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招 拒绝赌博
赌博是一种拿财物作注比输赢的不良社会行为,是人人痛恨的丑恶现象。一般人涉赌,可导致意志消沉、家破人亡;而为官者涉赌,不仅自毁前程,还会失去民心,败坏党风政风,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从已发现的干部“赌徒”的堕落轨迹看,赌博已成为行贿受贿的暗道、滋生腐败的温床。赌博需要钱,赌输了更需要钱,为了钱,这些干部就可能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卖官鬻爵。
一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兴利除弊,革除陋习,大力禁赌,使赌博陋习一度在中华大地上绝迹。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赌博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了对一般赌博行为予以处罚,江苏、上海、深圳、广西、河南、辽宁、山东等地颁布了地方性禁赌条例,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赌博行为也有明确的处理规定,许多基层村组、社区把禁赌写进了村规民约,许多单位、地方把禁赌作为评先选优的必备条件。可是,赌博现象在一些地方不但没有遏制,而且有所抬头,愈演愈烈,并呈现若干新特点:
(1)赌博的花样越来越多。诸如打麻将、赌扑克(梭哈、21点、扎金花、关牌等)、掷骰子、赌赛马、赌赛狗、轮盘赌、六合彩、打老虎机、跑马机、赌运气等,近年还出现了网上赌博的新花样。
(2)赌博的地点越来越广。国内国外,城市乡村,家庭单位,娱乐场所,均有赌案发生,甚至内地出现专门的赌场。
(3)参赌的人员越来越众。赌博具有传染性,有一般群众,也有党员干部,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个人有团伙。
(4)赌博活动公开化。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时间从“八小时外”到“八小时内”,有的干部甚至下基层检查工作时也赌。
(5)赌博常与违法犯罪相联系。青少年赌博不但时常引起打架和偷窃事件,而且严重的会酿成伤害、抢劫、杀人等犯罪;党员干部赌博常常引发受贿、索贿、贪污、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
(6)赌博与黑恶势力相联系。有的赌场利用高科技骗赌;有的发放“高利贷”以牟取暴利,从而为不法之徒提供了“豪赌”的机会。
(7)参赌资金越来越大,涉赌大案越来越多。
(8)一些地区少数干部充当保护伞,干预有关部门对赌博的查处。
(9)赌博的案件占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比重最大,呈上升趋势。
(10)抓赌的难度较大。涉赌人员相对比较狡猾,一般不直接用赌资,而是使用各种筹码、牌片,各种变相赌博层出不穷,给公安人员辨认和抓获带来很大的难度,赌徒受查处的只是冰山一角。
二
赌博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主要的是:
一是自甘堕落。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有些党员干部落伍了,没有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失去了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有些党员干部则被各种腐朽思想同化,消极沉沦,自甘堕落。
二是精神空虚。有的单位,人浮于事,事少人多,机构不大,职务一串。一些党员干部,实在无事可做,只有从赌博中寻找“平衡”,打发时间;有的党员干部不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精神空虚,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只想从“赌博”中寻求刺激。这样,赌博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时间消磨”方式。
三是侥幸心理助长参赌胆量。自己平时“小赌”一下,娱乐娱乐,充其量也只是“小恶”,只要稍加注意,不会犯下大错。正是这种不正常心态,使一些党员干部丧失了廉洁从政的警惕意识,根本就没有把赌博当成多大的事儿。近年来查处的许多腐败案件,都与赌博有关;许多权钱交易是在赌桌上完成的;不少腐败分子贪污、挪用巨额公款,只是为了填补赌博欠下的一屁股债。
四是财务混乱,缺乏监督。现在一些党员出境豪赌,其赌资主要来自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令人瞠目结舌。在一些地方,一把手“人、财、物”大权独揽,签字一支笔,人员去留“一把手”一句话,财务人员谁还敢坚持原则。
五是投人所好,上仿下效,借助赌博,行贿受贿。在一些地方,有的上级领导干部有此赌博“癖好”。作为下级,或是投其所好,趁机接近,以求寻找升迁捷径;或是被逼无奈,为领导所要求,只有“舍命陪君子”。无形之中,在赌博干部的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一个赌博圈子,赌风日盛。少数领导干部,赌博技术并不高明,却是“逢赌必赢”。原因无非是变相行贿受贿而已。很多行贿者,直接行贿恐有所不便,便来个方式“变通”,既“愉悦”了受贿者的心情,又达到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目的。这种情况在“赌博干部”中是越来越多。
六是政治生态恶化催生党员干部参与赌博。“有人通过打牌输钱,跟领导关系很好,不久得到重用提拔”。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选拔干部已不是按政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标准,而是异化成了领导喜欢、个人好恶、“关系比政绩更重要”。人都具有经济理性,当诉求在正当途径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便进入“歧途”,也想走“陪领导打牌输钱——搞好关系——得到提拔或重用”这一条“潜规则”之路。而赌博就像吸毒,会上瘾,随之便疏于工作,迷恋赌场,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七是干部赌博盛行凸现体制弊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个别干部的素质问题,也有教育不够和环境问题。但是,主要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一些体制性弊端。包括公务员的录用机制、淘汰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以及政府的职能等。由于这些根本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政府部门机构臃肿、相互扯皮、人浮于事、素质低下。政府机构和人员虽经多次改革和精简,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俗话讲,无事生非,人浮于事的现象必然造成一些素质低的公务员生出事端,所以,赌博、上班玩扑克就成了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受到处理的这些干部其本身也是受害者。
三
对于赌博的危害,一些人认识不足。有的人认为,赌博只是一种娱乐而已,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赌博的乐趣而不会导致什么问题。这种认识是极其错误的。大量事实表明,群众特别是党政干部赌博,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民族振兴,甚至会使党员、干部丧失共产主义信念,使群众丧失对党的信心,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安全、富强。对赌博案例的研究表明,赌博有以下危害:
一是坏党风。赌博损害党的威信,贻误党的事业,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还容易引发贪污、挪用公款、行贿受贿等各种腐败和违法犯罪现象。
二是失民心。赌博败坏党的形象,赌民不思创业,参赌党员、干部不谋发展,失去先进性,群众对会党失去信心,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三是伤性命。赢钱的人乘兴而往,不分昼夜;输钱的人拼命再来,不顾饥寒;不断消耗,疲惫精神。长此以往,控制不住而呈病态赌博,必定会损害健康,甚至自杀、杀人。有的老人赌博时受到刺激,当场死在赌桌上。
四是生贪欲。赌博助长不劳而获的习气,久而久之会使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
五是离骨肉。赌博忘记了勤奋工作;忘记了父母妻子互相疼爱,失去了天伦之乐,变成了苦海;只顾自己的豪爽,不顾家人的怨气,至使骨肉分离,妻离子散。
六是生事变。赌博经常是通宵达旦,盗贼每每乘机偷盗;煤气忘关,常常因此而发生了火灾、毒死人。甚至歹徒乘机而使计,坏蛋窥伺以为奸。有的因赌博反目成仇,使用暴力。有的造成企业破产。有的因缺赌资而参与偷抢等犯罪活动被锒铛入狱。
七是坏心术。一旦赌博,心中千方百计地在想要赢对方的钱财,虽然是至亲至朋对局赌博,也必定暗下戈矛,如同仇敌,只顾自己赢钱,哪管他人破产。
八是丧品行。在赌场之中,只是问钱少钱多,易产生好逸恶劳、尔虞我诈、投机侥幸等不良的心理品质。
九是失家教。赌博最易诱发父子赌,兄弟赌,亲戚赌,没有长幼、尊卑之分,彼此任意嘲笑,随便称呼。
十是费资财。开始时,气势豪壮,挥金如土,面不改色;到后来输多了因而情急,就把家庭财产甚至集体财产、国家财产作为赌注。
十一是耗时间。大量浪费时间,有的通宵达旦,以至于严重影响学习、工作、生活,玩物丧志。
十二是毁前程。法律禁止赌博,赌博违反《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地方性法规。违法会受处罚,也将毁掉前程。
四
有些人胆子越来越大,不但在境内赌博,而且到境外赌博。据《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1月4日报道,西起印度果阿,南及新加坡,东至韩国济州岛,北达俄罗斯,从赤道到亚寒带,从印度洋到太平洋,总有一些地方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在这些地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色盅、轮盘、骨牌、扑克、老虎机昼夜不眠,无数筹码在等着赌客们兑换……
2005年由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提供的一项数据显示,每年中国内地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6000亿元。
境外赌博亦成为中国官员腐败的温床,张宗海、马向东、李为民、李树彪、蔡豪文、伍星葵、黄平方……这些赌场庄家眼中的“大陆豪客”,往往将一个市、县数月甚至半年的财政收入在一夜间挥霍殆尽,以民生之资换取一时贪欢。涉赌贪官屡现,以至于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作出结论:“参与境外赌博的干部100%有问题。”
2003年,公安部向中国边境周边7省区公安厅发出通知,开展“利剑行动”,全力清剿边境一线的赌博犯罪;2004年,由公安部、中组部、中宣部等17个部委参与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参与部门最多的一次打击赌博集中行动正式开展; 2006年,公安部会同中央纪委共同确立了13个治理出境赌博工作联系点;今年6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再次倡议:中国希望同有关国家共同加强边境管理,整治边境赌博活动,严惩违法人员。
但未来几年内,新、蒙、俄等国又将有大型赌场建成开业。一张张崭新的赌桌,考验着中国禁赌的决心。
可是,中国周边国家赌业现状不容乐观。
韩国——2006年初,韩国政府举行国务会议通过了《观光振兴法》修订案,决定所有市、道的特一级酒店和国际会议设施,都可以开办外国人专用赌场。韩国的外国人专用赌场共有十余家,集中在济州、首尔、釜山、仁川等地,以中国游客熟知的济州岛最多。有报道称,近年来,在韩国各大赌场,中国游客都呈上升趋势。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唯一一家合法赌场所在地是位于云顶高原的云顶娱乐城。据称,云顶娱乐城在房价上对中国人的优惠最多,还会根据中国的假期和中国游客的需要安排促销活动。
新加坡——2005年,已禁赌40年的新加坡政府通过兴建赌场法案,两座内设大型赌场的世界级度假村“滨海湾金沙”和“圣淘沙名胜世界”被允许修建,预计在2010年开业。
朝鲜——朝鲜全国唯一的赌场“英皇娱乐酒店”位于毗邻中国吉林省延边的朝鲜罗津先锋经济贸易特区,只向外国人开放,曾一度红火。2005年拆除赌具,以酒店形式经营。
蒙古——2006年,蒙古政府与一家美国公司签署了建立扎门乌德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协议规定将在这一中蒙边境城市开设一个有赌场、宾馆、会议中心、购物中心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娱乐综合体以及一个现代化机场。
越南——中越边境最著名的赌场是位于芒街市的“利来国际博彩俱乐部”,毗邻广西东兴,1998年开业,据说其第一年利润就达1.6亿元人民币。该赌场严禁越南本国人进入。越南第一家赌场“涂江赌场”赌客也大多为中国游客。此外,在越南沿中国边境的广宁、谅山、老街及河江等地也有赌场设立,一些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渔船赌场”。
缅甸——从1990年代开始,一批或公开或地下的赌庄在中缅边界兴起,多为中国人或海外华人投资经营,至本世纪初已颇具规模,最高时有上百家,并出现一系列针对中国赌客的绑架、人身伤害事件。近年来经中国警方的禁赌行动后数量锐减,但一些地下赌场又开始以网络赌博等新方式吸引中国赌客。
老挝——据外媒报道,与中国云南省接壤的老挝北部边境磨丁地区近年来出现一座大型赌场,赌场的停车场里停放着中国牌照的奔驰、宝马等高档车。赌场内的流通货币为人民币,而美元、泰铢等货币则必须进行兑换。
柬埔寨——柬埔寨政府于1997年前后批准外资投资经营赌场业,至2007年有合法赌场24家。柬政府明确规定,只允许外国人进入赌场,柬埔寨人一律禁止进入参加赌博。据报道,目前已有柬埔寨赌场酒店在港股上市。
印度——印度是禁赌国家。2000年开始,西南沿海度假胜地果阿被允许开设离岸赌船。印度曾在2006年宣布在果阿开设十个赌船,以打造“印度拉斯维加斯”。
菲律宾——在菲律宾赌博合法,国营的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负责经营全国赌场,是政府主要资金来源之一。菲律宾还是亚洲第一个对国外私营企业发放网络博彩牌照的国家,很多跨国赌博网站都开设在菲律宾。
五
刘贵正——汉中市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
早春二月,因长期挪用巨额公款赌博的刘贵正自知罪行深重,面对市上和县上强大的反腐压力,日益恐慌。3月1日,他在寄给妻子一封“遗书”后,仓皇出逃,辗转逃匿40多天后,4月13日深夜在西宁落入法网。
7月21日,经过多方调查取证,南郑县人民法院认定,自2002年11月至2005年2月,刘贵正先后挪用公款97.9万元用于赌博,一审被判12年半。消息一传出,社会各界一片哗然。(www.xing528.com)
刘贵正曾是一名优秀的党的基层干部,也是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的后备干部,然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希望之星沦为阶下之囚。在他灰色人生轨迹的背后,带给人们许多深思和警示。
警示一 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省自律
1962年7月,刘贵正出生在南郑县塘口乡一个农民的家庭。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刘贵正靠着自己的勤学与努力考取了汉中农校,用当地干部的话讲,那个时候能考上中专,就相当于现在考上大学本科。对于祖辈三代都是农民的家庭来说,刘贵正考上农校,无疑于光宗耀祖,当时这事也在村里和乡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1982年,刘贵正怀着欣喜的心情参加了工作。工作之初,他就被组织派往南郑县最偏远的山村包村一年,不久,又被县农业局抽去做全县的农业区划,几乎跑遍了南郑县的500多个村庄,与农民一起吃过野菜,住过土房。区划工作结束后,他撰写的论文,被省政府评为陕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走出校门仅仅3年,由于工作踏实努力,刘贵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年仅23岁,风华正茂。27岁时,刘贵正就担任南郑县委组织部组织员,干部科科长,不久,又当上了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职务。由于工作扎实、细致,年轻有为,1996年至2004年,刘贵正先后在两河乡、濂水镇、阳春镇担任党委书记。在这期间,他因长期体力透支,患上了严重的肝病,留下了后遗症。
在20多年的工作中,刘贵正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委书记等荣誉称号,受到上级部门多次表彰和奖励。在人们眼里,刘贵正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年轻有为。对于他走上犯罪道路,人们都感到意外和震惊。
7月28日,面对记者的采访,与刘贵正相识20年的南郑县新集镇党委书记熊举华叹息地说:“我与刘贵正相识多年,平时只是知道他爱看看报纸,练练书法,下下棋,写写文章,怎么也没想到会走上赌博之路。”
不仅熊举华没想到,就连与刘贵正共事多年的一些干部,也都没有想到刘贵正会走上犯罪道路。人们对他的印象大都是工作能力强、原则性强、身上有股书卷气。
究竟是什么,使刘贵正走上了赌博不归之路?
记者在刘贵正给司法机关的长达25页、洋洋万言的“自述”中,读到了几句关键词。他在“自述”中讲:“近年来,受客观因素影响,思想产生了变化,进而挪用了公款,走上了犯罪道路。”
刘贵正所说的客观因素,用自己的话说就是:“长期的基层工作,使自己积劳成疾,染上肝病,一直渴望调回县城工作,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批准,又看到身边很多同一起跑线上的人,通过打牌等种种不正常的交往方式,与领导套近乎,拉关系,达到了目的。渐渐地心理失衡,情绪低落,工作消沉,于是也开始寻找接近领导的机会。”一些人也趁机劝说他,工作干得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处得好,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工夫。
2002年,当刘贵正认为自己正处于事业低潮之时,一次偶然,让他觉得机会来了,同时也使他多年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瞬间轰然倒塌,人生的轨迹突然扭曲。
刘贵正讲述说:“当年11月的一天,县上主管组织的副书记来阳春镇检查页岩砖生产项目,考察完后,投资商请大家在大河坎镇吃烤全羊。饭后,这位领导主动提出大家玩会麻将,玩的大小‘50、100’。因为在汉中,饭前、饭后打牌是常有之事,所以,我去之前就从镇上拿了5 000元,除去借给投资商1 000元外,最后输得只剩300元,当晚只有领导一个人赢了。”
据刘贵正讲述:“尽管第一次输3 700元,心里很紧张,但看到别人若无其事的样子,也就坦然了。”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后,他就常常借机与汉中和南郑的个别领导干部打牌,且越发不可收拾。后来,又参与到与社会闲杂人员聚赌,玩得也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经常借高利贷赌博。有时1万元的高利贷利息一天就要达300元。在刘贵正挪用的公款中,有40多万元是用来偿还各种利息的。
7月27日,南郑县委书记刘晓彦对记者说:“刘贵正一直想调回县里工作,县上也充分考虑过,2002年1月,县上在调整干部时,考虑到刘的实际情况,特意将他调到距县城仅3公里的阳春镇担任镇党委书记,负责全盘工作。”刘晓彦说:“刘贵正走上犯罪道路让人痛心。他是建国以来南郑出现的职务犯罪涉及金额最多的一个干部。但这仅仅是个案,南郑县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主流是正的。长期以来,刘贵正主要是和社会闲杂人员参与赌博,与县上领导打牌也是仅此一例而已。”
对于刘贵正讲述自己第一次的“下水”经历,南郑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徐华也表达了不同观点。徐华对记者说:“1996年6月,南郑撤乡并镇之时,就风闻刘贵正同社会上一些人玩过牌。看来,他讲自己是从2002年那一次才开始‘下水’,显然不诚实。”
对于刘贵正所讲述的事实,记者试图通过检察机关和法院了解和证明,但在起诉书和裁决书上,对此均无细述,只是泛泛而言。刘贵正自2002年11月参与赌博,对两年时间内参与赌博的人员并无作出说明。
7月27日,记者即驱车赶赴南郑,立即与省高院联系,打算采访一下目前正关押在勉县看守所的刘贵正,然而在省高院和汉中市委宣传部多方协调后,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郑县人民法院却拒绝了记者的正常采访,其中原因令人费解。
然而,不论怎么说,放松了警惕,软化了对自身的自律,使刘贵正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在采访中,许多干部群众气愤地说:“作为一名镇领导干部,受党的教育多年,不管心里有何想法,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要加强自律;放松了自律,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就会让一些‘病菌’侵入机体,破坏了机体的健康。”
南郑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机关干部告诉记者:“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不管提拔快与慢,工作环境好与坏,都比普通老百姓强。因为是老百姓花钱养你,不是你花钱养活老百姓,就凭这一点,也应该从严要求自己,更不能做伤害老百姓利益的事。”
警示二 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任何时候都不能“悬空”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在阳春镇,这个人口只有1.7万人、财政收入去年仅87万元、人均收入仅1 300多元的地方,失去必要监督的刘贵正将自己的权力“挥洒”到了极致,也腐败到了极点。
刘贵正两年赌博输的钱,比全镇一年财政收入还多。
据调查,刘贵正利用自己担任阳春镇党委书记以及阳春镇高速公路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自2002年11月13日至2003年11月26日,从其下属阳春镇高速公路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计蒋志明处挪用公款61.5万元;自2003年6月17日至2003年12月26日,从其下属阳春镇高速公路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建丽处挪用公款14.4万元;从阳春镇干部张建忠处挪用公款2万元,以阳春镇党委名义从岳家湾村、许继学处分别挪用10万元,先后18笔共计挪用公款97.9万元。两年来,刘贵正用了14张白条,写下自己所需的钱款数额,然后在会计和出纳处拿取金钱。用于给农民赔付的400多万元,就被他挪用了近1/4。他长则3个月挪用一次公款,短则数天,肆无忌惮地挪用公款,频率之高让人瞠目结舌。
据了解,在南郑县30个乡镇中都有这样一条硬规定,一般镇领导支取超过300元以上的现金,要经过镇财经领导小组或上镇党委会研究同意。2002年,西安至汉中高速公路建设需占用阳春镇的部分土地,按县里要求,阳春镇成立了西汉高速公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刘贵正自任阳春镇西汉高速公路领导小组的组长,镇长和镇上一名副书记任副组长,虽然规定任何人动用镇高速办的资金时,都需要开会集体研究决定,但长期以来,刘贵正却我行我素。
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为刘贵正大开方便之门,给了他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在他越陷越深之时,同级党委或县上没有人能制止他,以至他为所欲为,挪用公款如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
面对记者的提问,镇党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胡彦荣无奈地说:“我虽为纪委书记,负有监督一把手的职能,但同时作为党委副书记,我又是刘贵正的下属,你们说,我怎么好监督上级。刘贵正多次挪用公款,我们并不知情,他和会计、办公室人员一串通,他取多少,花多少,我们根本不知道。”
阳春镇镇长刘克强也如实地对记者说:“虽然我们有财经领导小组,有党委会,但我们却不能有效监督。刘贵正背着我们花钱,我们哪晓得呀!”
面对庄严的法庭,一次私借给刘贵正10万元的岳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岳明忠也无奈地说:“领导要借我怎能不借呢?官大一级压死人!”有趣的是,在法庭辩护中,想起自己当时被县上有关领导拉下水时的情形,刘贵正也发出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感叹。
诚然,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基层干部的民主监督制度仍有不完备之处,这需要我们在民主发展的过程中解决这类问题。但基层民主监督我们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方法,事实真的如阳春镇镇长,纪委书记所说的那样毫不知情吗?记者无从验证他们所说,但7月28日在与新集镇党委书记熊举华的交谈中,记者却得出了相反的观点。熊举华说:“在基层乡镇中,像刘贵正这样大肆挪用公款,而镇上其他主要领导不知情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同日,城关镇党委书记徐华也对记者说:“基层领导干部发现问题而瞒报的,主要原因是,有的干部怕得罪人,有的是想着有上级部门的监督,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
就这样,刘贵正一个基层镇党委书记,将监督条例和制度视同儿戏,在躲过了同级和上级两层监督网络后,一次次将罪恶的黑手伸向用于给农民赔付的公款里。
在采访中,一位纪检部门的干部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作为同级的干部和上级的领导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对刘贵正的行为毫不知情,的确有点说不过去。两年来,县里的主管部门都说检查过阳春镇高速公路资金拨付情况,但是谁也没有认真对待,在唯一一次检查中,也只检查到村,并没有涉及镇上,没能及时发现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多点责任心,多过问一下,可能会早点发现刘贵正的行径,及时为国家挽回损失。”
这位干部认为,党内正常监督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享受自己应有的权利的同时,是不是也更应发挥一下自己应尽的义务?在任何时候,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都不能“悬空”,这不仅是对领导的爱护,更是对党和人民的负责。
警示三 守护政府公信力任何时候都不能侵害群众利益
刘贵正的案子,虽说在南郑县属于个案,但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7月27日下午4时多,当记者来到阳春镇镇政府时,只见近一个半篮球场大小的镇政府大院,杂草丛生,在大院左侧的政府机关办公楼内,各层楼道的地上污渍遍地,脏乱不堪,笼罩着一股萧条之气。阳春镇有60多名干部加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总共102人,然而在当天,记者只看到零星的不足10人在院内,大多数人精神不振,状态低迷。
在寂静的政府大院,几个不愿透露姓名的镇干部悄悄与记者搭话。有的说,刘贵正案发后,对镇党委和政府的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是给机关干部一个沉重打击。我们出门,都不敢提是阳春镇的。只要露出是阳春镇的,冷落、鄙视、风凉话就会一起扑来,说得人好没自尊,一时间连正常的工作也开展不起来。可见只要侵害了群众利益,就会销蚀干部的战斗力,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
刘贵正案发后,阳春镇的干部是否真的引以为戒呢?
在7月27日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镇上的领导干部对记者谈到刘贵正案时说道,现在阳春镇干部连正常的娱乐打牌都小心谨慎,生怕别人告状。他说,数日前,在周末值班期间,他和一些干部在办公室玩牌,金额不大,只有一两块,但就这也被人举报,公安局还来抓赌,后来,县纪委向他们作出口头警示。谈到这里,这位镇上的领导满脸的不解与困惑,似乎事情有点小题大做。“这根本没有必要嘛”,最后,他对记者说。
3月1日,当刘贵正潜逃后,南郑县立即对刘贵正涉及的问题进行核查,县政府想方设法及时借调了80万元,用于阳春镇一些农民群众各类占地补偿款的兑付,紧接着,南郑县又在全县开展了学习教育活动。
可以说,南郑县正在积极、全力地挽回刘贵正一案造成的政治和经济上的损失,但此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群众中一时还是难以抹去。
在南郑县,凡记者接触到的群众对刘贵正的所作所为,都义愤填膺。7月27日,在阳春镇那条窄小的街道上,记者与一些群众谈起此事时,他们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才挣1万多元,而刘贵正两年就花了近100万元,相当于我们要干100年,这样的镇干部实在太坏了,让我们很痛心和失望。”阳春镇镇长刘克强也坦陈:“刘贵正案发后,不少基层干部到农村收税时,曾遇到村民抵制,农民认为镇上收钱会挪为他用,尽管后来作了大量的补救工作,取得了农民的谅解和支持,但负面影响确实造成了。”
7月29日中午,烈日当头,记者顺着颠簸的土路,来到距阳春镇七八公里远的农丰村三组。刘贵正就是挪用了这里一部分村民的款项。一位姓余的妇女叫来同组5户村民反映说,镇上至今仍拖欠他们的土地补偿费用。村民余明珍说:“今年初,刘贵正还没有出事前,为了要到自己的6 000元土地补偿款,我连续一个月,天天去找他,可每次不是人不在,就是见不到他,刘贵正躲起来了,至今我们每户只领到500多元的拆迁费,而占用土地补偿款也没有兑付。”其他村民也说:“修高速路占用村上土地,上面给全村赔多少,每人、每户应该拿多少,何时能领到,在哪里领,我们都不知道。半年来,村上村务也不公开,村民大会都不开。”记者顶着炎炎烈日,去找村委会主任,不在;又去找村民组长,也说不在。有人说刚才还在,咋突然就不见了?看着农民兄弟热切期望的目光,记者心里充满苦涩与不解。
说起刘贵正,农丰村的村民一下子激动起来。他们纷纷指责说,作为镇上书记,他想没想过,他挪用的是我们的口粮钱、血汗钱、生命钱和辛苦钱!这让我们以后谁还敢相信镇上的干部。
长期以来,群众路线、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的、可靠的保证。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刘贵正一案,严重销蚀了当地群众对政府的公信力。刘贵正的所作所为再次给各级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谁利用种种权力侵害群众利益,谁就是群众的对头,谁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同时,还会严重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对此,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觉和重视。
警示四 对干部的监督要向八小时外延伸再延伸
刘贵正走向犯罪道路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对自己八小时之外生活的约束,致使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刘贵正参与的赌博活动,大多数发生在下班之后,八小时以外。这段时间的生活,对于他真的是“真空”吗?有关部门真的没有机会对他进行有效的监督吗?
2004年1月,汉中警方曾在一次抓赌行动中,当场逮住了刘贵正,但是公安机关只是对他进行了简单的罚款3 000元的处罚,并没有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刘贵正案事发后,很多干部群众不禁责问,如果当时公安机关在打击赌博的活动中,及时将刘贵正的赌博情况向县委、县纪委通报,事情或许就可以早一天被人们发觉,造成的损失就会更小。
对此,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公安机关在打击赌博活动中,应当加强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当权者的打击力度,敢于碰硬,抓住一个,查处一个,及时曝光。
由于工作关系,记者曾多次前往汉中,前两年记者作过一番调查,在汉中市几乎每一个茶楼、宾馆、休闲之处都有专门打牌的棋牌室,可谓星罗棋布,有的麻将厂直接将销售点设在市里,生意好时,环境好点的茶楼棋牌室每小时收费高达70多元,就这生意还应接不暇。7月28日晚9时,记者在汉中市几处棋牌场所进行了暗访,不少老板感叹,自从刘贵正案发后,生意大不如前,以前夜幕一降临,不少政府官员开着公务车就来打牌。这段时间,风声很紧,很少有人来打牌,目前,棋牌室一小时收费不足10元,可每晚客人仍是门可罗雀。
据汉中市的一些茶馆老板透露,在八小时之外,有些领导干部也爱打牌。而打牌也分两种情况,一般请领导吃晚饭前一两个小时,在棋牌室给领导事先放500至2 000元不等的本钱,供其输赢。除领导外,参与者输多赢少,甚至有的人,明明和了牌,也装糊涂。另一种情况,是邀请领导及夫人共同出来打牌,常常是丈夫打扑克,妻子打麻将,最后结果是夫妻双方满意而归。
对于汉中一小部分干部来说,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用他们的话讲:“这里边门道大了。”被抓后刘贵正坦陈自己的心态时说:“陪领导打牌,和领导搞好关系,好让自己尽早调回县里工作。”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也快人快语:“八小时之外的人情牌、工作牌、调动牌已变成了一种潜在的规则,上级领导打牌是看得起你,陪着领导打,让他们高兴,加深对自己的印象,说不定有朝一日,能提拔你做个一官半职。”
南郑县一位县级主要领导也在公开场合宣称,打牌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学习干啥,这个也不现实,打牌应有一个度,几十元那种的打牌,在县上大体都是这样的。
各级领导是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化身,作为公众人物,他们八小时之外的生活,也是媒体、大众关注的焦点,同样也代表了一种形象。各级组织部门在考察任用干部的同时,也应将其八小时之外的交际圈、娱乐圈、朋友圈纳入监督考评之中。这样才能对干部更公正、客观地去评价、使用。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主动为干部八小时之外的生活、学习、娱乐增添更加丰富健康的内容,创造必要的硬件,使他们在八小时之外有个良好的放松环境。否则,意志不坚强者,除了打牌、赌博外,还去求神问卦,臆想仕途和命运。比如,刘贵正在逃亡途中,在四川峨眉山花20元钱向一个算命老汉买了一块护身符,并按其指引“一直向北走”,一路逃到西宁,结果还是落入法网。
人们听了这个故事,肯定会产生诸多的想法:一个入党近20年的共产党员,一个长期在乡镇担任一把手的基层领导干部犯罪之后,竟然深陷封建迷途,让人简直不可思议。可见,建立长效机制,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参见2004年8月3日《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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