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作风，作风建设对于政党的性质和统一至关重要

第30招　改进作风

作风好坏至关重要，因为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

作风是指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风。

一

党的作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的性质的外化，它是全党包括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成员在政治、组织、思想、工作、生活、学习上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

政治作风——是指对党的政治目标、政治路线、政治纪律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我们党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成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组织作风——是指对党的组织原则的一贯态度和行为。党坚持全党的统一，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任何分裂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行为作斗争。

思想作风——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的一贯态度和行为。我们党要求每个组织和成员，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工作作风——是指对党的事业和工作的态度、行为和风格。我们党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谦虚谨慎，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乐于奉献、克己奉公、讲求实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生活作风——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贯行为和风格。党要求我们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团结互助，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拜金主义。

学风——是指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和观点。我们党对待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作风具有政治性。政治性是一个政党的根基，政党的作风有着明显的政治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强调，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做好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无论哪个政党，都要主导一种作风、一种形象，以期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接受。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并在长期的岁月里一直把这样的理论付诸实践，一直把这样的宗旨变为自觉行动，形成了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风具有系统性。党员干部的作风，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就构成类别而言，党员干部的作风有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就构成对象而言，党员干部的作风，决不是个别党员干部的行为，而是一个政党的党员干部在―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表现出来的带有某种共性的行为。因此，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既要对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进行全面抓，不能有任何偏废，又要对党员干部这个群体的作风进行整体抓，做到全覆盖。

作风具有渐进性。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就是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始终保持党的执政地位，有力摆脱“昌必有衰、兴必有废”的“历史周期率”怪圈，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作风形成的角度看，党员干部作风的形成过程，是知、情、意、行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通过一阵学习或教育就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要遵循“知情意行”的发展规律，抓学习促认知内化，树典型促情感移化，用激励促意志强化，建机制促行为优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持之以恒、导之以行，使党员干部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对应该做的事情，愿意去做，喜欢去做，坚持去做，实实在在地行动；对不应该做的事情，能实实在在地拒绝。对党员干部而言，要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自觉地形成和坚持良好的作风。要切实加强学习教育，常修为政之德，以德拒腐；要加强监督检查，常怀律己之心，以督防腐；完善制度机制，常思贪欲之害，以法治腐。

作风具有时代性。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总是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对党员干部提出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总体要求。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改革开放后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相继提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为民、务实、清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六条基本要求，“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其中“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是最系统、最科学的表述，具有实践特色、时代特色，全面涵盖了党员干部这一群体必须具备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这“八个方面”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80多年来作风建设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认真汲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形成的新作风，深刻反映了新形势下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时代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是新时期加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的根本指针。

作风具有形象性。党员干部作风是党员干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关、地位关、利益观在具体行为中的集中表现，是有形的、现实的、具体形象的。人民群众往往就是通过看、听等直观观察的手段全面了解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进而评价党员干部作风的好坏。比如，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表现的是“作风务实”；不怕艰难困苦，冲锋在前，敢作敢为，表现的是“作风硬朗”；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战，表现的是“作风顽强”，等等。人民群众透过这些好的作风，就会觉得“共产党员就是不一样”。反之，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反映出“作风粗暴”；生活不检点，沉浸于黄、赌、毒等不良行为，反映出“作风腐化”；恃强凌弱，甚至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称霸一方，反映出“作风霸道”，等等。人民群众透过这些现象，就会斥骂“太不像共产党员了”。因此，党员干部要时刻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处处展示良好的作风形象。

二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摆脱不了历代政权“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结局。究其原因，其统治阶级的作风变化是其重要原因。刚刚取得统治权力的阶级，往往如履薄冰，励精图治，但当他们久坐权力的宝座后，则往往纸醉金迷，高高在上，腐败成风，鱼肉百姓，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闯王李自成以“均田免赋”为号召，起义军每到一处，便明令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平买平卖”，禁止起义军“私藏金银，占住民房，踏坏田苗”，深受人民群众拥护，所到之处，人民欢欣鼓舞，起义军所向无敌。可起义军占领京城，夺取政权后，文武百将大肆搜刮金银，作威作福起来，大顺王朝自上而下全面腐败，失去了战斗力，使老百姓“始愤痛思旧矣”。故而很快就转胜为败，落荒而逃，禅隐石门夹山而终。清康熙大帝励精图治，使大清朝逐渐兴旺，以致出现了“康乾盛世”，可这个天朝自此骄傲自大，唯我独尊，闭关锁国，官吏腐败成风，国力日弱，最终积重难返，被“小小蛮夷”打得落花流水，受尽屈辱，最终灭亡。

历史的结论告诉我们，作风好坏至关重要，因为作风是一个政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而优良的作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这在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的战士大都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农民身上的缺点在新战士身上都有，但往往只经过几个月的军旅生活，便很快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作风对每个新成员都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穿透力，只要你置身在这样一个环境、一个人群中，每个人都会变得高尚起来，纯粹起来，勇敢起来，都敢于在枪林弹雨中搏杀。

据史料记载，志愿军刚入朝时，北进的“联合国军”遇到这支服装不正规、手持“三八大盖”一类落后武器的队伍，开始还以为是临时动员起来的“朝鲜预备役部队”。但一交手就使他们大为震惊。这样一支几乎是直立着身子在密集的炮火中冲杀的队伍，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们压倒了。尽管双方的技术装备简直不成比例:美军一个团的火力要强于志愿军一个军，美军一个军的汽车比45万入朝志愿军的汽车总数还多，但战场上竟出现这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景象:用最现代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坐着汽车在前面狂跑了300多公里，拿着“三八大盖”的志愿军凭着两条腿在后面猛追了300多公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因慌不择路而翻车身亡……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啊?身经百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几乎惊讶得无法合上嘴巴，他感到简直遇到了魔鬼。在所谓“圣诞节攻势”一败涂地后，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承认: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是的，这支部队的战斗作风，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不知道，这种作风是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失败后浴火重生的，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锤炼的，是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发扬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魂、党魂、国魂!

作风看似无形，实际上又无处不在。好的作风，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而它的形成也是有源头的。曾经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男主人公李云龙，把一支部队作风的形成，归结为这支部队组建时主观的性格。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政党来说，同样如此。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所在之处，往往会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进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风气、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

好的作风，是时代的呼唤。新世纪新时期，我们的党风建设与时俱进，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中，也形成了包括重视学习、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爱民等很多富有时代特点的良好作风。没有这样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我们在改革、建设和发展上取得的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但也不可否认，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由于受到一些消极腐朽思想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也出现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不思进取、漠视群众、虚报浮夸、阳奉阴违、独断专行、以权谋私、贪图享受、骄奢淫逸，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干扰了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破坏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执行。而坏的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甚至是瘟疫。例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也曾涌现过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这里却被搞得乌烟瘴气，带坏了一批党员干部。尽管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破坏，对党群、干群关系的损害，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而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各种作风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也会成为一种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的倾向。既影响事业的进步，又毁了自己，更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好的作风，是人民的期盼。当年，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党员干部的作风上认识我们党，决定跟党走的。在价值观多元化、生存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也仍然对作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有着一种强烈的企盼和希望。特别企盼和希望作为执政党的我们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始终保留着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那种作风，那种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为，没有这种党风政风所形成的廉洁高效的社会管理系统，就不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公平的支点、良好的秩序、和谐的氛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靠自身的优良作风来凝聚党心、人心，才能继往开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三

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一些不良作风沉渣泛起，败坏了党风政风，污染了社会风气，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综观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1．庸俗

作风方面的庸俗。有的党员干部把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进行”修改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工作中，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上，而是花一定的精力追求享受。近几年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歌唱家”“舞蹈家”“美食家”，并且以能歌善舞为荣的现象，是作风庸俗化的具体表现。

生活方面的庸俗。有些党员干部在生活方面形成了一个比享受、比豪华、比舒适的倾向。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少了，讲了也认为是老一套，没有多大市场。有的同志比住得豪华，不断追求大面积、豪华装饰；有的穿衣讲名牌，比穿名牌西服、名牌皮鞋、名牌内衣；有的吃的追求高档，用的追求舒适；有的小汽车越坐越高档。

人际关系方面的庸俗。同志之间的感情、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在有些人身上趋于淡化，人与人之间称同志的渐少，称兄道弟的则多起来。同学、同乡、亲友层层编织关系网，已成了较为普遍的现象。办事情搞所谓“从实际出发、因人制宜”。关系网中的人讲哥们义气，能办的事情马上办，不能办的变通办，互相帮忙，互行方便；对不是关系网中的人，有钱有利就办，无钱无利的能办也拖、卡、压。总之，现在有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与交往不仅受个人感情影响，而且与各自的工作职权联系起来，逐渐蒙上了利益交换的阴影。

语言方面的庸俗。有的党员干部油腔滑调，喜欢讲痞话、三句半、顺口溜，不是学习利用群众中的生动、积极的语言，而是找群众中的落后语言。有的说痞话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认为说假话群众不喜欢，说真话领导不喜欢，只有说痞话大家都喜欢。于是，痞话盛行。

2．浮夸

浮夸，俗称“吹牛”。把芝麻说成西瓜，把蚂蚁说成大象，把一分成绩说成十分成绩，甚至把豆腐渣说成一朵花，把预想的胜利说成已经到手的成功，其典型表现有:

一是好大喜功，文过饰非。汇报工作，报喜不报忧，千方百计掩盖问题。讲成绩夸夸其谈，有一说三；讲问题躲躲闪闪，轻描淡写；出了问题，隐情不报，或者报轻不报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统计汇报，夸大成绩，报多不报少。有的甚至是“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最后全靠领导算计”。(www.xing528.com)

二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的干部借抬高他人抬高自己，千方百计造假典型，对所谓“典型”进行多方照顾，拔苗助长，胡乱吹捧。近些年来媒体曝光揭露的假典型、假先进，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三是不务实际，哗众取宠。检查搞形式，走马观花；下基层走过场，前呼后拥；布置工作时轰轰烈烈，过后又无声无息；召开会议照本宣科，结果是“雨过地皮湿”，不解决任何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不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3．迷信

所谓封建迷信活动，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专指民间的神汉、巫婆、算命先生、风水先生等所从事的抽签测字、占星卜卦、算命相面、画符念咒、看风水、驱鬼、跳大神等活动。这些迷信活动，如“求神问卜”“驱鬼治病”等，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但大多是在封建社会时期产生和形成的，所以称为封建迷信活动。

在“党员干部迷信”中，既包括了封建迷信的主要形式，也包括了宗教迷信的一些形式，都是党员干部不应参与的。其主要表现有:

一是求升迁，看相算命供佛神。一些党员干部一心想“长大”，想得到提拔重用，但心思不是主要用到为人民服务、作出实实在在的政绩，让组织上和人民群众公认而实现目标。却相信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有官相、有官命，迷信“大师”的点化；或半懂不懂、半真半假地去参与宗教活动，烧香、拜佛、供佛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河北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曾找到一个寺庙的住持算命，说他将有从省长、省委书记到国务院领导的三次高升。为了得到神的保佑使升迁顺利实现，丛福奎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家中设佛堂、供佛像，烧香、念经、拜佛。后因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936万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是讨吉利，避邪择期找高参。讨吉利是大众的普遍心理追求，在党员干部中也有些推崇、追求“吉利”的数字，如想方设法弄到“吉利”的汽车牌号、不惜花高价购买“吉利”的电话号码、选择“吉利”的门牌号码等；或相信本命年不吉利之说，穿红色内衣避邪；或出差办事为求吉利，要专门选择黄道吉日等。如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是一个典型。1999年夏，该院耗资近两亿元的综合楼即将落成时，院行政处向院领导打了一份报告，要请澳门的周易专家孙先生来测定具体搬家日期，特申请给孙先生1万元费用并给其报销来沈机票。当时的院领导竟然批准了这个报告。然而，新大楼选“吉日”启用不到两年，该院包括一把手贾永祥在内的4名正副院长的违法犯罪问题先后暴露出来。2001年10月，贾永祥被判处无期徒刑，三个副院长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是保平安，烧香拜佛信风水。一些党员干部为保自己平安或为荫及子孙，每进山门必烧香、拜佛、求签，修房造坟都要看风水，甚至不惜破费，把早已多年的祖坟重新安葬。大贪官胡长清就是满脑子迷信，他每进山门必求一签。到一些名寺烧第一炷香需花费几十万元，而不少贪官每年都争相去烧第一炷香。山西省交口县委大院发生的“补风水”事件更是典型例子。20世纪90年代，该县县委书记、县长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县委大院实地察看风水，并填埋了画有五岳灵符和写有符字的方砖、瓦片、铜镜等“镇邪物品”。然而事与愿违，因当地群众反应强烈，尽管一再隐瞒，这场闹剧在2001年还是被披露出来。县里领导不但没得到平安，反受到党纪处分。

四是借旅游，乱建庙宇鬼神像。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借口发展旅游，乱建庙宇和鬼神像，违背正常的宗教活动管理规定，随意修建露天大佛，组织祭祀活动，助长了封建迷信活动泛滥。如福建省政和县委原书记丁仰宁就对修建寺庙格外热心。据统计，仅1995年到1998年，政和县城周围建起的大小寺庙就有8座，加上过去修建的，两万人的县城就有各种寺庙十几座，庙宇已成围城之势。据18个省、直辖市统计，目前经批准开放佛道教活动场所5 000余处，而乱建的庙宇已达40 000余处，露天佛像120余座。其中不少建筑不伦不类，非佛非道，文化品位低劣。一些地方为了招揽游客，大搞开光庆典和所谓的宗教活动，借机敛财，甚至雇用假僧假道公开从事抽签、卜卦等迷信活动。足见其问题的严重性。

五是敛钱财，沦为迷信从业者。有的党员于部不仅笃信封建迷信，而且潜心学习钻研，借易学搞占卜打卦，当起了兼职算命先生、风水先生，凭此牟利敛财。有的党员干部在退休后甚至专业从事迷信活动。

4．作秀

“作秀”是从港台娱乐界引进的新词。其本意是指各类“星”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故作姿态的种种自我表现。其实，作秀并不是“星”们的专利。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也时不时地表演一把，“作秀”一番。明明是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却要装成超凡脱俗、两袖清风；明明是好色之徒、男盗女娼，却要装成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明明是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却要装成正直无私、清正廉明……

“信誓旦旦”型: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受贿案发生后，省纪委和组织部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如实说清问题，可邢把胸口拍得山响:我绝对没有收过人家送来的钱。他还在会上声称:“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揭发我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我从来不收别人的钱，我已上交了9万多元。我想，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法，表示“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原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而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按她当初在生活会上的上述发言，不知该“枪毙”多少次。

“大言不惭”型:有些党员干部大言不惭，逢会必讲廉政建设，遇人常谈拒绝腐败，竭力塑造自己坚决反对贪污贿赂的形象。中央电视台1994年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时，成克杰面对镜头装出一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样子，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有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誓死要书写让老百姓永不忘怀的贡献史的“好官”，5年后，竟稳稳地坐上了“中华第一贪”的交椅。为此，央视特又为其制作专题片——《成克杰的毁灭轨迹》，记录下他与情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鲸吞民脂民膏的贪污腐败史。前后对照，国人虽感滑稽可笑，但也不能不为他的精彩表演所“折服”。

“清贫穷酸”型:有的党员干部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原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逸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身背绿色挎包，被人们称为“挎包局长”，他小心掩盖受贿行贿，蒙蔽他人，因窃贼多次光顾而露出嘴脸，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偷税，罪名可谓“品种齐全”，涉案金额总计164.4466万元。他用的手机，是最老最老的款式——“大哥大”，而即使在这样的手机的残破处，他还用胶布包了又包。此外，金荣中和妻儿常拣亲戚的旧衣服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小廉大贪”型:看不上眼的贿赂不收，动不了心的礼物上交，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廉则碍大贪，待价而高沽，择机而狂捞。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在任柳州市邮电局基建科长期间，在邮电局系统第一个采用招标、议标发包工程，深得领导和职工的称赞。在管理本局基建项目过程中，还主动向局里上缴回扣100多万元，但他暗地里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廉”著称。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给他，他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还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从此他得了个“廉政厅长”的好声誉。然而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座豪宅里不仅停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 300万元；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在位四年，光是每年中秋、春节、“五一”“十一”等8个节日，他上缴的红包就高达人民币58万多元、港币8万多元、美金2 000多元，当然这只是他收受红包中的一小部分，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

“慷慨自诩”型: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开会作报告，上广播电视做访谈，在报刊杂志上登文章，把自己标榜成反腐倡廉的英雄。江苏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曾在市委民主生活会上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抵制“逢年过节送钱”这一腐败现象的“经验”:“我对过节行贿的处理办法:一是躲，二是拒，三是退，四是交。”他也真上交组织9万元，成为名声在外的“廉洁干部”。可判决书上写着:邢党婴因先后收受贿赂35起计31.2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当然，他上交的那9万多元并不包括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贪官，竟敢在全市大会上多次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不贪钱、不贪权、不贪色的“三不贪”干部。

“涂脂抹粉”型:一些党员干部为了伪装自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力量，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 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歌颂术”的工夫做得更加到门，这样一个受贿16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300万元的大贪官，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患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捡易拉罐卖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

“荣誉贴金”型:有不少贪官，拥有各种荣誉，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使人真假莫辨。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在其许多荣誉的后面，在辉煌的光环照耀下，作出了非法收受贿赂310万元的不是之举；河南省灵宝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受贿索贿160万元，另有300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此人竟是连续十余年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些贪官们在“荣誉”这把“红伞”的遮掩下，狮子大开口，即“零存”又“整取”，即“批发”又“零售”，吃个脑满肠肥。

“附庸风雅”型:胡长清把自己“秀”成一个文化人，在办公室里自书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悬挂起来装点门面；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李太银，不但发表了《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发明了“10－1=0”的廉政公式，即“我们哪怕用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的威信”，俨然一副清官模样；曾任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喜欢读书，爱看《历代警世格言》。爱好填词绘画，在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都有他画的荷花，暗示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只有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的“爱好”。然而，正是这种“爱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准空子，用古玩、字画等打通行贿之门，与之成为所谓的“朋友”。

“循规蹈矩”型: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很讲“规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徐国健在公众场合的“大圈子”里，即使是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始终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正常关系。多年来，他身边组织系统的人在升迁上很少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和8 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平时衣着朴实，不讲排场，没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体恤下级的谦和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关于他违纪违法的举报不多。刘知炳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滥用权力，但从不批条子，不留痕迹，不让第三者在场，设法做到“进退有路”。若不是震惊全国的柳州骗税牵涉到他的女儿，进而涉及他，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

“勤政爱民”型: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丢帽掉头之前，一贯以“清正廉明”自居。他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的是普通型的桑塔纳轿车，总是摆出一副平易近人、清正廉洁的样子，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老岳父家，总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去走走，到地上满是鸡屎的村民家里去喝茶，也会抱起满身泥土的孩子去亲脸……他这一番廉洁亲民的行动，感动得村民们连呼他是清官，他的亲属也莫不以有他这样的清官而自豪，可是朴实、厚道的百姓们又哪里知道胡长清的这副简朴、爱民、清正廉洁的样子都只是装出来给人看的，他们眼里的清官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平均每天收受的贿赂相当于江西省5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煽情鼓动”型: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能进行前腐后继，除了大唱廉政歌以外，围绕一个“廉”字，还有其独到之处，讲话非常有激情，从来没用过演讲稿，他的言语往往不是很长，但非常富有鼓动性。2000年底的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石发亮在讲话过程中突然说:“我向省委、省政府保证，2001年全省交通总投资一定要达到150亿，如果达不到，我就把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交还给省委!”石发亮还用几乎是哽咽的语气对台下的近千名干部讲:“同志们，我的‘乌纱帽’就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要不要我把它交回去啊?”干部们在台下齐声喊道:“不让!”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这种近似在舞台上看到的表演很能迷惑人，与其唱的廉政歌遥相呼应，更加使一些人认为他不仅是廉政上的巨人，也是工作上的巨人。

“贼喊捉贼”型:自己屁股下有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大喊臭，自己在巧取豪夺大饱私囊，却追查、甚至诬陷人家贪污腐败。自称穿防弹衣反腐轰动一时的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明明是自己贪得无厌，却把自己装扮成反腐英雄。2004年8月他斗胆向人民网投稿，人民网发表了他的文章《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文章发表后，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黄金高这位官场老手，不仅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同时还赚了个“清官”的美名，成了反腐斗士的典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防弹衣书记”，事后发现“万言书”竟由枪手代劳，后又被控涉嫌受贿500余万元，包养4个情妇，以被公诉而尴尬谢幕。

5．贪婪

一是贪权。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是党员领导干部搞家长制，树个人威信，听顺耳谗言，不听逆耳忠言，喜欢被人吹着、捧着、抬着、孝敬着。讨论问题、决策事情，不顾民主、不讲科学，不允许有不同意见，总是个人说了算。人财物大权独揽，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钱想往哪儿花就往哪儿花，不受任何约束。即使在别人的职权范围，也必须给他请示，只有经他认可，方能进行。有时亲自出马，独自操作，该别人做的事，也不让他人染指。有时也可能真放权，但那是不好搞的事情，或者不是有风险，就是得罪人的事；或者是无利可图，或者是“可怜”下级。如江西省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在任期间，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一言堂”。从项目安排、资金调度到人事任免等重要决策，都由他一人说了算。有的副职见李国蔚大权独揽，为了分一杯羹，居然找到自己分管的科长，你几万，我几万，集体向李国蔚行贿。李国蔚便切一块工程给他们转包，大家就按行贿的数额来分成。赣州市公路局老同志廖贤兰气愤地说:“在公路局，党委会成了李国蔚一个人的会。局里有十多套空置的宿舍，他定好后宣布怎么分，根本不开会研究。他要更换车辆，也是想换就换。”还有以大肆卖官出名的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人称有“三气”——官气、匪气与霸气，脾气暴躁异常，下属官员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污言秽语和高声呵斥；原贵州建设厅厅长、“贵州第一贪”卢万里，同样在发号施令上不容置喙，睥睨一切；有“河北第一贪”之称的原河北省外贸厅副厅长李友灿，也是个令人敬而远之的“厉害”角色；至于在慕马大案中威名显赫的慕绥新和马向东，其工作作风同样也以霸道而著称……马向东就曾公开叫嚣:“沈阳的事情，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小事就找我好了!”把民主协商统统放在了一边。

二是贪财。在赣州市检察院起诉书的指控中，37个向李国蔚行贿的人员当中，除了4个人是公司的老板，两个是他的侄子之外，剩下的31个行贿人员都是赣州市公路局的各级负责人，包括与他共事的几名副局长，以及下属分局、下属单位的负责人。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而他收受贿赂70％来自他的下属。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行贿名单中，还有李国蔚的两个侄子，为了包揽一些公路工程，给李国蔚行贿21万元。赣州市纪委副书记陶远鸣说:“他对金钱的贪婪已经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据新华社北京报道，2008年全国因为贪污贿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中共党员有多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有多人。在这些腐败分子中，贪污亿元以上的也不是少数，令人发指。

三是贪色。如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副厅级贪官金维芝的话颇有代表性:“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如江苏省原建设厅厅长徐其耀，胸口不太舒服到医院“高干病房”后，一位40岁的女护士为其打点滴，徐其耀的左手上还输着液，竟三下两下就解开了女护士白大褂的纽扣……徐其耀其饥渴程度到了不分场地、时间、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专用套间”。在那张不知和多少女性滥交过的沙发床上，有关部门在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搜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居然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的100多个“情妇”的名字!如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虽然在重庆有家，但他在重庆的五星级饭店希尔顿饭店长期包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即使在中央党校一年学习期间，他也不甘寂寞包养了一名女大学生。如湖南湘西州原州长杜崇烟到北京出差时，抽空看儿子，请儿子的同学一起吃饭，杜与儿子的同学李晴认识。认识后，杜崇烟对李表现出有些过分的关注。回到湘西州后，杜给保靖县教育局局长打了招呼，李晴的母亲由一名普通的教师，被提拔到了局机关。2007年的一天，到北京出差的杜崇烟通过李母约李晴晚上8点在北京大学附近一个宾馆开的房间见面。事后李晴写举报信说，杜崇烟突然对她表白:“我挺喜欢你的，我儿子不爱你我都爱你了。”按她的描述，这位家乡的父母官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一把把她扔在床上，强行与她发生了关系。如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涉嫌受贿900多万元、挪用公款2 600多万元、贪污公款18万多元等多项犯罪被提起公诉。据相关办案人员透露，雷渊利攫取的钱财，主要用于包养情妇。在雷渊利写给湖南省纪委的忏悔书《我的沉痛的反思》中，坦白自己除了追求金钱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这些年先后跟9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用受贿的钱为7个女人买了房子。据统计，95％以上的贪官都包有二奶，他们贪污受贿得到的钱很大一部分都花在二奶身上。这些年，夜总会、发廊、异性按摩等许多色情场所如雨后春笋在各城市冒了出来，为什么?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有买方市场就会有卖方市场，这都是贪色造的孽啊。

四是贪赌。如陕西省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说:“刚开始打牌时是为了巴结领导，疏通关系。但后来一步一步陷进了欲罢不能的赌博怪圈。几乎每个星期至少都去赌一次，因为不断地有人打电话叫，开始是县直部门或乡镇领导叫，不好不去，后来自己也开始迷恋，赌了输，输了再赌。”再看看近年来报刊上披露的“官赌”:河北某县县委原书记张新政嗜赌如命，群众称其为“麻将书记”，称县委、县政府班子是“麻友执政”。当地有一首顺口溜:“要想进班子，必须上摊子（即上麻将桌），上不了摊子，休想进班子。”直到胡锦涛同志亲自批示，才受到查处。前几年，澳门的赌场成了嗜赌贪官的坟墓。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财政局原局长李经芳、建委原主任宁先杰等曾多次去澳门豪赌，挥霍公款5 000多万元，其中乘坐澳门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上豪赌三天就输掉上千万；鞍山市某区水利局原局长李敬仁，三年间到澳门豪赌25次，输掉公款55万元；佛山市政府驻澳门新基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怀，为赌博挪用公款9 330万元，输掉8 785万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县一年的财政收入）；西安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24次调取公款3 962万元，转往澳门豪赌，为赌博共贪污公款4 823.73万元，挪用公款272万元；湖北驻香港宜丰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副厅级），赌性大发，从公家拿钱就像从自家柜子里拿钱一样方便，隔三岔五就会从财务处提取数百万元去豪赌，每笔赌注700万、800万是家常便饭；广东恩平市江洲镇原镇长李焕仍，虽然官不大，级别不高，却先后以各种名目借款3 900多万元，全部汇到澳门赌场，结果输得分文不剩。近几年，因涉赌受到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还有:广东新会县桥区经济发展公司原总经理余豪杰，兰州连城铝厂原厂长魏光前，浙江省供销社原主任朱承岭，广东江门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原副主任谢建卓，十堰市某汽易公司原经理吴学智，广东食品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湖北仙桃市经济电视台原台长郭刚林，云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原经理张俊央，杭州市原副市长叶德范，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原总经理吴彪……这些人嗜赌如命，挥霍公款，他们赌掉了人民的血汗，也赌掉了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

五是贪名。一些党员干部名利思想严重，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玩数字游戏。喜欢搞那些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只开花不结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用老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有评选劳模，各地都有规定，原则都是要面向基层、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严禁弄虚作假。但河南省有三位局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争当劳动模范。如项城市公路管理局局长刘站铭在省劳模候选人公示时，身份变成了技术员；商水县财政局局长翟来启申报省劳模时，身份变成了会计；扶沟县交通局局长李民选评选省劳模时在公示中出现的身份则是养护工。其实，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头衔的绝不止这三位局长，骗取的荣誉头衔也绝不止劳模，只要是有光环的东西，都争着往头上戴。为了贪“名”，一些党员干部不择手段地窃名盗誉，隐瞒灾情、事故，向上级报告各种粉饰太平的假情况，请文人为之“树碑立传”，从而达到升官发财之野心。

六是贪吃贪玩。我国什么生意最好做?开饭店!开饭店不愁没有客源啊。每到就餐时间，各大小饭店哪个没有爆满?越是豪华饭店客人越多!看看那些饭店门口，形形色色的小轿车一溜一溜，出入宾客个个挺胸凸肚，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好不潇洒!据有关资料介绍，我国一年的公款吃喝约3 000亿元。还有玩，一些党员干部借学习、开会、调研、招商之名，用公款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国内玩腻了，又借考察、学习之名，出国游玩。据报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每年出国花去公款有3 000亿元之巨。两项相加，对一个GDP还不算高的国家，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