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雁翔
冯国瑞（字仲翔）先生是陇上著名学者，也是著名收藏家，其藏品凡陶瓷、金石、书画、彝器等应有尽有，还有相当数量的敦煌写经及吐鲁番文书，解放后捐赠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敦煌学大辞典》收录荣新江撰“冯国瑞旧藏”条目，云：“冯氏常年任职甘肃，关心陇右文献掌故，藏有少量敦煌写本，殁后，有九件写本捐献入公，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其中包括唐写本《春秋谷梁传》。”［1］另外，作为收藏家的冯国瑞先生还精于鉴定，过眼相当数量的敦煌写经、吐鲁番文书并留有题跋。而其过眼的写经、文书多散佚，因此，写经或文书题跋对追寻这些文物的下落，了解其内容，进行相关文献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兹就现掌握的资料，按时间顺序一并罗列。
一、敦煌石室隋人写经笺记
吾乡贾禹卿先生缵绪所藏敦煌写经甚富，晋魏六朝、隋唐五代皆有之。中更兵燹，泰半散佚。昨仅见数卷，以隋经一卷为第一，书法隽逸，书《华严经》卷五十，其尾有题记四行。曰：“开皇十七年四月一日，清信优婆夷袁敬姿谨减身口之费，敬造此经一部，永却供愿。从今已去，灾鄣弥除，福庆臻集，国家永隆，万民安泰。七世九远，一切先灵，并愿迟苦获安，神游净刹，罪灭福生，无诸鄣累，三界六道，烈亲六等，普共含生，同日升佛。”四行系行书，风韵婀娜，当为书家杰作，非出经生手者。［2］
二、敦煌石室晋人写经笺记
禹卿先生所藏此卷，真稀世之宝。写《道行品法句经》，凡八章，完整。长卷尾有“咸安三年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十七字。东晋简文帝至咸安三年即卒，晋高僧无净明，意者净明诵习《道行品法句经》起始，所写此卷，即藏以发愿。［3］
按以上两则题记提及的贾禹卿先生即贾缵绪（1871—1936年），禹卿其字也，又字宇清，清秦州东乡花南阜（今天水市麦积区伯阳乡花南村）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副贡生，曾任四川西充知县。入民国以来，先后任甘肃烟酒总办、甘肃教育厅长、安肃道尹、泾原道尹等职，民国15年（1926年）辞官归里。此公富于收藏，有晋魏六朝隋唐五代敦煌写经多卷。民国17年，冯国瑞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回乡邦服务，任省立第三中学（校址在今天水市区）教员，和贾禹卿过从甚密，谈笑移日，于是得观贾之藏品，于是有写经笺记。贾还赠之以《法华经》长卷一幅，冯赋诗致谢。诗题：禹卿丈以所藏敦煌唐人写《法华经》长卷见赠赋谢，兼题其尾，用任公师《自题所藏唐人写维摩诘经卷，为敦煌石室物，罗瘿公见赠者》韵。［4］
关于贾禹卿敦煌写经的收藏情况，他本人在民国23年为胡宗珩所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跋时有所交待。文云：
余昔官兰山，皖人讲佛学者甚嚣尘上；一时敦煌石室藏经应运而出，余亦有嗜古癖，不惜重价，购获很多。既而东北奔驰，中经丧乱，损失者不可以数计。嗣后解绶归里，频遭兵燹，其所存者亦仅矣。嗟呼！收藏岂易言哉，亦视乎时会如何耳。胡君楚白，近得唐人写经一页，郑重珍藏，视若拱壁，出示题跋，藉昭来兹，反复展玩，虽究帙无多，而神采奕奕，洵属有唐士大夫手笔。余虽同此嗜，反不若胡君之以少为贵也。追维往事，不胜感叹，此以见世之搜罗古迹，与古迹之表现于世者，有幸有不幸耳！右诗二章，录呈楚白方家吟正。
收买唐经近百编，几经浩劫未能全，
回思往事增怆感，过眼沧桑欲问天。
碧纱笼护传佳话，争羡羲之写玉笺。
兰林山人贾缵绪廿三年九月下浣。［5］
三、胡宗珩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卷题记
晚近以来，西北发现古物甚多，聚沽穷搜，赝品充斥。往往辇来自东，籍名发握，以瞽眩耳目，鼎彝且习视之，遑论其他。敦煌石室写经，至易作伪，而伪造即出于敦煌，首尾完备，书有写经人姓名，而纸质画行，一望而知。然坊间书肆，不仅可感碧眼客，士大夫且争购之，何也？此本审出唐人写经者手，乌丝虫蛀，尤足为旧物佐证，可宝也！楚白精鉴别，于金石陶瓷近岁皆□求有独到处。今秋还里，与楚白别忽七年矣，出此卷索题，因书数语归之。
二十三年重阳前二日冯国瑞［6］
胡宗珩（1899—1973年），字楚白，斋名琴庐，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人。民国24年任《陇南日报》总编，创办《陇光》副刊，名重一时。胡之敦煌写经，系友人天水赵绍祖（字尧丞）所赠，经卷“长可一米尺，为行二十四，计字三百七十有五”，什袭珍藏，遍请名家题识，冯国瑞的题记和前文所引贾禹卿的题记便是其中之二。此题记侧重记述敦煌写经的作伪情状和士大夫附丽风雅的习尚，并点明鉴别经卷的要诀，别有风味，从中可见冯作为名收藏家的鉴别功力。
卷长六尺，尾完无缺，有题记六行。文云：“万岁风登元年二月十八日，丰林县沙州道行人张无碍共赵山意，在沙州为疹患得损及七世父母，托生西方阿弥陀佛国土，发愿写此经一卷。愿转赎者，永离三途，所有业障、烦障，悉皆消灭。写经：金明县崇德乡人，精信佛弟子，呼延万恭写。［7］
按是为诗前的“序”式题记，并有诗，有句云：“……张子所获乃尤物，题记六行尾能全。武氏窃国时无几，犹记万岁登封年。丰林金明两废县，补遗史志信可传。五凉希姓著张澍，崇德氏族增呼延……丝栏精整如新制，楮墨相发有余妍……”张宣泽系贵州盘县人，民国27年（1938年）任第八战区政治部第四组组长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民国33年至民国35年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此君乃朱绍良女婿，他在第八战区和新疆任职之时，正是朱绍良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及司令长官兼代新疆省政府主席之时。此期冯国瑞任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49年后兼任国立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盖题记当作于张宣泽兰州任职之时。经卷题记中所言的丰林、金明二县，武周时并属延州，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并入肤施县。其治所，前者在今陕西延安市东北驿镇附近，后者在今陕西安塞县东南沿河湾镇。
冯国瑞捐麦积山定山佛造像碑拓片
五、题武周《妙法莲花经卷第一》
卷长数大［丈］，首阙，尾完整，纸质润厚，微黄色，有楷书题记，分列三行，云：“大周天册万岁元年，岁次乙未，四月戊寅朔，廿一日戊戌，弟子薛崇微，为尊长敬造。”天册万岁年月日，皆武周新体字。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与陈果青借观卷，欢喜赞叹，得未曾有。估人索值甚昂，留斋中一夕归之。今闻尚在兰州，已频易主矣。邠州石室，有武周石刻多种，广元皇泽寺有武后造像。
邠州石刻记镌华，皇泽冕琉拥翠霞。
新体牝朝颁塞上，可怜天下属谁家。
相左相寻喜不支，有人市上袖蛟螭。
呼灯火急抄题记，自是吾曹一段奇。［8］
六、题《开皇照明经》一卷
卷亦长数丈，首阙，尾完整，纸质薄脆。后有行书题记，分列五行，云：“开皇十年九月十日，定州望都县刘思贵、静志寺空暹初校，僧德深二校，僧智明三校，典司功史刘威、司功参军事苻昊。”
照明慧业证传灯，开卷同荃最上乘。
古寺知曾名静志，何人续传补三僧。
远戍征人记定州，凝严行楷出钟繇。
头衔似尔仍矜重，毕竟苻生逊二刘。［9］
按带诗题记“五”，当和“四”一样都是冯国瑞先生借观或某处过眼敦煌经卷之后之题记，因欢喜赞叹而录。冯在兰期间和文化界交游广泛，见多识广。张舜徽先生《爱晚庐随笔》“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条即专记经冯介绍观敦煌写本事。“余在兰州时，从友人冯仲翔教授处，得知此邦好古之士张君香冰，藏有古写本《说苑·反质篇》残卷，敦煌石室中物也。张君宝爱之，不轻示人，余闻而惊喜，因仲翔之介而走访之。主人发椟出此卷，书法端重，运笔与上虞罗氏景印之《隶古定尚书》残卷略同，而字之工整过之，信为唐以上人写本无疑。主人惠然见假，余因携归校园，取明程荣校刊本、平湖葛氏传朴堂藏明抄本（《四部丛刊》本）及坊刻诸本杂校之，录为《校勘记》一卷，从知今本致误之由，则传写伪脱者半，凭意妄改者亦半也。复有今本不误而古写本转多伪体者，又不可固守旧钞承其舛谬也。”［10］张香冰即张作谋（1901—1977年），香冰其号也，曾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作品结集为《新蕉细雨轩诗词集》。张是名教育家，也是名收藏家，据邓明先生考述［11］，张之写本是他的老师杨丙辰任敦煌县长（1933—1947年）时所获，杨卸任后转让于他。民国36年，张携卷去南京，请监察院长于右任、监察委员王新令观赏，于右任题名于后：“民国36年于右任、王新令同观于南京。”于和王都是冯国瑞的世交，尤其是王新令（1904—1965年），冯以弟视之，情同手足。冯关注过的写本，又由两位老朋友在南京兴赏题名，真是缘分啊！解放后，张失去正式工作，生活无着，在1963年左右将此《说苑·反质篇》残卷转让敦煌文物研究所即今之敦煌研究院，编号为“敦煌三二八”。卷纵28.69厘米，长383厘米，共185行。今影印著录于《甘肃藏敦煌文献》。
冯国瑞捐麦积山唐圭峰定慧禅寺碑拓片
此按语已超长，这里一不做，二不休，顺手牵“羊”，再录张舜徽先生关于敦煌卷子的笔记《杨贵妃手迹》条，以为探寻当年兰州敦煌写经流行情况提供一点信息。“余往游陇右，讲学兰州，访古探奇，殆无虚日。颇欲得旧写本卷轴以刊正古书，而终不可得。即唐人写经，亦鲜有佳者。盖数十年间为嗜古者搜罗尽矣。镇原老举人慕少堂先生语余：数年前除夕之夜，一寒士手携一卷见示，展阅之下，叹其书法秀丽，知出女中名手。及览至末行有云‘大唐某年月日，玉环为三郎写经’。乃杨贵妃手迹，为之伸舌太息，舌久不能收。叩其值，索银元百版不少贬。慕翁处境亦窘，力不能举，未与议价而遽还之，惟长叹累日而已。此必敦煌石室中遗物也，唐人多手抄佛经送至佛洞以祈福免祸，此即贵妃为玄宗所书以祝长生者，初藏佛洞，后乃流落于外。慕翁为人诚厚，所言宜不诬。余在兰州，尝遍访周咨，竟无由踪迹之。盖历时已久，早为有力者所得而秘藏之，或为外国人攫去矣。”［12］张舜徽先生民国35年（1946年）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之邀任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兼任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得和冯国瑞先生相知相识，为同业挚友。
七、题张玉如思温藏敦煌写本《瑜珈师地论》
玉如尊人直生，陇上之博学通人也，有《退思堂诗文稿》。此卷闻自官绥远时得之。卷长一丈六尺五寸，首行题《瑜珈师地论》，卷廿三，《弥勒菩萨说》，沙门玄奘奉诏译。次行题十地分中声闻地第十三，初瑜珈处出离地第二十二。末行题《瑜珈师地论》，第廿三及“法镜”二字，当为写经僧名。按玄奘法师往返西域，皆曾驻锡敦煌。译经七十六部，《瑜珈师地论》一百卷，为内典中极瑰伟者。开元释教驻称《弥勒菩萨说》，贞观二十年五月十五日，于弘福寺翻经院译，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毕，沙门灵会、朗浚等笔受。《慈恩传》云，贞观二十年春，幸玉华宫。六月，追法师赴宫，见于玉华殿。帝问比翻何经论，答近翻《瑜珈师地论》讫，凡一百卷。帝曰：“此论甚大，何圣所说？复明何义？”答曰：“论是弥勒菩萨说，明十七地义。”又问：“何名十七地？”奘举纲题目，陈列大义，帝深爱焉云云。因敕所司简秘书书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颁与雍、洛、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大州展转流通。今敦煌石室写经诸目，当未见有此论，尤可贵矣！他日假校诸刻本，当有所获。
冯国瑞捐麦积山建崇寺宇文嵩造像记碑拓片
李唐译典几桑门，沙碛往还迹尚存。 (www.xing528.com)
弥勒决疑空定念，平生俯首一慈恩。
瑜珈十七地精详，百卷玉华举目纲。
写本九州早星散，今朝开卷重敦煌。［13］
按张思温（1913—1996年），陇上著名学者，字玉如，今甘肃临夏市人，著有《张思温诗选》、《积石录》、《张思温文集》等。张先生民国29年（1940年）为甘肃建设厅秘书主任，民国36年为甘肃贸易公司协理。此期和冯国瑞订交，遗著中时有“天水冯仲翔国瑞告余”、“闻仲翔言”等语可为一证，于是有请冯题记珍藏之事。题记中提到的“玉如尊人直生”即张思温的父亲，名张建（1878—1958年），号梅林居士，晚号退叟，斋名退思堂，直（质）生其字也。历任甘肃省议会秘书、宁夏护军使署副官长、绥远都统署参谋长、绥远垦务总局会办兼六县清理地亩局长、绥远烟酒事务局长等职。民国15年辞职，寓居兰州。解放后曾任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张建亦为著名学者，文稿由子思温整理为《退思堂文稿》16卷、《退思堂诗稿》42卷。无独有偶，据题记“此卷闻自绥远时得之”，而前题记所述武周《妙莲花观音经》卷的拥有者张宣泽也曾于1935年前后官绥远，任绥远省政府咨议，盖其卷子也得自绥远乎？绥远是敦煌卷子解京所经之地，有经卷流行，事出有因。指出一点，冯题记中言“法镜”当为写经僧名不确，所指应是《瑜珈法镜经》，也称《示所犯者瑜珈法镜经》，是经英国图书馆有藏，编号S.2423。再者，题记所言“今敦煌石室写经诸目，当未见有此论，尤可贵也”亦不确。诚然，《瑜珈师地论》卷子没有《金刚经》、《妙莲华经》那么常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未见有此论”是因为当时为斯坦因和伯希和劫走的大量经卷写本以及北京图书馆所藏写本都还没有整理公布，故不之见也。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外收藏机构的敦煌写本陆续公布，《瑜珈师地论》还是颇有一些的。据统计，“北图有文4、北新934等三十余号，英、法等亦藏有七十余号”。［14］
八、为陈果青题碛砂《华严经》卷即送之武昌三首
皕宋千元未易收，华严刊画属陈侯。
去帆远载西来意，一笑低眉压卷头。
卧龙经藏欲流涎，往事《虞初》说圣颠。
塞上相逢适然耳，南朝经椠冷摊前。
碛砂载记渺图经，野寺平江误远汀。
拟办东游君意旨，洲旁试访筑庵僧。［15］
按陈果青，安徽滁县人。20世纪40年代在兰州期间，任安徽同乡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秘书，长于吟诗填词，并工书法，和冯国瑞同好，故相交。解放后，任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词学词典》、《历代文论注释》等。民国36年（1947年），高一涵改任湘鄂区监察使，陈随行，冯题其敦煌《华严经》写本，并兼送行。说卷子得之不易，陈有幸拥有，理当悉心珍藏。题记五冯记“三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与陈果青观卷”，由此见陈也是一位敦煌写本的大好家，一朝得之，当然要“一笑低眉压卷头”了。
按手头掌握的资料，冯国瑞先生关于敦煌写经题记之事应该是说完了，接下来，再说一点和写经有关的事。甘肃省博物馆藏甘博014号《大般涅槃经》卷十二，背有冯国瑞题签“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尾钤一“冯国瑞”白文方形印，纵横各2厘米，“麦积山馆”方形印，纵横各1.8厘米，此当是冯国瑞捐甘博者。［16］
冯国瑞捐麦积山刘尔炘书法
时下，敦煌吐鲁番文献并称。王素《敦煌吐鲁番文献》关于吐鲁番文献列“冯国瑞旧藏”条目，言：“藏品来自收集及新疆学生李征（重如）的赠送，数量不多，但有唐开元十三年（725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唐天宝八载（749年）柳中县常平正仓请裁欠粮公文等重要官府文书，还有一些写经残片。冯氏旧藏后来下落不明。”［17］检阅甘肃省图书馆藏冯国瑞名为《新疆吐鲁番发现唐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高牒秦州为请勘王敬忠旧地残牒》手抄本，其中有吐鲁番文书题记二、吐鲁番发现六朝唐人写经题记一，此当正是王素先生所列“冯国瑞旧藏”吐鲁番文献的题记。虽然我们暂时无法追寻“冯氏旧藏”的下落，但从这些题记中可略见冯藏吐鲁番文书的大概。
九、新疆吐鲁番发现唐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高牒秦州为请勘王敬忠旧地残牒
梁漱溟致冯国瑞书法
右牒粘合麻纸三张，共长三尺六寸，高存四寸，下部损坏。前七行行书，后三十行楷书，系一千二百年前旧档案的遗存，出于吐鲁番东南三堡。从吐鲁番东行七十五里到胜金口，转南十五里即三堡。其地于唐为西州，郭下高昌所存地，本地人到现在还叫高昌。唐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国，就其王都“田地城”设西州，地从两汉车师前国起，历五六百年都是首都，唐安西都护也曾三次驻在这里。近五六十年来，欧人格伦尉得尔、勒柯克、斯坦因都在这里一带，发掘考古，捆载而去，这是他们发掘遗余罢了。
牒为推勘土地事，故由户曹参军副署。唐初的土地制度，必于本乡，家贫营丧葬，可卖“永业田”，远徙才许卖“口分田”；田产虽可买卖，非“远役”、“外任”无人守家的，不许出租或典质。残牒中见“外任”字样，王敬忠在秦州买地，又出租土地，自是秦州人。远官新疆，买卖土地，必须经地方官呈请，无文书的没收田价，田还原主，王敬忠有文契，证其合法取得，那这残牒证《通典》所载的土地令，一一皆合，惟令为开元二十五年，此为十三年，实早行十二年，说明令不是重行立法，只是综合旧制。
又有一事可注意的，租地并文契也留给佃农。牒内指明王敬忠的“庄地一所三顷，城北一段八十亩，东坡一段三十亩，东岭一段七十亩，东渠一段一顷二十二亩，东泽……”这些地名，到现在天水还有旧名称的存在。王敬忠［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外任了边疆武职官吏，仗着势力，用西州都督府的文牒，到秦州都督府，坚持他照旧收租，这一封建地主剥削实证有他历史意义的。
都督高，可能是高仙芝，《［新］唐书》列传第六十：“仙芝，高丽人，父舍鸡初以将军隶河西军，为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校将。仙芝年二十余，从至安西（安西都护府治高昌），以父功补游击将军。数年，父子并班。［高］仙芝美姿质，善骑射，父以儒缓忧之。初事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等，不甚知名，后复事夫蒙灵察，乃善遇之。开元末，表为安西副都护，四镇知兵马使。”夫蒙灵察无传，《通鉴》开元十四年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将大都护碛西节度使杜暹，同平章事，仙芝当继杜暹后。残牒，开元十三年的都督高，如是仙芝的话，很可能，但传中没有序及这一较低的官秩，旧史传里，也常有此例，拿纪年推求与史符合。仙芝的重要事迹，在节度西域以后，所谓“度越葱岭，用兵如神”上印度的仙芝行军遗迹，是被人很称赞的。中朝两国的兄弟之邦，在历史的互相亲爱，互相援助的美迹，这残牒也是一件实证。
十、新疆吐鲁番发现唐天宝八载柳中县常平正仓请裁欠粮申
右“申”高度俱尺许，也是档案的存留，文意系柳中县向都督府申请裁欠粮的文，府批未准，并依数征纳。柳中县印，约二寸，篆书，阳文朱色，“都督仓曹”就是西州都督府的仓曹参军。“主簿判尉录事佐”皆上县职官。县无吏，属于郡，当是与交河郡史并衔。“功曹行录事参军事”、“广文”是官府批文书的人。《通鉴》记载：“自王孝杰克复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以唐兵三万戍之，百姓苦其役。”又说：“边将多贪婪寡恩，未可仆数。”由历史传统，对边疆百姓，尤其少数民族，只有加重的压榨剥削，这是一实证的文件。
罗家伦为麦积山瑞应寺题诗
按以上所言两件文书系冯国瑞先生所藏，至今下落不明。不过，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得到第一件文书图版照片，经日本国池田温先生和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考证，我们可知文书相关情况。池田温考文名为《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府牒秦州残牒简介》（以下简称“残牒”），据该文称：“1996年11月在台北市召开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亦与会，示以笔者一件复印照片而建议加以研究，此即本稿主题之残牒也。该照片现藏北京，而明记其为冯国瑞所藏卷。”［18］是言池田温接受荣新江建议，依荣提供的图版资料撰成考文，本文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结合“外形类似西州文书”对文书涉及的王敬忠、王通子、西州都督高某，西州与秦州的关系，王敬忠秦州庄地等问题都有精到论述，并指出残牒史料价值：“使人能认识开元盛世时唐朝经营西域的实态”，“特别是关于唐代庄地之实例，给读者以丰富的启示，可谓唐代庄园史上之稀有史料”。［19］池田温考文后有陈国灿先生题为《读后记》的补充考文，针对冯国瑞《题记》，对相关问题再行考证，指出冯之题记对文书的介绍和理解上有多处误解：“（1）跋文对三张麻纸的字数，所云‘后三十行楷书’，当是‘二十行楷书’之误。现存二十行楷书，再加七行行书，正好是三纸，市尺三尺六寸长。若是三十行，当须四纸，长在四尺以上。（2）跋文将庄地各段亩下列的四至位置，因未考虑其下有缺文，致使出现错位断句。（3）对在秦州买地的‘外任’者，同样由于未考虑到下面的缺文，以致误认为是王敬忠，曲解了文书的内容。（4）跋文将‘都督高’推断为高仙芝，也不能成立，《旧唐书·高仙芝传》载‘仙芝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一直任职于安西四镇，未曾至西州任都督。此都督高，诚如池田温先生所指出，为大谷3786（3）号中所列其贯京兆府长安县、开元十二年以试西州刺史、上柱国身份充营田使的高某。”［20］同时指出《题记》对原文书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一是明确指出文书的出土地点是吐鲁番三堡，即阿斯塔那；二是知当年所见文书是黏合在一起的三尺六寸长卷，由此可知文书往来相关信息。陈先生的考文公允敏锐，既指出了冯文的误解之处，又肯定了其可“参详之处”。
另据考文，陈先生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讲学期间，多次走访甘肃省图书馆，“曾见一油印出土文书跋语集录本，涉及吐鲁番出土官府文案者有二则，跋语较详，余多为敦煌吐鲁番所出佛经残片，跋语简略。”［21］接着陈对《“残牒”题记》的来历进行了调查，其《读后记》有云：“对本文书及其跋文的来历，余在兰州时稍有查访，据甘肃省图书馆称，此跋文油印本为20世纪50年代该馆工作之冯国瑞先生所写印。又据西北师范学院何乐夫教授云：这些跋文是冯国瑞在新中国成立前对自己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卷所写的跋语，在1957年他将这批收藏交给省图之前，油印了这个跋文集。”［22］陈先生所言“油印的出土文书跋语集录”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封面题《新疆吐鲁番发现唐开元十三年西州都督（护）府高牒秦州为请勘王敬忠旧地残牒》的抄本，藏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资料库，内容除《吐鲁番文书题记》两则、《六朝唐人写经题记》一则外，尚有《宁夏发现的西夏文物》一文，罗列宁夏等地历年发现的西夏文碑刻、写经及铜器等物，合起来总共13张。本系手抄本，先用铅笔写就，可能是怕不易长久保存，后以蓝墨水钢笔沿铅笔所写字迹勾勒复写而成，见过冯国瑞手稿的人一望便知是冯之字迹，陈先生言“油印本”当是误记。另：陈先生采访的何乐夫教授所说的“这些跋文是冯国瑞在新中国成立前对自己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卷所写的跋语”一语误，冯国瑞旧学根基深厚，在新中国成立前做文均以文言为之，其文稿著述现存者我均读过，还未发现以纯白话文为之者。而本手稿中的文字，全是白话文，当是新中国成立后写就。再者，《“残牒”题记》中“这一封建地主剥削实证有其历史意义”、“中朝两国的兄弟之邦，在历史上留下了互相亲爱、互相援助的美迹，这残牒也是一件实证”等语，显是迎合新中国成立后日益高涨且紧张的政治形势而“强”加进去的；《新疆吐鲁番发现天宝八载柳中县常平仓请裁欠粮申》中“由历史传统，对边疆百姓，尤其是少数民族，只有加重的压榨剥削，这也是一实证的文件”也是如此。都可证《题记》作于新中国成立后捐献文物之前。冯国瑞系才子式学者，纯文言文和有类乃师梁启超的浅近文言文都写得非常流畅漂亮，新中国成立后应形势需要，书信而外多以白话为文，显然不是其所擅长，结结巴巴，缺乏文采，且标点符号错误随处可见。本文所录（九）、（十）两则《题记》，为便于理解，标点均有所改动。
十一、新疆吐鲁番发现六朝唐人写经
吐鲁番不断地发现写经，六朝隋唐皆有，唐人书有纯褚遂良体，为莫高窟写经所少见的。新疆学生李重如携到兰州的很好，并详说其继续发现的情况。清末斯坦因大量发掘以后，清代官吏王树枬在迪化也曾注意此事。吐鲁番厅同知曾炳熿，在前人发掘过的遗址中，搜获的遗余不少。高昌经卷的见于王树枬氏《新疆访古录》的，有六朝草书残经、唐上元二年买马私契、仪凤二年的北馆尉牒，还不到鄯善著录的数字之多。近来黄文弼新疆发现古文物——文书一项，他说1928年至1930年在吐鲁番所得，以维文为最多，也有汉文写经及公文书残纸。又有李帆群在吐鲁番有高昌古墓的发掘，以很短时间，获文物两箱之多。有人曾得重光二年（五○一）残卷。这类文件经卷都发现在交河、高昌两故城的坍塌废墟里面，以至断壁悬崖的罅隙里，如胜金口的千佛洞及废堡，零零碎碎都有，与敦煌莫高窟藏经在一窟洞的情况完全不同。将来从事新疆文物的调查，是艰巨而含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同时希望边疆同胞自己特别重视这历史悠久的文物的宝藏，并且对调查保管有切合实际的具体办法，这些宝贵的文物，再不要遭到分散。这是唯一的希望。
按严格地说，这不是写经题记，应是冯国瑞先生的一则学术笔记。但本段文字涉及一些吐鲁番文书及写经方面鲜为人知的情况，故录此。文中言：“吐鲁番不断发现写经，六朝隋唐皆有，唐人书有褚遂良体，为莫高窟写经所少见的。新疆学生李重如携到兰州的很好，并详说其继续发现的情况。”对此，陈国灿先生为池田温“残牒”考文所作《读后记》有云：“李重如者，实即我们‘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中的同仁李徵先生，旋即据此又请教李氏。李徵先生说：‘冯国瑞在新中国成立前对敦煌吐鲁番文书很有爱好，并喜收藏，我于1947年由新疆到兰州上大学，曾将自己搜集到的写经残片送给老师冯国瑞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冯在甘肃省图书馆工作过，据说1956—1957年间，他将所藏文书全捐给省图书馆了。’这些情况均证实前述牒文原为冯国瑞氏所藏，与荣新江教授所写‘冯国瑞’条基本吻合。关于文书的下落，我曾多次向该省图查访均未获见。至于现藏何处？究竟是否捐给了甘图？尚待进一步探访。”［22］1957年，冯国瑞先生以“文物大盗”罪名被划为“右派”，监督劳动改造，李徵所言据说在1956—1957年间冯将收藏文书全部捐献甘肃省图书馆事出有因。又，“近来黄文弼新疆发现古物”语当指于1957年开始由黄文弼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新疆的考古活动，似可证本文作于1957年。由这则文字也可见冯先生对新中国成立后吐鲁番文物依旧关注有加，并希望妥善保管出土文物。
冯国瑞捐赠麦积山《赵佺墓志铭》碑拓
冯国瑞先生博学多识，多年钟情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除自己收藏之外，还为过眼写本、文书作有题记，而这些宝物绝大多数已不复得观，所以《题记》对相关的研究工作自有意义。因此将目前所见《题记》辑录于此，也就有了意义。据本文前引荣新江撰“冯国瑞旧藏”条目，冯捐给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写本就有九件，按理这些写本也应留有题记，但今不得见。不过，可以肯定冯之《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题记》肯定要多于我们叙录的这十一件。限于资料，只能如此了，其余有待将来吧。据冯家书，196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派人到兰州，将冯之稿本五十余种带去北京，准备由考古研究所整理出版。不意数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不徒出版无望，稿本亦下落不明。想必稿本之中也有《敦煌写本》和《吐鲁番文书题记》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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