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签证政策对于工作变动的限制

4.孔雀为何东南飞

全是金钱惹的祸？

今天，“人才浪费”往往比人才竞争更容易引发媒体的关注，例如人们更喜欢对博士在国外洗碗、教授当厨师的故事津津乐道，这正是典型的“人才浪费”。“人才浪费”是指拥有高技能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从事与其所受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并不相关的工作。无论对于接纳国还是输出国来说，这都是个双输的局面，但对于权衡并做出决定的个人来说，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或者在国外赚到了一笔钱。

然而，现在出现的一种舆论趋向，就是把一切人才流失都归为“金钱惹的祸”。只要有高端留学人才不回国，或者人才离开，大家就认为这个人爱钱不爱国了。只要留学生没有回国，就会扣上“切勿看重金钱，应有爱国之心”的大帽子。这样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在中国也不例外。

2004年的冬天，一篇《上海芯片人才大逆流》的文章就引发了关注，因为上海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等知名半导体企业有200多名工程师去了新加坡工作。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有关官员甚至透露，相关部委专家还组成了调研小组赴上海进行过调研。中芯国际的总裁张汝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失败。”

但是，张汝京却不承认这是因为企业之间的薪金差距造成人才的离开，尽管新加坡公司挖人开出的薪水是中芯国际的5倍。张汝京认为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整体吸引力改变了一切，他表示：“开5倍薪水的同时，相应的开支也增长了5倍。实际上是绿卡等特殊待遇对一些内地员工很有吸引力。”^[15]

人才从整体上看，大多确实是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热内尔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16]

但是，经济上的支持并不是唯一。因为做出杰出的成就与贡献，不仅仅需要收入保障、经费充足、硬件设施完善等基础，还需要“软件”方面的保障。我国出台吸引人才的“千人计划”之后，一位来自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大气科学家李占清就对媒体分析说：“钱很实际，但决定因素是我们在中国是否能像在美国一样高产。”^[17]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科研投入最高的国家，也有一个能兼容多元文化、富有移民色彩的人文环境，但到美国的移民依然约有20％在到达10年内又离开，就整个一生而言，则有1/3的移民会最终离开美国^[18]。因此，人才战争不能解释成金钱游戏。

表1　人才战争的制约因素

这是一位印度信息业工程师的故事，他通过签证到美国一家网络公司当软件工程师，为了在几年内顺利申请一张绿卡，他不能换工作，无法升职，无法加薪。因为按照美国的签证政策，只要他的工作信息发生任何变化，包括加薪和升职在内，就必须重新申请新的工作签证。能否获得新签证则并无保证，因为政府每年规定的签证额总会在头一个月就用完。他的妻子尽管持有硕士学位，但在美国的法律地位仅仅是家属，自然无法在美国工作。他的儿子同样无法进入学费低廉的州立大学读书。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位工程师眼看可以申请绿卡，却不得不面对另外个现实——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公司被收购。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重新申请工作签证。不用说获得绿卡的时间将被推迟，连签证能否办下来都成为问题。因此，尽管印度企业提供不了同等薪水，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再忍受美国的反复折腾，放弃了自己的“美国梦”，加入美国人才逆流的大军。

这位工程师当然还可能是中国人、韩国人。每年都有几万人拿着工作签证来到美国，高峰期时一年超过20万。如果这上百万名拿着临时工作签证的高技术移民，都怀着同样的想法，同时一起离开美国，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因此，美国那些著名的企业家们一直都努力向政府强调，美国必须尽其所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以及具有潜力的人才，美国汇聚了全世界而非仅仅本土的顶尖人才，才是美国半个多世纪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根本原因。

10岁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杨致远就对着媒体说：“如果美国近30年前不欢迎我的家庭和我，今天的雅虎就不会是美国公司。”

Google两个创始人也有一个来自前苏联。人才流入与人才回国都是同样的道理，并不是金钱决定一切。法国医学研究基金会主席皮埃尔•朱利就曾经指出：“如果不为人才回国预先做好准备，那么，大叫人才外流又有什么用处？我们鼓励人才到国外深造，为他们在国外深造提供补贴，然后就把他们忘了。有人说他们移居国外是由于受到了国外高工资和优越工作条件的吸引，但就是没有人提到这些人才回国工作的难处。”

人才需要“软环境”

“在国内，常春藤盟校博士出身的是科长级，而司法考试出身的则是部长级别。我还是想回到美国。”

一个韩国留学博士向媒体表示，本土顶尖的人才可以当部长，世界顶尖的人才却只能当科长，所以他不愿意回国。韩国职业能力开发院与美国科学财团、学术振兴财团联合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在归国博士当中，选择“从事比自己学位水平低的工作”的博士占32.3％；而在留在美国的博士中只有19.1％的人选择此项。由于回国发展还不如在国外更受重用，因此，韩国留学博士的回归率正从经济奇迹时期开始逐年下降。许多接受调查的博士们指出：“刺激爱国心已经远远不够，政府必须出台相应对策。”^[19]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一国如何吸引外来人才时，首先提到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必须是（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20]

新加坡吸引的人才以华裔为主，这些华裔主要来自新加坡周围的马来西亚和印尼。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种族问题非常严重，人才不是没有得到合理评估与使用，而是根本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新加坡也由此受益。

在民进党当政期间，中国台湾的族群矛盾也被无良政客挑起，外省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出卖台湾”。因此，过去10年，从中国台湾移民至加拿大与澳洲的人口高达9万人，通过移民和留学流失到美国的人才则更多，企业家则喜欢前往大陆发展，这也导致台湾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民进党因此对台商投资大陆设置了最高40％的上限，并限制某些产业的外迁，以为借此可以阻拦人才外流。结果，许多台商干脆换成美国、加拿大的国籍，既可以曲线地来到大陆投资，同时也不使留在台湾的亲人受到牵连。来自台湾的中芯国际总裁张汝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台湾《联合报》曾评价台湾的人才竞争现状说：“在过去，多数国家都不欢喜外来移民，设限阻止。现在不一样了，世界是平的，有人才而后有竞争力，各国竟自延揽人才，一场‘全球人才争夺战’激烈展开。各国纷纷修改移民政策，并广纳外国留学生，以种种优惠条件，欢迎人才来归……人才流失是台湾竞争力的致命伤。”^[21]

在这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脑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国大陆者为多”，肯定不是因为大陆人均收入高，而是因为大陆的事业发展机会多，同时，“台湾内斗不止，政客认为‘把经济搞好也不一定选得上’，于是继续以意识形态锁台，继续让产业萎缩；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寻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与制度，长期的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层次的“软件”因素。曾经留学丹麦的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但由于南部阳一郎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同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

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我曾经问南部阳一郎教授为什么不愿回日本，他告诉我，他的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当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22]

许多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端：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5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23]

硬件不可或缺

人才制度与环境的建设最为根本，不过，物质与硬件也不可或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前曾写过一本自传。通过这位黑人总统的亲笔授权，我翻译了这本自传——《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对奥巴马的关注让我对奥巴马弟弟自述的一个故事印象深刻。

奥巴马有个弟弟叫马克，目前居住在中国深圳。2008年奥巴马旋风在全球刮起，他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马克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学士，继而拿到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以说是个物理学家。他本人也曾在深圳福利院连续做了6年义工，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位富有社会责任心的马克却不愿意回归祖国肯尼亚。他的这位弟弟马克这样表述为什么不愿回国：“在这样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国度，物理学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因为硬件缺乏而导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大多数情况下，贫穷、落后往往与战争、混乱、腐败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令人绝望的“乱世”。在这样的国家，青少年的理想甚至可能是去当一个“海盗”，而不是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和文学家。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并不是因为“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爱祖国”，而是因为自身的落后让人才“生不逢时”。当国家无力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时，人才只能滞留在海外。否则，留下来于国家无益，于个人则有害。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府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让他们继续留在海外，同时推动人才环流，并在海外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数据库，与留学生、侨裔专家社团保持长期的联系；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复、保留国籍的政策，例如默认双重国籍，降低他们获得绿卡、长期签证的门槛，简化程序与手续。这样才能保证将来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海外的“人才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并获得“利息”。

几年前，国内的一位市委书记就曾如此感慨：“如果让这些人回来，我们并不确定是否能用他们。因为我们无法负担和日本一样的报酬。即使用了他们，我们仍然没法养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的设备我们现在没法买。但让他们留在国外，用国外的设备，然后请他们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用他们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然，在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今天，中国在硬件基础、物质基础上都已经非常发达，产业升级也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作为全球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到了从海外取出人才积蓄的阶段。

【注释】

[1]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国际移徙与发展》。

[2]参见卡斯特罗的《总司令的思考》，载自2007年7月18日的《格拉玛报》。

[3]参见200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七版。

[4]参见世界卫生组织的《2006年度世界卫生报告》。

[5]引自约翰•麦克黑尔《美国吸引全球人才是否落后了？》一文，载自2005年11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

[6]参见《联合国：发展中国家可从人才流动中获益》，载自联合国官方网站新闻中心。

[7]参见2006年的联合国秘书长报告——《国际移徙与发展》。

[8]杜尔贝科，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获得者。——编者注

[9]参见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融资2003年》。

[10]参见《海外留学高级人才学成后缘何不愿回韩国？》一文，载于2008年9月27日的《朝鲜日报》。

[11]引自2008年12月18日的《星洲日报》。

[12]此研究是多伦多大学网络实验室的卫百威教授（Barry Wellman）及其华裔博士陈文泓在2003～2006年进行的研究。

[13]引自《毕马威：中国内地是全球最佳投资地》一文，载自2008年12月1日的《市场报》。

[14]引自《毕马威：中国内地是全球最佳投资地》一文，载自2008年12月1日的《市场报》。

[15]引自《上海芯片人才大逆流，中芯国际抛出留人计划》一文，载自2004年12月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16]引自《美国科学界的人才流失》，载自2007年2月2日的英国《金融时报》。

[17]引自《中国瞄准海外高端人才》，载自2009年1月29日的英国《自然》杂志。

[18]引自《在海外的美国人生活在哪里？》，载自1996年第3期（第30册）的《国际移民评论》。

[19]引自《留学深造的理工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载自2006年12月19日的《朝鲜日报》。

[20]参见台湾《天下》杂志2008年8月27日对李显龙的专访。

[21]引自《人才流失是台湾竞争力的致命伤》，载自2007年11月22日的《联合报》。

[22]参见2008年10月9日的《楚天都市报》。

[23]引自《高校改革以及填表教授》，载自2003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