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理论与社会演进-哲学新思维

演化理论导致的社会结果

怀疑生命演化的理论，并不仅仅在于它缺乏相应的、大量的科学依据，它不仅是缺乏事实根据、只是逻辑上的自足性与统一性的猜想，更重要的是，因为生命演化的理论还可能是“潘多拉的盒子”，在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是一切丑恶和罪恶的渊薮，使人类的一切神圣感和尊严遭到破坏或荡然无存，它可能使信仰的世界陷入悲观厌世，不断地通过追求花样翻新来麻木自己的阴郁、焦虑、痛苦、绝望的心灵的泥潭。其绝望的意义从下面几个问题中可以看出:

1.它使人类将自己的存在感觉为无地自容的羞耻和低贱。

早期的生命演化理论，对于人类的来源只是做了一些新的探讨，并认为“一切动植物都是从某个原始祖型传下来的”，还并没有说人类是从某一种猿猴进化而来的。但在后来出版的《人的由来》一书中，则违反人类道德形式，直言不讳地、生硬地为自己来自于一种动物做了信仰式的归宗认祖。其中认为“在哺乳类内部，从古老的单孔类到古老的有袋类以及从这两类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的早期祖先，期间所经历的步骤是不难想象到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升到狐猴类;而由此再前进到猿猴类，中间的距离也不算太大。猿猴类又分为两大支，新世界猿猴和旧世界猿猴;而从后者之中在一个距今很荒远的时期里，人这个宇宙的奇观和宇宙的光荣，终于迈步而出。

“我就是这样地替人类寻出了他的谱系，这谱系真是长得出奇，但若论遥遥华贵，则也不妨指出，并不算太华贵。有人常说，这个世界像是为了人的来临作了长时间的准备似的，在一种意义上来理解，这话是正确的，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出生，归功于长长的一大串的祖先。如果这一大串之中有任何单独的一个环节根本没有存在过，人就不会恰恰像他今天所具的那个模样，除非我们存心闭上眼睛不看，从我们已有的知识出发，我们总可以比我们的祖先认识清楚，虽不中，也就相去不远了。我们也用不着因此而感到辱及门楣。世界上即便是最低级的有机体也要比我们脚底下的无机的尘土高明得多，而任何不存偏见的人，在研究任何生物的时候，不论此种生物是卑微到什么程度，要对它的奇迹一般的结构与特性漠然无动于衷而不发出由衷的热诚来是不可能的。”^[35]

一般情况下，谁要说生命演化者看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时，他们就会批评他缺乏常识，就会更正说:怎么能说是猴子呢?我们并没有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认为在他们看来，人是从某一种古猿变来的。可是按照他们在这儿从狐猴类——猿猴类——新世界猿猴和旧世界猿猴，从旧世界猿猴类到人类的所谓的“人类由来的谱系”的安排来看，明显地把狐猴类——典型的猴子当成了猿猴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在“这些人看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的说法有什么错呢?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就其天性或本能而言，他们实在是不愿意把面目十分丑陋、可憎、行为十分下流、猥亵的那种肮脏、龌龊的猿猴，当作是自己的祖先的。但他们是十分迷信科学的，而这一理论则是被人们打扮得样子非常像科学的。因此，自然主义者虽然把猴子当作自己祖先时感觉上十分地耻辱，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而这种耻辱和痛苦是那样地严重，那样地难以忍受，于是他们在猴子和猩猩之间选择自己的祖先时，就选择了较为“发达”、较为“进化”、“在自然阶梯上地位比较高”，从而可以让自己较少受耻辱和痛苦的猩猩为自己的祖先。

在生活中，十分有趣的是，人们在归宗认祖时，都往往要攀龙附凤，或帝王将相、或英雄豪杰，如果能连上尧、舜、禹，那才叫“血统高贵”，并以此来装潢门面，但从来没有人将自己普系坦然地从猴子开始写起，那似乎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其实，谁都知道，“猴子”这个词与“灵长目”同义，是一个广义的词，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无论是普通的猴子还是狒狒，还是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还是树懒、狐猴，统统是“猴子”，所以在通俗的意义上说“人是从古猿变来的”与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并无多大的区别。那么，为什么可以接受“人是从古猿变来的”而却拒斥“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呢”?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猴子是为人们所常见、所熟知而被人们所鄙视的动物，因此，当说人是从猴子变来时，无疑是人们在以一种十分直接的形式自轻自贱，自甘下贱。而猿则不同，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它则是比较陌生的，而更何况是“古猿”，那更是无法想象的，而且猿类毕竟比猴子显得威猛、英武。因此，当把猿类当作人类自己的祖先时，虽然同样会感到耻辱和痛苦，但由于人对“古猿”的印象、概念一般来说比较模糊，认同感和痛苦感也就相对迟钝、麻木一点，没有像说“人是猴子变的”时那样其痛苦感和耻辱感非常尖锐而强烈。这正如某人得了癌症以后，人们一般都称作“重病”或“绝症”，而不直呼“癌症”一样，这都是极其沉痛、恐惧而隐晦的心理作用下的一种语言禁忌作用。(www.xing528.com)

普遍的事实则是:任何一个人都宁愿自己是一个无知而高尚的人的后裔，而永远也不愿意自己是一只博学而下流、猥亵的猴子的子孙。这一点连是演化理论者所都认可的。譬如，在著名的牛津大辩论上，当主教韦伯福斯以达尔文污辱人类的方式羞辱赫胥黎时，问赫胥黎自己的祖母是不是一只老母猴时，他应该坦诚地承认，而不应该那样地激愤异常并反唇相讥地说:他只是为无知的人感到羞愧。赫胥黎虽然承认那相对抽象的“人”的祖先是猴子，但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两只进化了的老公猴和老母猴。由此可见，谁把他自己所首肯的和辩护的对象具体到自己头上，说他自己也只是一只进化了的猴子时他也会感到被污辱而产生愤怒的。

任何有心智的人，对于进化论最直接、最敏锐的感受只能是羞耻。譬如，一方面尼采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了人类进一步进化的方向——超人，而另一方面在论述“超人”时则说:“猴之于人是何物?是笑柄，是悲痛的羞耻。”而英国当时著名的学者卡莱尔对于演化理论的回答则是:如果达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那根本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而倒是一个使人羞辱的发现，越少谈它越好。”^[36]有些人鄙夷地认为，达尔文的学说，只能安慰那些白痴，对于那些善思的人们来说，从中是无法得到安慰的。

2.生命演化的理论使道德失去了意义，美德也失去了解释。

进化论认为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而“一切的动植物都是从某一种原始祖型传下来的”，对于人只是作了纯物质性的理解，人的整个生命也就因此而完全地成了一种化学反应的过程。如作为达尔文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的韦斯顿·拉·巴尔所说:“归根到底，人的‘灵魂’不过是他放出热量的新陈代谢作用和热血，是肺的呼吸作用和喘息，是他硕大的头脑和思索着的心智，是他手的创造活动，是他的记忆、梦想和意志，是家族社会组织、良心和文化。”^[37]既然，人的灵魂只是一种化学和物理运动过程，那么道德充其量只是“规律”，而当道德作为一种规律时，道德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譬如，道德是一种人类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的一种持衡，其核心是强调和崇尚人的行为的利他性。可是，人在总是要维护其肉体存在和物质存在的意义上，强暴妇女、霸占异性、偷盗宝物、杀人越货，乃至不惜以最残暴、最野蛮的手段将整个世界据为己有，就是人的这种内在的物质规律性。如果是这样，道德没有利他性，又哪能是一种道德。正如赫舍尔说的:“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人们常引用下述观点:‘人的身体含有的脂肪足以制造7块肥皂。人的身体含有的铁足以打制一根中号钉子，含有的磷足以制成两千个火柴头，含有的硫磺足以除掉自己身上的跳蚤。’纳粹在死亡集中营里实际做的，可能与这个观点有关，即用人肉制造肥皂。”^[38]其实，从自然主义的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同类的那么多的尸体白白地烧掉、埋掉，而不吃掉，实在是浪费!因为无论从化学角度来看，还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人肉与其他动物的肉并没有什么物质意义上的不同，甚至还可能是最有营养的!虽然进化论也理解，人是“高级”一点的，但是同时也认为“人是一种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人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此，人类和其他生物在价值上没有什么两样;人类关于人生的意义、生活的理想方面的思想并不比绦虫、杆菌更有价值。生存才是进化成功的唯一标尺。所以，所有生物的价值是等同的。关于进步的思想只是人的一种思维现象。尽管人为万物之灵是不争的事实，但蚂蚁或老鼠也许将会取而代之。”^[39]这样，在进化论者的主张里，我们还能找到可以使道德生长的沃土吗?

难怪，达尔文的老师亚当·塞吉维克在读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就为自己的不屑之徒深刻而强烈地感到了由衷的羞愧和愤怒。他说:“生物科学的顶峰和光荣，正在于它通过终极原因而把物质与道德确实联系起来了……你(达尔文)已经忽略了这种联系;而且，如果我没有误解你的意思的话，你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去破坏这种联系，假如这种联系可能打破(感谢上帝，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依我之见，人类就将遭受这样一种损害，它会使人类野兽化，会使人类陷入一种更低级的退化状态。”^[40]

如果说达尔文的老师亚当·塞吉维克在140年前对他的进化论“会使人类野兽化”的批评还是一种预言的话，那么，今天，这已经是普遍的事实(尤其是自达尔文以后的西方社会，更是如此)。譬如，今天的人们普遍地认为，海克尔的生物学理论和尼采的超人哲学，是纳粹德国分子发动毁灭人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依据。(据说，希特勒的枕头底下经常放着一本尼采哲学思想的书)。其实，人们之所以不直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德国纳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依据，是纳粹分子蛊惑人心的漂亮的借口，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以来所有导致人类灾难方面的理论、主张、观点中的罪魁祸首，而人们往往却怪罪于海克尔和尼采，除了人们含含糊糊地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真理，从而总是对达尔文心存敬意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达尔文是英国人，而海克尔和尼采却是德国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