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大受
一
素以陇上文化重镇著称的天水，文化教育事业历来比较发达，作为社会教育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设置很早。据《天水县志》记载，1919年创立了第一个公立图书馆，以后又延续发展，但由于受条件限制，规模一直较小。
任其昌书法
1937年，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先生意欲将自己私人收藏的一批图书捐赠给陕甘。邵先生于1931年至1936年先后任甘肃、陕西两省主席，公余之暇常到旧书铺、书摊搜购书籍，往往花去工资收入的一大半，收购了大量的有关西北文化、教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其中不少是古本、孤本。邵力子先生和大西北有着不解之缘，早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就经于右任先生推荐，到陕西高等学堂任教，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20世纪30年代主政甘、陕以后，为西北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关心和贡献，更是有口皆碑。“不做百姓的父母官，要为民众的知情人”，这是他赴陇途中为自己定下的工作基调。在任职甘、陕的六年中，他和西北人民建立了浓厚的感情，西北落后的文化教育一直牵揪着他的心，在离开陕甘之时，他决定将自己花费了大量心血和收入搜集起来的这批珍贵图书捐赠给西北人民，他说：“我在甘肃、陕西收藏的书籍，应该还藏于甘肃、陕西人民。”
冯国瑞捐麦积山拓片
这批图书数量多、价值高，哪个地方得到它，就将是哪个地方的幸运，对那里的文化教育事业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得知如此难逢的绝好机会，冯国瑞先生出面了。冯先生与邵力子先生早有交往，且过从甚密，早在1932年，邵力子先生任甘肃省主席就“乐与余游”。1933年邵先生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即聘冯国瑞先生为省政府顾问，朝夕相处，关系甚笃。邵先生曾说：“记室著论，志乘之役，多得君处。”西安事变后，邵力子先生于1936年12月29日离开西安到南京任职，1937年春，便函约冯国瑞先生到南京。适抗战爆发，日军向华北、华东、中南大举进攻，西北也屡遭轰炸，邵先生在西安的藏书面临威胁。为了免遭空袭，他打算先藏于陕南山中。这时，冯国端先生陈说利弊，提议由他回陕西收拾整理，并希望“以之捐赠天水，建馆而公诸世”。邵力子先生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对天水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早有闻知，曾说“天水自昔为西北名邑，人文称盛，故家流风，至今尚存，而时代茁新，作育英彦，方在雷雨甲坼际。”在他主甘后，又“谂知其俗重风义、尚文学，因获交其邑之贤士学人。”由此可见邵力子先生对天水的称赏和看重，而与天水学人的交游又加深了他对天水的感情。因此，当冯国瑞先生提议，希望他将藏书捐赠予天水时，他是心有所动的。之后，冯先生又多次表示此愿：以“使天水士民披读感激，知所奋进！”并给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去信，请其旁说玉成。邵力子先生终为冯先生振兴桑梓文化的赤诚所感动，同意将藏书全部捐赠天水。他后来忆及此事时说：“余深感西北为国防重地，文化事业，诸待提倡，图书馆之设备，尤为重要，而天水且付阙如，今创为此举，余甚韪之。”
心愿终得实现，冯国瑞先生大喜过望，旋即向省主席孙蔚如、秘书长杜斌丞办理了运书的手续，并与天水地方政府进行了联系。1938年，抗战正处于危急情势之中，冯国瑞先生在敌氛侵袭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监护，将赠书先运到了陕西西部的凤翔，存放于天水人赵某在凤翔县城开设的“秦州店”中。是年十月，天水县县长黄炘和地方人士商议，委托时任天水教育局长的聂幼莳先生去凤翔，接续冯国瑞先生，搬运这批赠书。当时，聂幼莳先生大病初愈，但为了使邵力子先生的赠书能尽快运回天水，便毅然前往。至凤翔后，发现一些楠木书箱已被开启，字画及部分书籍不翼而飞。见此情景，他心急如焚，立即四处奔波，雇到一伙盐商的牲口，小心护运，历经艰辛，终于将这批珍贵的图书安全运抵天水。
邵力子先生的赠书运来之后，冯国瑞先生与天水学者汪剑平、王新令、聂幼莳及骆毅斋、冯耻斋诸君商议谋划，选址建馆，并对图书作了初步整理。冯先生埋头三月，编成《力学庐书目》（取邵力子先生与夫人傅学文女士名各一字）一册。天水县政府拨出专款于1939年7月在城南水月寺成立了“甘肃省天水县图书馆”，由汪剑平任图书馆馆长，聂幼莳兼任主任。馆址选定在水月寺西侧的王公祠（今秦城区公园小学）。新馆一进三院，门庭是两层木楼，前院花木繁盛，后院新建的大厅为书库和阅览室，宽畅明亮；中院东房辟为“邵力子先生纪念馆”，匾额为于右任先生题写。此处环境幽雅，荷池溪水，花簇树荫，诚为读书怡情的绝佳之所。
天水县图书馆成立之后，冯国瑞先生又先后两次前往重庆，向邵力子先生汇报了全部经过，邵先生甚为欣慰，特意撰写了《天水图书馆记》，此文于1943年在《中央日报》上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和注意。
二
邵力子先生捐赠的这批书籍，数量极大，据他本人所记：“凡五千二百四十种，一万六千六百一十六册，合碑帖拓片等，略得五万卷以上。”其种类也很繁富，涉及西北政治、文化、历史、地理诸多方面，刘耀藜先生1940年撰文记云：“核其质要，除为泛同国性或世界性之大部图书颇足供览者外，十之七、八为关于陕西及甘、宁、青、新等省文物。其中罕本及抄本，亦多为国内书籍之所不及见”。大体可分为五类：
一、丛书十余种，多为陕西当地文化人之汇集者，或其所集为当地人之文物者。
二、方志、游记、地理类图书多种，关于陕西省者十之八九，甘、青、宁等次之。
三、关于陕西及甘、青、宁等西北各省人之所著多种。
四、国人对于陕西及西北各省之所著多种。(www.xing528.com)
五、陕西及西北各省地理实境之照片多种。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现在陕西各州各县志书约五千余册，完好无缺的全国只有两套。一套藏于陕西省图书馆，一套藏在天水市图书馆，藏于天水的那一套即是邵力子先生赠书之一。
冯国瑞捐赠麦积山魏襄威将军碑拓
邵力子先生捐赠的这批珍贵图书，为天水县图书馆的重新成立奠定了基础，使天水县图书馆的规模和品位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甘肃省立图书馆的全省县级图书馆之首，极大地提高了天水县图书馆在全省文化教育界的地位，在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0年，留学生刘耀藜在《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第七服务团团刊》上发表了题为《西北的文化宝藏——天水县图书馆》的专文，给予重新成立的天水县图书馆极高的评价。文章说：“愚自丁丑出亡，流离西北，回首书城，在平在并在籍所有，已荡然不存。上年友人中英庚款董事戴乐仁、西北科学教育馆长梅贻宝两位先生，曾招以馆书假我参考，嗣因天水县图书馆已开，乃留天水先以此参考，即此所有，颇可供一时部分之应用。当此东南各省文物燹余之会。应认为抗战救国上西北方面仅有之藏贮。”
三
邵力子先生的赠书为天水县图书馆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天水乃至西北地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利器，为战时天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重新成立的天水县图书馆开馆后，汪剑平、聂幼莳、冯国瑛、苏万青、骆毅斋、冯耻斋等人开始正式办公，他们一面继续整理“赠书”，分类编目，造册登记；一面与各学校订立定期阅览的协定，积极开展“图书教育”，有力地配合了学校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华北许多地方沦陷，教育部战区教师第七服务团流亡到达天水，其中大、中、小学各种人才都有，天水县教育局对他们一一作了妥善安置，为当时的天水教育输入了新的血液。这些“中原士人”对西北，对天水了解甚少，所幸的是，刚刚成立的天水县图书馆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便利。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宣传天水，宣传西北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天水自古人文称盛，故家流风，传习不断。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繁盛一时。当时天水文人汪剑平、冯国瑞、陈颂洛、胡恕轩、聂幼莳、胡楚白、张澄之、赵尧臣等二十余人，结社吟咏，音响不绝。比较大的活动先后有1939年夏五月的“话雨轩”雅集，1943年重阳节官泉毛织厂禊集，1945年春“雍社”的大同银行前楼之聚等。并编有唱和集《偕梅集》（上、下）一册，其序即为冯国瑞先生所写。这些活动常是以天水县图书馆为依托的。1940年春，冯国瑞先生与古典文学专家杜学知等筹集资金，成立了“陇南丛书编印社”，流寓天水的大学教授蒲坚石、程潜三和天水学者汪剑平、胡楚白等都参与编撰。六年间出版发行地方学者的著作多达二十余种，涉及地方志、考古、著述、诗词创作等许多方面。如冯国瑞先生的三部重要著作《秦州记》、《麦积山石窟志》、《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就是该社成立之初印行的。这些地方学人的著作之编写撰述也多是“依资于斯馆”的。
闻名遐迩的麦积山石窟是冯国瑞先生与朋友赵尧臣、胡楚白、聂幼莳等人于1941年农历四月初八日“拿‘对证古本’的方式去找古迹”调查核实的，而有关麦积的材料则是冯先生与他的这几位朋友在这一年春天“整理家乡文献，从书本上搜集”来的。这是天水学人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考察，在麦积山石窟的勘察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新成立的天水县图书馆则为之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1941年，聂幼莳先生接任馆长后，增设了两个儿童阅览室，扩大了规模，增添了设备。两年后，藏书达到12415册。此时，“每日到馆阅览人数，与省立图书馆不相上下。”1943年，甘肃省的县立图书馆全部并入国民教育馆，唯独天水县图书馆得以保留，成了全省唯一的一个县级图书馆，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公立图书馆之一（另一个是甘肃省立图书馆），这自然是与其藏书的规模和品种有着直接关系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今日的天水市图书馆的古籍书库，其主要藏书依然为当年邵力子先生的赠书。
冯国瑞捐张问陶行草中堂
“十年浩劫”，图书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天水市图书馆的古籍图书也未能幸免，其中就包括邵力子先生的赠书。1974年，社会活动家马英豪先生（后任天水市文化局副局长）亲自出面，先后约请文化教育界的老先生聂幼莳、聂振轩、吴德山、韩雨生、蒲少谋、韩雨民、冯道纯、蒲聘如等人对这些散乱杂置、濒临毁废的古书作了抢救性的收集整理，这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不计报酬、义务工作，清点归类、造册登记，历经数个春秋，使这批珍贵的藏书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今天，天水市图书馆能被列为二级图书馆，以邵力子先生赠书为基础的丰富的典藏是其重要因素，这些老前辈的抢救整理也是功不可没。
当年的天水县图书馆能有如此辉煌，能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如此作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而究其根基，我们首先应当感念情系西北，还藏关陇的邵力子先生。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怀殚精竭虑，造福桑梓的冯国瑞先生，以及历年来为天水图书馆的发展建设竭诚奉献的乡贤先辈们。
（作者系天水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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