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是“戊戌变法”时清政府送出的官费留学生之一，但他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却与黄兴等人密谋在长沙起义，准备推翻清政府。事泄未成后，他被迫再次流亡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并结识孙中山。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数千名留学生加入革命运动，陈天华是重要发起人之一，并在书记部担任会章起草员。
1905年12月4日，因为日本驱逐中国留学生，30岁并遭到通缉的陈天华进退无路，在日本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之后，写下绝命书投海自尽，并把改变中国被列强欺负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留学生身上——“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者日多，风气渐开也”。
一如陈天华的预言，留学生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孙中山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内阁中，归国留学生在9个部的18名部长、副部长中占了15个席位。1912～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41.93％、51.37％为海归出身，整个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归国留学人员。袁世凯复辟之时，留日学生蔡锷率先发起“护国运动”，彻底埋葬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海外人才回归对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两名留日归来的留学生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被称为“南陈北李”。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的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十大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有42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即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全部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此后，还有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都曾留学苏联。这一情况并不令人例外，从理论上说，马列主义本就是西方外来思想，共产党的成立是当时寻求救国的中国人向外学习的结果。
然而，1978年恢复留学大潮以后，据美国汉密尔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一份研究，中国省部级领导有留学背景的在2005年一共为61人，从事的领域为：科技方面14人，占23％；教育方面8人，占16.4％；工业发展方面8人，占13.1％；财政和对外贸易方面各占9.8％，而法律事务和农业发展方面，只有3.3％和1.6％。这个研究者最后得出认识：“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代表性、更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2](www.xing528.com)
这位研究者可能数字上有所疏漏，而且4年后的今天也有所变化，但从整体来说，与其他教育实力滞后于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新兴国家或地区相比，无论做比较的对象是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还是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中国体制外留学生进入政府机构的比例还是偏低。毋庸置疑，百年前“海归独秀”必然一去不返，但今天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依然难称世界顶尖，那些曾赴世界名校深造、在国际竞争中接受过考验并具有国际经验的留学人才依然能够为中国发挥重要作用。
颇为尴尬的是，即使海外华人素以不喜欢参加政治活动著称，但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1997年的统计，当时大约有8％的理科与工科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政府机构工作。而在欧美同学会进行的抽样调查当中，归国留学人员进入国内政府部门的比例却只有3.4％。留学人员进入中国政府可能比进入美国政府还难，这从侧面反映出目前海归从政难以及许多留学人才不愿意回来的一些原因。
表20 归国留学人员回国所从事的工作
资料来源：2006年针对留学人员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
据欧美同学会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一半的留学人员认为海归参加政府工作不会增加国家和社会管理风险，不会对国家现有干部管理体制带来冲击。还有超过1/3的留学生愿意放弃现有工作进入政府部门。而我此后联合《神州学人》杂志进行的调查当中，也有71.63％的留学生认为国家应鼓励更多归国留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但是，有78.67％的留学人员却也承认他们存在从政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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