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贫革命先辈的教训告诉我们

第48招　莫忘清贫

革命先辈用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清贫”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没有清贫的作风，我们的队伍不能胜利；没有清贫的作风，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瓦解；没有清贫的作风，我们的干部就会变成腐败分子。

一

清贫，汉语词典释义为贫穷；社会发展又延伸了它的意义，即朴素勤俭。

清贫，不是新生词和“舶来品”，而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精神结晶。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儒家就推崇“安于贫而乐于道”的思想，主张一个人只有不图名、不争利、不贪享受，才会有远大的抱负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三国时期诸葛亮主张“非澹泊（淡泊）无以明志”，他认为俭与淡泊是一种恬淡寡欲而又朴素的生活方式，只有心境安定才能思虑深远。这些观点表现了优秀的民族精神，既富于哲理，又很有教育意义。汉代马融也认为:为官者应“立身唯清，清则无欲，方可廉己治人”，这就更进一步揭示了当官做人与行道的辩证关系。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坚持“尽瘁国事，不治家产”，爱国将领吉鸿昌声称“做官即不许发财”，他们用行为去实践清贫，成为后人之口碑。

清贫，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高尚品德。优秀的共产党人，可以说无一不是清贫的典范。一代伟人毛泽东，盖的是打了73块补丁的毛巾被，穿的是镶有59块补丁的睡衣。周恩来总理食则少肉，邓颖超为他挑灯补衣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成为美谈。董必武要求“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这些伟人永远活在人们心中——除了他们所具有的文韬武略和缔造江山的丰功伟绩外，还有他们这种艰苦朴素、清贫生活的优良品德。党员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物质生活极为清贫，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内衣打补丁，连块香皂也舍不得买。孔繁森之所以为全国人民所深情怀念，其原因之一，也在于他廉洁奉公，清贫做人。

清贫，能培养人的品德，锻炼人的意志，增强适应艰苦环境的生存能力。在糖水里养大的人，必定受不了挫折，经不住风雨，只有在大风大浪中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人，才可能具备坚强的意志。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清贫，寒冷、饥饿、吃树皮、喝马尿，正是这种贫苦，才磨炼了意志，造就了一代铁军强人，英勇善战，夺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清贫，今天并没有过时。清贫，更需要我们常常思索和回忆。清贫度日，曾使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站立起步，迅速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曾培养了一代人勤俭建国的高尚品质。如今，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人认为应该好好享受，无须讲求清贫，有的甚至认为“清贫可耻”，“风流浪子莫叫贫”，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目前的“富裕”，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富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很贫穷，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要求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忘记清贫，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否定清贫，就会丧失美德。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贪富”的典型。他把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当做攫取私利的工具，置清贫于脑后，大肆侵吞、挥霍、挪用公款，奢侈浪费，摆阔淫乱，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莫忘清贫，提倡清贫，也并不是说要人们搁下眼前的“富裕生活”，去重吃“二遍苦”，再当苦行僧。而是说要尊重现实，有多大脚，穿多大鞋，工作中要艰苦奋斗，勤俭办事，生活上要低标准低要求，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去追求豪华排场，白白耗费国家和个人的资产。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应该发扬“清贫为民”的光荣传统，想人民之所想，做清贫的榜样，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去艰苦创业，勤俭兴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二

2009年春节前，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对网友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在这次“七问七答”中，马馼局长很好地解答了网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不过，我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公款吃喝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亚腐败”现象。当然，马馼局长也作了简要的回答，给治理公款吃喝问题开出了一个“处方”，就是把经费管好。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怎么样才能把经费管好?谁来给公款吃喝下这副“猛药”?

马馼局长说，公款吃喝这个问题我们多次强调、一直在抓，但是总体效果不理想。中国有请客吃饭的传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干部觉得吃吃喝喝没什么，对公款吃喝也习以为常。解决公款大吃大喝屡禁不止的问题，我认为关键是管住公务接待的费用。马馼局长的谈话可以说抓住了事物的“牛鼻子”，找到了治理公款吃喝问题的源头，其实，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可以随意支配的经费，有谁能掏自己的腰包大吃大喝?问题的关键是谁来管好单位的经费，单位自己管?纪委监察部门管?审计部门管?党委政府管?现在是都管都不管。就是管，也是“晚娘亲妗子，想起来一阵子”，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现在都知道，公款“咬人”，可就是吃喝招待“不咬人”，可以随意报销。

公款吃喝，美其名曰“公务招待”。对于正常的公务接待，群众是非常理解的，送往迎来人之常情。然而，有多少是打着“公务接待”的幌子，进行大吃大喝的?一些具有支配公款权利的人，请上请下，请东请西，其目的无非就是给自己装面子，拉兄弟，结帮派，攀高枝，培养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日后路好走，用公款铺就平坦的大道。一年到底能“吃”掉多少“银两”无人知晓，有人说3 000亿，有人说更多，总之是个“天文数字”。怎样管住官员“贪吃”的这张“嘴”?从上到下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什么“几不准”“禁酒令”“亮黄牌”、频频“出招”，可照样是“禁”而不止，“查”而不绝，“亮”而不灵，公款吃喝似乎成了官场上难以根治的“顽症”。马馼局长一语道破，“关键是管住公务接待的费用”，说得很对!那么如何管住这笔费用呢?谁来出手下这副“猛药”?

前不久，宿迁市宿城区实行公务接待用餐费用公示制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效果非常明显。该制度规定，全区所有行政事业单位须建立招待费开支台账，每个月的接待用餐地点、接待时间、负责接待的领导和部门、陪餐人数、接待事由以及用餐费用等内容应详细登记、备案，并于次月向本单位全体人员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同时，每季度定期向纪委上报招待费开支情况，年底纪委统一统计公示。对违反规定者追究责任。这就是治理公款吃喝的一副“猛药”，通过公示，让公务接待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监督，那些见不得“阳光”的“细菌”，自然一晒就会“消灭”掉。全国各地都不妨利用马馼局长的“处方”，学学宿迁宿城区的手法，给公款吃喝下上一副“猛药”……

三

当前，随心所欲、毫无节制、愈演愈烈的公款大吃大喝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顽症，其危害太多太大，在国内外造成的经济、政治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一是浪费资源。有人估计全国每年因公款吃喝和社会吃喝浪费要超过4 000亿元～5 000亿元。

二是浪费时间。过多的、过于繁琐的接待，浪费了各级党员干部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有一个曾经当过县委书记的朋友说，他曾经一天晚上接待了十二拨客人。现在一到中午、晚上吃饭的时间，相当多的党员干部泡在酒店里忙于接待和应酬。全国上下，这是多么“壮观”的场面。其结果是，地方和基层党员干部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读书、去落实上级的指示、去为基层、为群众服务。

三是耽误工作。一通大吃大喝，中午喝醉了下午不上班，晚上喝醉了，第二天不上班。有的即使是上班了，脸红气粗，晕头转向，说错话、办错事、出洋相就是常事了。有的花钱喝酒还把外商喝跑了，把项目喝丢了，甚至闹出人命。河北盐山县审计局派人员到县电力局进行审计，电力局每天设宴款待。其间审计局一干部因被连连劝酒、喝得过多而猝死。江苏高淳县某中学一会计周末被单位招去，陪来检查工作的县劳保部门领导喝酒而猝死，单位准备为其申报“工伤”，引起争议。

四是喝坏了政治，败坏风气。酒盅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横，办啥都行。把党员干部喝成了一派一派，一团一团，越喝工作越难干，越喝人心越涣散，越喝离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希望越远。

五是引发犯错误甚至犯罪。喝了酒，说胡话，进发廊、找小姐，找二奶，打架，酒后开车。害人害己，损失巨大。

六是喝坏了身体和健康。一些党员干部因长久地耽搁在酒桌上，身体的状况大幅度下降，高血脂、高血压、高脂肪等不健康症状普遍存在。湖北某县银行行长，自财政学校毕业分配到县银行计划股工作，很快当上计划股长、信贷股长，经常被企业请酒，推都推不掉。后来他当了办公室主任，迎来送往，都要陪酒。随后他在副行长、行长位置上坐了近8年，吃喝更推不掉。前不久，他因为智力下降、行为反常、生活不能自理，从慢性酒精中毒发展到早老性痴呆，住进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

四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吃喝风是一种封建官僚的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享乐主义世界观的综合反映。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是千百万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一方面是各种美味佳肴供养的贵族阶级。所谓“酒池肉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官家一桌饭，穷人半年粮”，就是这种封建特权的真实写照。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封建特权已不复存在，党和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与人民同甘共苦，并时刻警惕着各种特权的滋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特权思想的遗毒就彻底肃清了；相反，一有适宜的气候，或者反特权的斗争稍一松懈，它就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些年，党和政府狠刹吃喝风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期间，在进来了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进来了苍蝇和蚊子: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侵入了一些人的头脑，因而使大吃大喝在中国反复振荡，频率不断加大。

吃喝风还是一种低素质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反映。我国对低素质的亲密关系，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酒肉朋友”；而健康高尚的人际关系，则称之为“君子之交”。总体来看，在现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君子之交”是主流，一切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切真诚的人民公仆，一切有修养、力图干一番事业的志士仁人，都坚持搞“君子之交”，不屑于结交“酒肉朋友”，不齿于吃吃喝喝、拉拉扯扯那一套。但是，“酒肉朋友”这种低素质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市场。有的人信奉“吃吃喝喝朋友多”，“吃吃喝喝选票多”，他们寄生在公有制的肌体上，用吃吃喝喝拉关系，走门子。他们以酒为媒，用公家的钱，结私人的关系网；以酒为盾，“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捞取个人好处；以酒献媚，以酒渔利，让有权的官员在似醉非醉中践踏原则，解决那些通过正当渠道和正常程序解决不了的问题。“君子”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也竞相效法。在吃吃喝喝的人群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有的人并不欣赏这一套，把吃吃喝喝的应酬视为一种负担，甚至有相当程度的反感。但他们在吃喝风的裹挟之下，被迫“从众随俗”。在“宁可伤身体，不可伤感情”，“感情深，一口吞；感情浅，舔一舔”的“原则”规范之下，加入了“豪饮”的行列。也有的人从党性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着实抵制过一阵子，但最后不仅得罪了“食客”，而且也难以奏效，只得由它去了。这种低素质的人际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如此扭曲的反映，吃喝风难免就禁而不止了。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吃喝风是现阶段不完善的公有制的消极产物。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使得吃喝风有它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一些党员干部慷国家之慨，予人方便，于己方便，在吃吃喝喝中，得到巨大的好处，比如说，现在下属单位搞建设，项目要上面给，资金要上面拨；下属单位受了灾，也要上级给予扶持；就连一个地方的财政状况如何，也大都取决于上级领导关怀的程度。而且，任何一个建设项目，任何一笔经费，上级可以给张三，也可以给李四，最后到底给谁，就要看谁的本事大了。因此，地方和基层往往乐意于吃支付吃喝费用的小亏，占国家财政、计划大盘子里的大便宜。明知大吃大喝不对，也得硬着头皮去大吃大喝。因为你不请客别人请，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只有吃了喝了，钱物才能到手，事情才能办成，生产发展才有门路。这样一来，大家为了吃小亏，占大便宜，在吃喝上攀着上水平，比着上规格。富的地方，财大气粗，一桌宴席成千上万不在话下；而越是穷的地方，对国家的依赖性越大，越要躺在国家身上过日子，在地方吃小亏占国家的大便宜上就越是卖劲，越是积极，往往是越穷越大方，越不阔气越想摆阔气。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吃喝风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身份社会由封闭向开放转变过程中的畸形产物。在这种身份社会中，人们追求平等，追求自主，但不可得。上下尊卑之间，人为地筑起了一道道壁垒。尽管人们想拆除它，但由于身份社会的惯性，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压抑于潜意识之中。大吃大喝则为身份社会中的人们追求平等和自主找到了一个狭窄的通道。因为大吃大喝时常可以创造一种在平常状态下求之不得的平等气氛，形成一种没有上下尊卑的“小气候”，甚至达到一种精神上完全“解放”的境界。大吃大喝一经达到似醉非醉、似狂非狂的程度，就使得平日压抑于内心深处的求平等的潜意识逐渐得以暴露。清醒时不敢说的话，不敢有的作为，就会凭借酒后之勇倾吐出来。三杯下肚，老天爷是老大，我是老二，什么上下尊卑，统统归于消失，大家不过彼此彼此。据此，有些人总结了大吃大喝“三部曲”:开张是花言巧语阶段，各自谦虚、彼此恭维一番；接着三杯下肚，便进入豪言壮语阶段，大家竞相夸海口，比高低，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最后是个别酒量薄弱者，烂醉如泥，进入胡言乱语阶段。至于此时的所言所语是否恰当，所作所为是否得体，人们并不介意。对于这种彻底的放松，短暂的“解放”，人们无不十分珍惜。因此，在宴会之上，时常有人发出沉重的感叹:人生能有几回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吃喝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恶性反映。近些年，有些人将中国文化说成是一种“饮食文化”“酒文化”，而且引经据典，大加阐发。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平心而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饮食方面的糟粕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中国人以酒来评判一个人的操行，以酒来度量一个人的才能，以酒来表现喜怒哀乐等则是由来已久的。最早的要算庄子的论德，其中一德就是“醉之以酒观其德”，诸葛亮也曾“醉之以酒观其德”。至于文人雅士、赳赳武夫的能耐，也用酒来加以度量。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曹操煮酒论英雄”，等等。似乎英雄之为英雄，文豪之为文豪，都与酒有不解之缘。打虎英雄武松，就是凭“酒后之力”在景阳冈克“虎”制胜的，即使在除暴安良打恶人时，也离不开酒的助兴。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们更是常用酒来表现喜怒哀乐。婚丧嫁娶，人们设之以宴、摆之以酒；人们得意失意、得恋失恋，也往往以酒来表现，或以酒庆功，或以酒消愁。这些都充分表现了饮食和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一个人在宴席上的表现，就成了一个人气量、素质、派头的标志，有时简直就是这些东西的等价物。豪饮者，似乎必然大度，大派；不善饮者当然就是小家子气。于是乎，豪饮者以豪饮自豪，每每乐意展示自己的酒量；不善饮者，明知酗酒有损健康，但为了表现出大家风度，也就置健康甚至生死于不顾了，等等。

五

近日来，有关党员干部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游的丑行被屡屡曝光，遭到网友大火力炮轰。2009年1月20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账单再度成了泄密者。有些事情看起来已不是新闻，但当白纸黑字的证据放到网上，还是引起了轰动。上次是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的公费出国“考察培训团”奢侈行程，这次是安徽蚌埠国土资源局的酒店消费结账单。

17日开始，一组“安徽蚌埠国土资源局消费账单”的图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披露据称为该局在一家酒店的几张消费结账单。628元的茅台酒4瓶，88元的中华烟8盒……消费项目都一一清楚在列，结账单上赫然打着蚌埠市国土资源局字样，签单的是姚主任。

姚主任昨天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确曾签过这样的单，但对具体详细消费项目则“不清楚”。

帖子于1月17日晚上出现在天涯论坛，随后便开始广为流转。对于帖子的内容，一部分网友流露出见怪不怪的姿态，甚至有网友表示，从账单上看，“饭菜的价格并不是很贵，何况还不知道请了多少人呢”。

网友提供的这份“消费账单”，共披露了宾客在蚌埠锦江大酒店吃喝的至少四次“结账单”。(www.xing528.com)

据介绍，蚌埠锦江大酒店是皖北地区首家五星级豪华商务型酒店。

从这四次消费金额上看，最低的一次是3 900元，最高的一次则是11 822元。其中，消费额最低的那次只有四瓶酒两条烟，但由于酒是600元一瓶的茅台酒，烟是75元一盒的中华烟，所以这六件商品的花费也接近了4 000元；至于消费最高的那次，则涉及了30多道（种）饭菜、烟酒等，每道菜都是两例。

软盒中华烟、茅台（飞天）和张裕95卡斯特酒则俨然成了“宾客”们席间的必需消费品。根据账单上的价格，前者88元一包，后两者的每瓶分别为628元和418元。

四次结账单的相互比照印证显示，这些消费的支出方都指向了同一个部门，即蚌埠市国土资源局，这些消费的最终签单人都是一个名叫姚军的主任。多数结账单具体消费日期不详，仅有3 900元那次消费账单上有一行手写文字:请转国土资源局付账，后面写着2008.1.10，也就是整整一年前。

此外，还有网友搬出了反腐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十不准”，因为其中的第五条就是“不准公款大吃大喝”，而在网友们的眼里，中华烟、茅台酒显然成了“大吃大喝”的表现。

有很多网友都在跟帖中贴出了一则与此事无关的上个月的新闻，内容是蚌埠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刘国华因受贿60多万元，并且滥用职权造成170万元银行贷款被骗、6 400多万元国家土地出让金流失，被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六

对于公款吃吃喝喝，那些参与其中的“食客”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何种心态?我们不妨看看一位纪检干部写的《公款吃喝的无奈》一文:

1．风光中透支着身体

机关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因会议和接待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泡在饭桌上。有时谈工作只要几十分钟，而吃喝则要数小时。经常出入饭店酒楼，看起来风光，但却透支着身体。据统计，党政机关和各类事业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患高血压、心脏病、胆结石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群的两倍以上。如果说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公款吃喝还是一种享受的话，那么当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经常出入饭店酒楼很难说是一件幸事。有一位乡镇负责人说:“如果不陪吃陪喝，我们工作也不算很辛苦。”一位乡村教师的话更耐人寻味:“你们吃的是公家的银子，花的是自己的身体!”

2．呐喊中渐至于麻木

人民群众曾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过去，基层的群众举报，有很多是检举干部大吃大喝的。而今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部门却很少见到此类来信了。这里既有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恐怕也有“说也没用，不如不说”的无奈，人们对此已经麻木，见怪不怪了。哀莫大于心死!这种沉默不得不令人深思!

3．觥筹中淡漠了亲情

不光是公务接待，造成党员干部疲于应酬。有时，还因为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老朋友，很长时间未在一起，于是尽可能地找机会聚聚，花公家钱不讲，有时还要利用双休日。于是，不少人经常不在家吃饭，久而久之，父母、爱人、孩子都有意见，理解的还好，不理解的还会经常争争吵吵，影响了与家人之间的亲情。

4．不公中败坏了作风

公款招待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乡镇，负责人的应酬比较多，其他人员则较少。特别是一般干部，因村级取消了招待费，企业大多已改制，已没有下属单位可以去吃喝了。这种领导干部应酬不过来，一般干部机会少的状况，使公款吃喝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往往造成大多数干部心理不平衡，或消极怠工，或贺吃贺喝，或利用经办权给服务对象设置障碍，败坏机关的作风。

5．不觉中损公以利人

公款吃喝的最大得益者，是从事接待的营业单位。如饭店、宾馆、酒楼。如果一个县市每年发生的招待费是3 000万元，饭店、宾馆、酒楼则至少赚了1 200万元，浪费的大约有1 000万元，真正吃的不超过800万元。饭店、宾馆、酒楼因狠刹吃喝风而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门的情况时有发生。

6．糊涂中自己吃自己

在公款大吃大喝的背后，隐藏的是各单位巨大的财政赤字。在一些欠发达的县市，一方面公款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却欠发工资福利。有的只能拿基本工资，国家规定的津贴部分却兑现不了；有的增资部分退后执行，未执行的也许永远不执行；不少乡镇干部享受不到住房公积金，每人每年约损失600元。因此，欠发达地区公款吃喝所花的钱，实际上是可以发到干部腰包的钱。如果在一个有10 000人吃财政饭的地方，每年招待费是3 000万元，那么等于干部每人每年拿出3 000元用于吃喝，实际上是“蜻蜓吃尾巴，自吃自”，既不利国，也不利民，更不利己。

7．应酬中损害了根基

凭心而论，大多数党员干部并不是为吃喝而吃喝。更多的是为了融通关系，为本地区和本部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利于工作。但个体的理性往往带来群体的不理性，当都用公款吃喝来改善关系时，整个社会公款吃喝之风便会盛行，本来很正常的事情，不通过吃喝，却难以办成。如果某单位或某人置身局外，损害的将是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利益，甚至个人的仕途也受到影响。可见，公款吃喝之风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败坏党风政风。糟糕的是，腐败造成的损失绝不是其腐败额度本身，而是几何级数的放大，最终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了我们的执政根基。

8．开支中藏污又纳垢

公款招待费用除了吃掉的外，还有很多是摆不上桌面的开支。特别是在目前普遍实行下财上管，而又无硬措施控制招待费的情况下，有的单位怕一些开支过不了关，如送礼的礼金，买服装的费用，甚至泡脚洗澡的开支，都以招待费的名义入账。于是，“公款吃喝是个筐，什么费都能往里装”，更有甚者，以招待之名行贪污之实，公款招待成了藏污纳垢的科目。

9．困境中难觅到捷径

公款吃喝早已人人痛绝，作为一般干部，对纠正此风无能为力；作为党员干部，想改但难度太大。首先，中国人自古就有好客的习惯，只要是有客人来，便要好酒好菜招待，否则就是不热情不重视。其次，杜绝公款吃喝需要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地方改，而别的地方不改，就很难长期坚持下去。在率先改革的地方，也的确出现过“上级来人‘四菜一汤’，项目资金全都跑光”的情况，因此在一些地方控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中，都留有“兄弟单位和上级来人除外”的尾巴。最后，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时花了很大的工夫有所见效，但时间一长又出现反弹，最终不了了之。久而久之，很多人对此失去信心。

10．改革者易成牺牲者

根治公款吃喝，不同于硬件建设，不仅不能立竿见影，而且还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改革者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改革的牺牲者。

细细品味公款吃喝的“无奈”，其目的是唤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使大家都来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地思考、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各种公款吃喝每年所挥霍掉的费用有如天文数字，刺痛着老百姓的神经，这个天文数字还在节节攀升。尽管整治公款吃喝已经尝试多年，为何仍走不出“整治反弹，反弹整治，再整治再反弹”这样一个怪圈。谁都知道，要想彻底刹住公款吃喝，还需从源头上堵住，如对政府财务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强化对财政经费的监管，也可以推行专门的银行卡，统一监控公务消费行为，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党员干部要管住自己贪吃的嘴，管住自己贪婪的心。

七

这是一个“它山之石”，真让人匪夷所思。身为正部级官员的芬兰央行行长，在公款招待客人时，多点了一道价值20欧元的鹅肝。这盘鹅肝，约合人民币200元，倘去掉比我们国内高得多的服务成本，也仅相当于我们一般餐厅一道几十元人民币的菜。但就是这一盘鹅肝，却让那位行长丢了“乌纱帽”。

一盘鹅肝也丢官，我们国人觉得匪夷所思，在芬兰却是非常平常且完全应该的事。芬兰是全世界最廉洁的一个国家，对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是天大的事，法律规范十分苛刻，一不小心就会把前途搭了进去。比如，公务接待，一起吃饭有什么人，点什么菜，花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以备监督。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这个“价值”概念非常细化，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5美元左右，但芬兰的物价水平高，一杯白开水就是5美元，喝5杯白开水就“碰线”了。立下标准，严格执行。芬兰对官员实行“零容忍”，不容许触犯道德底线者担任公职，假如一旦与公权发生对抗，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零容忍”对管理者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但却看住了国家的线、老百姓的钱。多吃了一盘鹅肝，芬兰媒体上直指其“贪腐”，顺理成章的，就得被迫辞职。

应该说，倒是我们自己的事才匪夷所思。遏制公款吃喝天天在喊，年年在抓，但年复一年地每年要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或“几艘航空母舰”有增无减。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370亿元，1994年突破1 000亿元大关，2005年突破3 000亿元大关，2008年已是4 000亿元了，2009年世界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我国却更是一个公款吃喝之年，虽还没公布这方面的数字，估计又有新的突破（2009年12月9日东方网）。这么多年来，为了管住一张张公款吃喝的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不知下过多少文件，发过多少狠话，却照样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大吃大喝不误嘴，别说一盘鹅肝，多吃一头牛也无碍。近日，深圳一名警官醉酒致死，别说问责，竟然还要以“因公牺牲”申报“烈士”（2009年12月14日《南方都市报》）。真是何等的非议所思!其实，“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攻玉”，遏制公款吃喝，我们并不缺少制度，而是缺少执行。如果我们也能像芬兰那样动真格，多吃多喝了不仅要让他吐出来，还要让他付出降职或免职的代价，看谁还敢嘴馋!果如此，我国公款吃喝痼疾也是不难根治的。（2010年1月1日《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