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对外贸易空间调整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供给短缺的趋势，更多的是增量意义上的。在总量层面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局面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蔡昉，2007）。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下几个因素来看，在当前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较大改变的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部需求基础和内部现实动力，中国的外贸发展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一）中国外贸发展的外部需求基础

从一国出口增长的源泉来看，外部需求和内部供给是外贸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章艳红，2009）。而在当前我国出口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外部需求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我国未来贸易空间的大小。鉴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出口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在此通过对美国内外需求结构的考察来对中国外贸未来发展的需求基础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在美国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持续增加，并在2001年首次超过70%。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波动，但在2010年第二季度，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高达70.4%。^[1]同时，进一步考察1947—2010年美国居民内部消费结构的变动情况（见图1），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国民经济增长中，耐用品消费所占比例的波动幅度不大，一直保持在9%左右的水平上。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非耐用品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50年第一季度的29.6%下降到了2010年第二季度的15.8%，而服务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950年年初的26.2%上升到了2010年年初的47.4%。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动的同时，在生产领域，美国生产结构的变动方向却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呈现出明显不同。

图1　1947—2010年美国的国内消费结构

图2展示的是美国国内不同行业的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图。具体来说，就耐用品而言，与居民消费比重中的相对平稳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耐用品的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在1965年，美国耐用品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4%，之后逐渐下降，并在1990年首次下降到10%以下，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重尚不足6%。而就非耐用品制造业而言，与耐用品类似，其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呈逐渐下降之势，只是下降的速度略有降低而已。但尽管如此，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非耐用品行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下降了一半有余，从1950年的13.0%下降到了2009年的5.1%。而与产品生产部门不同，美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呈逐渐上升之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世纪50年代初的不足10%持续增加到了2009年的26.7%，呈现出与美国居民服务消费相一致的变化趋势。

图2　1947—2009年美国的国内生产结构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通过比较美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和企业生产结构，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的脱钩趋势日益明显。也就是说，虽然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特征进一步强化，但从消费和产出的缺口来看，伴随着制造业的逐渐萎缩，美国的居民消费特别是耐用品居民消费的缺口却呈持续扩大之势。而在开放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产出缺口只能通过进口来加以满足。相应地，在美国的居民消费中，对进口产品的消费特别是对进口耐用品的消费比例在逐渐增加。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美国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脱节，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所占的比重呈现出稳定上升之势。进口消费产品占总消费的比重从1989年的7.12%逐渐上升到了2008年的14.2%。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进口需求有所降低，但进口消费品所占的比重仍然高达13.2%，这一点在耐用品进口的消费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在1989—2009年间，在美国居民的耐用品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例增加了整整一倍，由10%上升到了20%。而进一步分析美国消费品进口的国别构成，我们发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的增长成为美国进口需求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从图4可以看出，在198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占其总进口的比重尚不到10%，之后持续增加，并在1994年首次超过20%。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重增加缓慢，非耐用品进口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的比重迅速增加，到200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比重分别达到了48.8%和28.0%。

图3　美国居民消费中进口产品的比重

图4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消费品在进口消费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1989—2008年的数据及进口消费产品的分类均来源于章艳红（2009），2009年的数据来源于美国USITC数据库。

（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互补性优势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鉴于居民消费需求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工业产品在消费和生产结构上的长期脱节，在中短期内，美国居民消费对进口商品大量需求的局面将不会有根本改变，而这构成了中国未来外贸出口的外部需求基础。但问题在于，美国居民进口需求的增加对应的是外围国家整体的发展空间，而整体发展契机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机会分配的公平，更不必然意味着潜在发展机会向现实利益的自然实现，能否充分利用这样的一种发展机遇仍然取决于外围国家的经济条件特别是贸易发展状况。而这其中，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与否至关重要。

在贸易规模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贸易利益的大小与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关。当两国建立在彼此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出口供给与进口需求相吻合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较高，双方贸易的展开在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较多收益的同时，也为今后双边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现实动力。为了分析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贸易互补性程度，我们从时间序列和截面空间两个维度，对2000—2009年中国对美出口的互补性指数进行了考察，同时也对2009年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在不同的行业上差异明显，在初级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最强的国家主要包括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巴西、印度和马来西亚；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与美国贸易互补性强的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德国和日本。

表1　　　　　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注:以上产品是按国际贸易标准（SITC）第四版分类原则所做的分类,贸易互补性指数根据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对美国的出口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方法参见于津平(2003)。日本选取的是（2008）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UNCOMTRADE）的数据整理计算。

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发现2009年中国与美国贸易互补性较强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杂项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而从这些产品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这些产品上与美国的贸易互补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这一点在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上反映得尤为明显。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这些行业上具有较大的贸易利益，而这既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美国进口消费品中中国元素持续增加的内在原因，也为今后中美两国贸易的持续扩大奠定了现实基础。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在2000—2009年间，中国同美国的互补性结构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具体来说，在2006年之前，中国同美国的贸易互补性主要体现在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在2000年之后，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性逐渐增加，由2000年的0.87逐渐上升到了2009年的2.79，与之相对应，中美两国在机械和运输设备上的贸易规模也在迅速增加。2000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额为183亿美元，仅占当年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一进口国——日本此类产品对美出口额的16.7%。2003年，中国在此类产品上的对美出口额为429亿美元，成为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五大进口国。而到了2007年，中国成功超越墨西哥，成为当年美国此类产品的第一进口国。假若这一发展趋势能够加以维持，那么中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上的对美出口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www.xing528.com)

事实上，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中国对美国出口地位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这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主动进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纷纷将传统行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国则成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究其缘由，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优势密不可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不但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为制造业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构成了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同时，大国经济所独有的对制造业行业的前向及后向的支持能力为制造业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配套支持，这既有利于吸引制造业行业的移入，同时制造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配套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增强制造业的行业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是，以直接投资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很强的地理集聚的特点，即直接投资集中流入少数国家和地区或者一国内部某一地区。这种某一行业的地理集聚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外溢、信息共享等多种渠道来降低成本，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而且这种地理集聚优势一旦形成，便极易与新来投资产生互动效应，很难被模仿和复制。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引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且已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企业集群，地理集聚优势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短期内，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动摇，中美两国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往来也将愈加密切。

（三）从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看中国外贸发展的未来空间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要素资源的丰裕性继而要素价格的高低是贸易分工的基础。但现实经济中，规模经济、技术条件等也是影响贸易分工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单就劳动力成本而言，也必须综合考虑劳动力价格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在对劳动力成本以及贸易竞争力进行判断时，除去劳动力价格因素以外，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在此，我们引入单位劳动成本的概念，以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及相对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LC（labor cost per unit of output）指的是单位产出劳动成本，它是行业平均工资W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VA/L的比值。VA代表的是行业的产出增加值，L则代表行业的就业数量。利用式（1），我们首先对1978—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见图5。

从图5可以看出，在1978—2009年间，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走势。在1991年之前，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逐渐增加的态势。究其缘由，在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上升速度要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在1978—1991年间，我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上升了2.8倍，而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还不到2倍，反映在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上便是持续上升趋势的出现。而与之相对应，在1991年之后，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展开，制造业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开始迅速提高，由1991年的280（1978年为100）增加到了2009年的7　567，提高了26倍，远远快于平均工资14.7%的年平均增长率。相应地，我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也呈逐渐下降之势，我国2009年的单位劳动成本只相当于1978年的54%。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平均工资的上涨并未直接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

图5　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及组成（1978—2009年）

注:单位劳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均选择1978年作为基期，工资的单位为元/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

由于开放背景下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并不来源于本国劳动力成本的绝对大小，而是取决于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差异，因此，接下来，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的大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跨国比较（1980—2007年，中国＝100）

续前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UNIDO和OECD STAN数据库的数据整理计算。

从表2可以看出，在1980—2007年间，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点相对于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1980年，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单位劳动成本分别是中国的4.5、4.3和3.1倍，在1990年，受中国单位劳动成本上升速度较快的影响，这一比重分别下降到了3.6、3.8和2.8倍。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相比于中国，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到2006年，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尚不足美国、德国和日本平均单位劳动成本的1/7。同几个主要的贸易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也是非常显著。整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相对于韩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平均尚不足这些国家的二分之一。在2001年之后，虽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相对于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当前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仍为中国的两倍左右。因此，从相对层面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

（四）劳动力成本的区域差异为产业的国内梯度转移提供了动力条件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在开放的视角下对劳动力成本的跨国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从结论上看，鉴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现有优势，在中短期内，虽然会存在个别产业小规模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可能，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大国地位不会有根本改变。接下来，我们将分析的视角转向区域内部，在地区层面上探讨我国未来外贸发展的现实基础。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视角，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虽然从中短期看，我国的外贸发展仍然具有劳动力的现实成本优势，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供给敞口的消失将不可避免，我国终究会面临产业对外转移还是对内转移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地区层面上对我国区域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也是我国调整产业布局、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未来产业转移的可能途径看，在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劳动力需求缺口出现、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的条件下，产业转移的方向无外乎是国外还是国内。而从影响产业转移方向的因素看，虽然制度、基础设施条件、环境规制标准等都会对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形成影响，但在进行转移的产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前提约束下，劳动力成本的高低仍然是影响未来产业转移方向的核心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外劳动力成本的相对高低。而在东部地区不再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假定下，我国不同地区间劳动报酬特别是单位劳动成本差异的存在便成为产业可能转向国内的基本前提。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区域比较看，这样一种劳动力成本的区域梯度差异是存在的（见图6）。

图6　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1996—2008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点在地区间劳动力工资的差异上反映得较为明显。从图6可以看出，1996—2008年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制造业部门的年平均工资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要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平均而言，在1996—2008年间，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西部地区高出了29.8%，而比中部地区高出了40.8%。事实上，即便考虑到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异，从单位劳动成本的地区比较看，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从表3可以看出，在2008年，我国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特征非常明显。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和福建成为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的省市，而河南、山西和安徽等中部地区的省份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整体而言，以北京为基准省份，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为54.41，而中部地区则只有47.11。因此，综合以上考虑，在未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方向的选择上，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会是比较理想的移入地，而这必然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

表3　我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单位劳动成本比较（2008年，北京＝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