供实用;爱好推理的人就如蜘蛛，他们只凭着自己的材料织成网子。不过蜜蜂却采取着一种中间的道路。它不但从田园的花中采集来物质，还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变化它们，消化它们。哲学的真正职能也是这样的，因为它既不专凭人心的能力，也不只能在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中收集起材料来，照样保存于记忆中;它是把材料置于理解力中，加以变化和消化的。因此，人们的实验能力和推论能力如果有了较密切、较纯粹的结合(自然是一向没有的)，则我们的希望就会是无穷的。”^[22]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出身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小贵族家庭，著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等。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内，在经验之外是否有精神或物质存在，以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如何等传统哲学所讨论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知道的问题。他认为:“习惯是人类生活的伟大指导。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的经验对我们有用。……没习惯的影响，我们就会对直接出现在记忆和感觉之外的每一个事实完全无知。”^[23]他认为，有些命题“并不以存在于宇宙中某处的任何事物为依据。”他认为即使是自然界中所没有的，也可以通过理性的证明也可以“使这一真理仍然保持着它的可靠性和自明性。”而相反，那些“事实，则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加以确定;它们的真理性不论有多大，在我们看来总不能与前一类的真理性同样明确。”^[24]休谟指出:经验只能告诉我们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过去经验的重复，不能保证未来的经验的重复。

亨利·彭加莱(Henri Poincare，1854—1912)，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早年求学于巴黎高等工业学校和矿业学校，获博士学位。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任教，并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先驱。他认为，科学认识应局限于经验的范围，超出经验的范围去讨论物质问题，就像设计、制造永动机一样是徒劳无益的。他断言，世界是经验构成的，科学的任务，正如马赫所主张的那样，在于描绘和整理经验，而描述和整理经验的原则是马赫的思维经济性原则和方便原则。(www.xing528.com)

他坚持“科学知识的有错论”，反对“科学知识无错论”。过去的传统观点，不论是归纳主义的观点还是演绎主义的观点，都坚持“知识无错论”，即认为科学知识总是绝对正确而不可能有错的。他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知识无错论”的观点是肤浅的。因为科学知识的基础是经验，而使用归纳推理总得结合概率演算。讨论科学方法就不能不涉及概率演算的价值及其可信程度。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现代西方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出生于英国贵族，是数理逻辑的建造者之一，早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后又是新实在论创始人，是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先驱。他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个重要的口号，把哲学等同于逻辑，从而把科学哲学逻辑主义化。

罗素也承认实证主义原则，认为科学的认识只能局限于经验的领域，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存在，以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如何等传统的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他写道:“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哲学并不提出，也不企图提出关于人类或宇宙命运问题的回答。”那么科学或哲学的真正任务是什么呢?他回答了这一问题:“逻辑是哲学的本质”。

罗素认为，现代的科学哲学与传统的哲学根本不同，传统哲学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现代科学哲学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仅仅是逻辑问题。为此，他为他的新的科学哲学提出了四条纲领:①认识(科学知识)必须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否则就是非科学的独断论或形而上学;②科学哲学的任务在于逻辑分析，即对表述经验的科学陈述及其所构成的知识体系进行逻辑分析;③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不能为科学建立任何新的真理;④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的意义是使科学陈述逻辑清晰，不致引起思想混乱和理智迷惑。这其中第一条是逻辑实证的原则，其他三条则是“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具体说明。

石里克和卡尔纳普哲学。石里克，德国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支派。卡尔纳普(1891—1970)，美籍德裔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石里克认为，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毫无意义。他说:“一个命题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说明其意义:它通过一种试验可以鉴别或断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否则它是空洞无意义的。”^[25]他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命题，或否定超越的外在世界的存在，或肯定超越的外在世界的存在，它们都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他们实际上是完全无意义的。”^[26]他认为，超出经验之外的命题是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如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存在。

卡尔纳普也认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它们所说的话实在没有说及任何东西，只是一串空洞的无意义的废话。”^[27]他认为:感觉并非绝对可靠，可能有错觉和幻觉。认为直接经验实际上是人的感觉，而感觉是具有主观性或私人性的，因为每个人所能接受的感觉只是他们自己的感觉，而另一个人的感觉他是无法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