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藏书文化的兴起-徽州藏书文化

第一节　宋元徽州私家藏书的兴起

宋时，徽州教育事业发达，学术思想活跃，文风尚雅，雕版印刷广泛运用，图书流通迅速，图书收藏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私人藏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闵景芬，歙县岩寺人。不就征辟，储书万余卷。因其专攻理学，故专藏理学著作。建有藏书楼，名曰“尊圣阁”，意思是专藏圣贤之书。子弟侄辈和远近从游者皆可观阅藏书并与主人讲论理学。^[1]

吴豫（1209～1280），字正甫，歙县向杲人。宋代徽州著名理学家吴昶之孙。吴豫弱冠失怙，从世父吴锜游学，后在禾稼间筑场圃，自号场圃居士。又仿陶弘景建楼以娱宾客，有“延芬堂”，藏书万卷，向族中子弟和乡里俊彦开放。“延芬“之意深受时人赞赏，同乡人程元凤时为丞相，为其书写了“与汗漫期”的匾额。

吴瓘，字莹父，休宁人。活动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书香世家，建有“隐微斋”，斋上有楼，藏书万卷，供子孙与师友读书游息。^[2]

宋松年，字德操，休宁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历官严州户曹、信州录事参军。宋氏性嗜史学，尤留意唐代事，家中建有“?书阁”，网罗百家之书，收藏唐代文献最为精全。当时大学士叶梦得藏书10万卷，建有“?书阁”，取的是太史公金匮石室之意，并撰有《?书阁记》，很有影响，想必宋氏亦学此意。宋氏公务之暇专意校雠，寒暑不倦。^[3]

程大昌（1123～1195），字泰之，休宁会里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大学士。博学多才，精于考订，著作繁富。建有“尚书园”，园中有藏书楼，贮书万卷。

汪一龙（1230～1282），字远翔，休宁人。咸淳四年（1268）廷对赐进士。建有“经畲楼”，藏书万卷，书房曰“定斋”。

王汝舟，字公济，晚号云溪翁，婺源人。皇祐五年（1053）进士，官至知州。生性豁达，以风节自尚。有文百卷，校书万余卷。(www.xing528.com)

汪藻（1079～1154），字彦章，号龙溪，婺源人，居德兴。崇宁二年（1103）进士。调婺州观察推官，改宣州教授。后除《九域图志》编修官，再迁著作郎。至南宋高宗即位，召试中书舍人、给事中，迁兵部侍郎兼侍讲，拜翰林学士。绍兴元年（1131），汪藻迁龙图阁学士，知湖州。鉴于南渡以来，典籍散亡，他开始对文献进行整理编撰。绍兴八年（1138），上所修《元符庚辰以来诏旨》共665卷，升显谟阁学士知徽州。此后又从徽州徙宣州，改镇江府，因被诬夺职居永州。汪藻一生政治沉浮，但他在文学和文献收藏整理上是很有贡献的。《宋史·汪藻传》说他：“博极群书，老不释倦，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两汉书’。工俪语，多著述，所为制词，人多传诵。”汪氏“博极群书”，“自六经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笺疏传注之书，兵家、族谱、方言、地志、星经、历法、佛老之众说，与夫万里海外蛮夷异域荒怪之序录，靡不记览”。^[4]由此可见汪藻藏书亦博。政和七年（1117），汪氏被召编次国家藏书书目《秘书总目》，总卷数达55923卷，是对北宋国家藏书高峰时期的总括。此外，汪氏还整理撰写了《靖康要录》、《金人背盟录》等。作为一位士大夫藏书家，他对宋代文献汇编整理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晦翁、云谷老人等，婺源松岩里人，侨居福建建阳。朱熹在绍兴十八年（1148）19岁时即中了进士，此后一生中为官9年，在朝只有46天，政治上颇为失意。然而，朱氏在学术上的成就震铄千古。其著述等身，终生酷嗜读书、藏书。他在淳熙八年（1181）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并且开启名儒讲学之风，奠定了书院“讲会”制度。他将替人撰写传记所获得的谢札手抄《汉书》44卷都捐给了书院。同时还向各官府求援，为书院征集图书。就是在离任之后，他还向朝廷打报告，请得高宗皇帝御书石经拓本一套与国子监印本九经注疏及《论语》、《孟子》等书。朱熹曾三次回婺源省墓探亲，曾向县学赠书，并到处讲学授徒，按照他的“理学”思想，培养了一批学生，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朱熹不仅性嗜藏书，而且好金石文字，经努力搜寻，至27岁时，积至数十种，得以刻书，并亲自作《家藏石刻序》记之。他在淳州任上刻的《四经》、《四书》影响很大，还刻了其父朱松的《韦斋集》等。朱熹的子孙和学生们刊刻他的著作绵延不断，世称“徽本”，非常精美。据推测，其中有些书朱熹也应有所收藏。朱氏藏书数字无考，但因其有藏书阁，并自撰《藏书阁书橱号铭》，可见其藏书亦为颇丰。^[5]

汪东野，新安人，生平事迹不详。据黄仲元所撰《东野书房记》，略知汪氏家有书房，藏书万卷，而且善藏、善读、善用。^[6]

此外，还有休宁程珌，进士出身，累官至吏部尚书，在休宁汊川建有“万卷堂藏书楼”；^[7]婺源詹廷坚，建有“静胜楼”，聚书万卷；^[8]婺源胡霖，筑馆溪山间，藏书万卷；^[9]婺源汪杞，家藏万卷。^[10]其他如祁门汪伯彦，“未尝一日去书不观”；绩溪胡仔采撷各家诗话，纂成《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100卷。歙县罗愿，博学好古，著有《新安志》等。还有，黟人汪纲，是当时全国刻书七大家之一。从他们的著述和编刊活动中，不难推测出他们也是当时有一定藏书规模的藏书家。至于藏书万卷以下的有歙县黄宣、祝穆、汪杲、潘纶，休宁金青松、程卓、程明，婺源许大宁、胡博、游克敬、腾璘等。^[11]

当然，宋代徽州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数量和同时期的国内大藏书家如赵宗绰、贺铸、魏了翁、叶梦得、赵明诚、晁公武、陈振孙等人相比，还相差甚远，但就徽州而言，已大大超越了前代。藏书达到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人数已有十数人，并且多建有藏书楼、藏书阁。

这一时期的徽州私人藏书家大多为士大夫阶层，他们非常重视对藏书的利用。朱熹在观看紫阳书院时曾写下“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名句，劝勉学子们努力读书。朱熹、罗愿、程大昌、汪藻、胡仔、宋松年、汪一龙等都是进士出身，著作繁富；朱熹、汪纲都以藏书刊刻行世；王汝舟发扬“扫灰尘”的精神，校书万余卷；闵景芬、吴豫藏书允许乡里后彦观摩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对藏书的有效利用。

元代徽州私家藏书难与宋代相比，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在徽州多次争战，徽州的文化事业损失严重。据文献记载，婺源戴焴家藏书万卷，歙县吴以宁藏书数千卷。歙县鲍深建有“耕读堂”，婺源程直方建有“观易堂”，休宁程文海筑有“三谷山房”，可知藏书各有一定数量。黟县汪泰初的“遗经楼”，贮书万卷，在当时很有影响。汪氏藏书多为经史类图书，当时名儒陈栎、赵汸、倪道川、胡有庵常聚遗经楼研讨理学。元末，大儒朱升建“梅花初月楼”藏书治学，并刻有自辑《小四书》四种五卷，《四书》、《五经》旁注九种，以及《地理五行书》、《墨庄率意录》等。祁门人汪元相收藏祁门先贤文献，著有《祁阊志》，元末兵燹，徽州藏书散佚，但祁门一县的先代文献赖以相传。

著名学者方回、郑玉、倪士毅等，一生著述丰富，又校刻很多书籍，亦必有可观的藏书。祁门李伟、李与廉，黟县王仲祥也都曾建有藏书楼。因文献失载，其具体情况已难以尽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