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空间：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的空间叙述

二、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的空间叙述

利用传世北京文献史料和古旧地图，结合现存民国时期北京庙宇调查材料，可以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北京城市寺庙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建筑结构特征，从而认识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间在数百年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一）民国时期北京宗教信仰空间的数目

中国在专制王朝时代，老百姓没有地方能够集会，能够交流的公共空间庙宇是其中之一，无论遇有祭祀仪典，或不同时令，百姓都可以随便进出，在庙宇里人们可以进行交流，所以庙宇可以视为市民共享的公共空间。北京城里庙宇之多，绝不逊于欧洲城市里的教堂。所谓庙宇，并不限于佛寺、道观等狭义的理解，而是泛指过去年代所有的宗教信仰祭祀场所。包括国家或儒家礼仪祭祀场所的祠、坛、殿，佛教的寺、庵、院、阁，道教的宫、观、庙，伊斯兰教的清真礼拜寺，清朝满族人的萨满教堂子，以及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等，所有这些有特定场地作为祭祀信仰活动的场所，本文都用庙宇涵盖。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29年，北京城内有文献档案记载或建筑基址可考的宗教信仰活动的场所数目是1621座。在清朝京城内各区的分布是：皇城内103座；内城东城503座，内城西城499座；外城516座，共计1621座。其中，属于儒教的坛、祠有52座，佛寺712座，道观689座，清真寺29座，萨满教堂6座，基督教教堂38个，天主教教堂12个，东正教堂5个，当然还有一些庙宇类型不好确定。

北京庙宇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关帝庙最多，共116座，其次是观音大士庵，共108座。关帝庙还应包括崇祀关帝而用别称的其他庙宇，例如：红庙、白庙，也都是关帝庙，只是外墙的颜色不一样；另外，伏魔庵奉祀的“伏魔大帝”也指关帝，亦属于关帝庙类，共有26座。如果对比明代史料，明代沈榜编著《宛署杂记》中记载明北京城内的关王庙只有20座，可见清朝的关帝庙数目剧增。原因何在？清朝立国之初，为稳定局势，国家需要树立一个维护正统的神祇形象，以减少异端淫祀。树立谁呢？当然是中原百姓心目中最尊崇、最没有地域限制的武安王关羽。清政府知道大多数汉人，特别是南北商人，敬重关公的忠义为人，无论京城或地方上的行业会馆、店铺皆供奉关公为行业神。于是，清朝将关公从“武安王”晋升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诏令全国各地普遍修建关帝庙。由国家来塑造正统崇祀，伴之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导致全国城乡关帝庙数目剧增。而且，关帝还被请进佛教寺院，佛寺里普遍建造关帝殿奉为守护神。这样，不仅大部分庙宇里都有关帝之供奉，而且单独的关帝庙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城内外涌现。

（二）寺庙建筑布局轴向反映的问题

辽、金、元时代在北京旧城区内建造的庙宇，如：孔庙、柏林寺、万福寺、保安寺、大圣寿万安寺、大庆寿寺、崇国寺、崇贞万寿宫、崇恩观等，都是坐北朝南，建筑轴线相当规范，有时代标志。明朝的很多寺庙沿用元代庙宇旧基。除了一些大寺，如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的建筑规模打破了两条胡同的间距，其他大部分寺庙都未超出两条胡同之间的宽度，而且是标准的坐北朝南的建筑轴向。

坐北朝南是中国古代建筑经常要遵循的礼制原则，也代表了王朝时代的法统观念，这一原则起源于帝王都城宫殿世代相因的建筑朝向，并由此而产生的“面南而王”的传统。庙宇当然也需要依从皇家法统而选择坐北朝南的建筑轴向，尤其是忽必烈命刘秉忠规划元大都城的时候，寺庙的选址和建造一定会受到大都城规划的限制。从元明清三代北京城内的敕建或官修寺庙不难看出，绝大多数都最大限度地遵循着位于街道胡同路北，寺庙山门南向、坐北朝南安排殿宇的空间布局与建筑原则。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知，民国时期北京内外城大量出现的小庙宇，庙门朝向、建筑轴线未遵从坐北朝南的传统，可能都属于清朝中叶以来，不择地而建的民间私修庙宇，往往破坏了北京城庙宇建筑原有严整的规律。

我们对《北京庙宇调查资料集览》中登记的庙宇朝向进行了统计。

表1　民国调查资料中庙宇朝向分区统计

注：表中每区的第一行数字代表本区中某类朝向庙宇的数字（整数），其下方的数字（小数）表示这一朝向的庙宇在本区所有有朝向记载的庙宇中所占的比例。右侧总计中的第一行两个数字中的前一个表示本区中有朝向记载的庙宇总数，后一个数字表示本区中所有庙宇的数目。

表2　民国调查资料所示庙宇朝向总表

根据统计表分析民国时期北京庙宇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传统坐北朝南建筑形制在民国北京庙宇中仍然是最常见的，但是不足60%的比例说明民国时期已经有很大比例的庙宇不再遵从向南开门。

其次，外城（南城）庙宇比内城（北城）庙宇在朝向上的随意性更强，反映明清时期在南城修建庙宇时没有严格的规划，并受到环境的制约。

再次，内三、内四、内五区所在的内城北部是符合传统建筑方位的庙宇集中地，始建时代应相对较早；内六区受皇城、紫禁城的限制，庙宇数量虽不多，但元明两代敕建寺庙比例大，故正方位庙宇比例也高于平均值。内一、内二区南部在元大都南城垣之外，是内城中南向庙宇比例最低的两个区。外城庙宇的建筑朝向受街道走向的影响非常显著，外一、外三区位于外城东部，东向庙宇的比例最低，而西向庙宇比例很高；与其形成鲜明的对照，外二、外四区处于外城西部，其东向庙宇的比例非常高。这充分证明在未经规划的北京外城，庙宇建筑的朝向往往背靠城墙、面向进出内城的道路。

（三）北京城市庙宇的地域结构特征

北京庙宇起地标作用。清朝修建的庙宇则多不择地而建，也不讲究传统的坐北朝南形制。更有些庙宇就建在两条胡同、尤其是斜街的分岔口，起到指路标的作用。庙址的建筑方位与形制特点，也是鉴别其时代的依据之一。

北京还有一些庙宇的位置与城市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北京城内有许多洼地水塘，在其周围建龙王庙、海潮庵，反映了北京人对于水环境的敬重。北京城内的井水多数是苦的，只有几处甜水井，甜水井一般不会被圈在个人私宅内。凡有水井的地方差不多都建有庙宇，水井在庙宇里作为公产，大家都可以汲取，避免被攫为私人所有。真武庙，因为供奉象征北方之神的玄天上帝，一般建在南北走向的胡同北端或尽头，应与城市堪舆和民间信仰相关。

北京庙宇和商业、手工业行业之间存在着联系。灶王庙，北京城里的有10座，多与饭馆业有关，都灶王庙设在花寺，是饭馆业的行业会馆。火神庙，往往与仓储、店铺集中地有关。明代的火神庙常建在仓库、草料场周围，祈福消灾。清代京城商业繁华地段常建火神庙，前门外粮食店街的火神庙，就是六必居酱菜园起火灾后由业主出资所建。清末民国北京庙宇碑刻多有店铺商行给庙宇捐银的记载。(www.xing528.com)

北京城内的清真寺。回民在北京城里习惯于聚居，其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北京有四大回民聚居区：牛街、花市、阜成门内和朝阳门内各有一个区，其他临近城门内外街道的地段也有回民聚集。因回民多以从事商业、开店铺营生，聚居地靠近交通便利之处，以求过往人多，买卖之盛。明代北京城里有四大回教官寺：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锦什坊街普寿寺和朝阳门内二条的法明寺，全在上述回民街区里。清代北京城回民聚居地更多，据1938年的统计，北京城及近郊有清真寺60多座，礼拜寺38座。北京城内清真礼拜寺的分布地域与回民的居住区是相吻合的。

北京的庙宇承担了城市社会运转的部分职能。过去北京有四大庙市：东城隆福寺、西城护国寺、南城报国寺（后改都土地庙），再有一个是白塔寺。每月的前十天开庙市，初三在都土地庙，初四、初五在白塔寺，初七、初八在护国寺，初九、初十在隆福寺，轮流开市。各庙会上卖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人们是赶了这个庙会，再赶那个庙会。庙会能够弥补部分城市商业职能的空缺。另外，北京城内多皇家园林，老百姓没有可供游乐的空间，庙宇给他们提供了公共宴游场所。特别是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庙宇逐渐趋向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生活提供辅助功能。据光绪十二年（1886）李虹若在《朝市丛载》中的统计，北京内外城有31座寺庙具备出租殿房为旅店的服务功能，被称作“庙寓”。东城区朝阳门内，宣武区广安门内，分别是从东、西两路进入京城的通道，那31座附有旅店服务功能的庙宇全集中在这两个地段。旧时，外省人在京城去世，需要封殓，将灵柩停放在一处地方，待吉日起运回籍。因而有些寺庙出租殿房，专作停灵柩之用，那些庙宇多分布在南城靠近城门的地区，广渠门内夕照寺、隆安寺就属此列。此外，庙宇还进行慈善活动。北京有两座舍饭寺，东城沙滩附近的兴福寺和西城西单舍饭寺，每过年节（春节）时，这两座庙宇要向穷人施粥；后来南城的龙泉寺也承担起城南地区的此项义务。民国时代，更有一些庙宇利用殿房较多的条件开办教育，教平民识字。东城大佛寺、积水潭畔敬业寺都曾开办过平民学校或学技社。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城市中的庙产被收归政府所有，北京许多庙宇被改作中、小学校或街道工厂。当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之时，更多的庙宇被改成居民杂院。尽管庙宇的功能改变了，可是多数庙宇的殿房依然使人们回忆起北京传统建筑中最具文化特色的历史景观。

最后，关于文化叙述怎样与历史地理资讯（HISGIS）对话，笔者感觉可以先从民国时期庙宇调查史料入手，与元、明、清京师寺庙分布进行比对，统计民国以来哪些学校曾经是庙宇，哪类庙宇不再作为宗教信仰的空间，从而诠释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间发生的变化及其原由。

【注释】

(1)以下资料的调查整理由毕琼经手，特致谢忱。

(2)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3)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页2-3。

(4)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页7。

(5)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页8。

(6)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页10。

(7)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寺庙历史资料》，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页12。

(8)《北平市民政局举办第二次寺庙登记缘起》：“查部颁寺庙登记规则之规定，寺庙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本市为元明清历代都城，寺庙之众，甲于全国。民国二十五年曾举行第一次总登记在案，现已十年届满，中经事变，情状迁移。控诉、争持、纠纷迭起，甚至有以累代古刹视为私有；多年庙产盗卖无存；而对于法令规定之应尽职责，永未遵行；应办事业毫未兴举，实非所以守法令重宗教也。”参阅《北京寺庙历史资料》，页24。

(9)该书在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中被记为《京师四十庙住址册》。

(10)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初名为坛庙管理处，隶属于北洋政府内务部礼俗司。1928年改名为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处，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后又改名为北平坛庙管理所。该所负责管理天坛、地坛、孔庙等19处坛庙，各坛庙设事务员负责管理。1935年该所拨归北平市政府管辖，并改名为北平市政府管理坛庙事务所。七七事变后，改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管理坛庙事务所。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北平市社会局接管，改名为北平市管理坛庙事务所。

(11)秋生著：《古迹名胜·北平寺庙调查》，抄本一册，系《北平日报》自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七日开始连载的12篇有关北京寺庙调查文章的合集，藏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作者在序言中讲道：“北平市社会局前有平市寺庙之登记调查，北平市建设繁荣委员会又有寺庙古迹之清查……在下从事调查以来，幸赖各方函电相告又加以搜罗故都各书以为参考，所以巨细无疑，均经亲往查视。”

(12)大唐网http://info.datang.net/G/G1415.htm.

(13)《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五期，国立北平研究院编印，民国二十五年九月版，页73，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

(14)笔者按：因为该册中将“北平外城庙宇册”的部分放在前面，故导致编目人员将“北平外城庙宇册”当作了整册的总题名，其实有关北平内城庙宇情况的“北平内城庙宇册”附在外五区之后。

(15)据徐苹芳先生讲，《资料集览》的作者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就是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的前身，简称“文整会”。建国之初，其主要工作是修缮古建筑，因此整理了很多古建筑的资料。《资料集览》应该是在民国北平研究和调查的资料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有关庙的部分。当时徐先生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参与其中，调查并绘制了海淀区庙宇的地图。这批图纸及其他材料应该还保存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