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文化：人文空间的新视野

一、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空间社会调查述评

现存民国时期有关寺庙的调查资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市政当局有关机构（如：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局、公安局、社会局等）进行的调查，另一类则是由北平研究院进行的调查。

（一）市政当局的寺庙调查

民国时期北京市政当局对寺庙的调查登记一共进行过三次。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寺庙登记条例》，附发表格数种，开始了第一次官方组织的寺庙登记。1929年1月国民政府又核准颁布《寺庙管理条例》，以加强对寺庙的管理，推进登记工作。这一条例不仅对涉及登记的有关事项作出规定，还对庙宇兴办公益事业作出明确要求，规定“寺庙得按其所有财产之丰绌，地址之广狭，自行办理左列各项公益事业一种或数种”。这些公益事业包括各级小学校、民众补习学校、夜校、图书馆、阅报所、育婴所、贫民医院等。⁽³⁾这种做法旨在推动寺庙利用其建筑空间为社会公益服务，同时也能起到以庙养庙、增加收入的效果，此条例与清末新政时提出的“庙产兴学”思想一脉相承。这项条例的颁布导致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很多寺庙（宗教信仰空间）改建成学校或让出一部分庙产土地用于社会公益。

同年12月，鉴于部分宗教界人士的反对，国民政府行政院出台新的《监督寺庙条例》取代了《寺庙管理条例》，即从政府直接管理寺庙，转变为对寺庙管理的监督，但是对寺庙的登记仍然继续。由于在《监督寺庙条例》第十二条中明确规定：“本条例于西藏、西康、蒙古、青海之寺庙不适用之。”⁽⁴⁾因此第一次对北京城寺庙的登记中属于喇嘛教的寺院多未登记在册。

民国时期的第二次寺庙登记开始于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新的《寺庙登记规则》，北平（1928年北京改称）寺庙调查登记由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执行。据1936年1月21日《北平市政府为检发内政部寺庙登记规则致社会局训令》载：1928年的寺庙登记“各省市因种种关系，多未能完全举办”，故此次登记要求“各省市无论已否依照寺庙登记条例办理，应将辖境内所有寺庙一律从新总登记，限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底以前为第一次寺庙总登记完毕之日”⁽⁵⁾。所以，1936年的寺庙登记也被称作是“第一次总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寺庙人口、财产、法物三类，规定“寺庙登记之举办，分总登记及变动登记二种。总登记每十年举行一次，变动登记每年举行一次”⁽⁶⁾。与1928年情况相似，在新的《寺庙登记规则》第十三条中再次明确：“本规则于天主、耶、回及喇嘛之寺庙不适用之。”⁽⁷⁾这样一来，1936年寺庙总登记册中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伊斯兰教之清真寺和喇嘛教寺院仍未登记在册，应当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土地、建筑物等宗教信仰空间。

在经历八年抗战和政治动荡之后，全国寺庙的变化非常剧烈。诸如：庙址迁移，土地、建筑争持纠纷迭起，甚至有以累代古刹视为私有，将多年庙产盗卖无存。而且距离前一次登记已有10年之久，于是1947年开始进行第三次寺庙登记工作（也称“第二次总登记”）⁽⁸⁾。但是有关此次登记的档案资料经北京市档案馆整理，仅发现了91份原始总登记表和录有728座庙宇资料的《第二次寺庙总登记收表及审核调查簿》一册。

1997年北京市档案馆将上述调查登记簿汇编成《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予以刊布，成为研究北京宗教信仰空间的必备工具书。在使用过程中尚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上讲，前两次（1928年、1936年）寺庙登记资料的价值更高一些。

第二，寺庙登记册中不包括喇嘛教、回教、天主教等资料。

喇嘛教寺庙主要由蒙藏事务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室保存有《京热四十庙住址册》抄本一册⁽⁹⁾，抄录了京师和热河（今河北承德）的四十座喇嘛教寺院名称与位置。天主教、基督教的资料可以检索北平沦陷期间，在1938年撰写的《北京地方维持会第五组报告》，其中有根据民国七年（1918）统计的北京城内外东正教修道院、天主教礼拜堂、基督教耶稣堂的数目、处所，以及各自信徒人数。回教的资料则由各清真礼拜寺分别自行掌握。

第三，寺庙登记中不包括清代列入祀典的皇家祠庙。

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收藏有抄本《北平市坛庙调查报告附整理办法》一册，是1934年5月17日内政部北平坛庙管理所对北平城内“有清列入祀典之京畿各坛庙专祠”共计9坛、16庙、19祠的调查情况表并附管理办法。由此可知，清代遗留的祠庙是由北平坛庙管理所进行管理的，亦不在寺庙登记之列。⁽¹⁰⁾

第四，1997年刊布的《北京寺庙历史资料》中收录的分别是警察局（1928）和社会局（1936，1947）两个机构的调查材料，除此之外的一些政府部门还出于各自需要曾经对北京寺庙进行过登记。由于不同部门在调查中侧重点有所不同，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别。因而对不同材料关于寺庙总数的统计不能简单进行比较，而应根据其调查主体进行区分。正如《古迹名胜·北平寺庙调查》（抄本）的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日前北平社会局调查全市庙产统计，共为一千九百余处，而公安局户籍室据各警区报告，全市庙宇为一千六百九十二处……盖因社会局所查乃是庙产，而公安局所查确为庙宇。”⁽¹¹⁾说明民国时期不同机构对庙宇的统计有不同的操作规则，尽管很多调查报告中都给出了北京寺庙的总数，但是如果不对其复杂的统计参数加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和放心的。

（二）学术研究单位的寺庙调查

民国时期北平的学术研究机构也曾经作过寺庙的调查，主要是北平研究院的工作。北平研究院是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的地方性学术研究机构，隶属于教育部，下设理化、生物、人地三部，有物理、化学、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抗日战争时期，除镭学所外均迁往昆明，光复后，除生理所暂设上海外，其余各所仍迁返北平。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科学院接管⁽¹²⁾。北平研究院寺庙调查工作集中在1929—1937年和1945—1949年两段，其调查材料应留存在后来的中国科学院。

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史研会）在成立后曾有计划撰写北平志，庙宇志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展开了北平寺庙的调查活动。其工作概况见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五期的《史学研究会工作报告》：

关于庙宇志之编纂，前经赴各庙绘制地图，抚拓碑文，摄取庙貌，记录概况。过去一年，即系赓续上项工作。并为着手编撰计，分为下列三项工作：（一）原有材料之整理与校勘，由张江裁、许道龄、刘厚滋担任。（二）继续实地精密调查，由吴世昌、张江裁、许道龄担任。（三）关于庙宇志之专题研究及各庙专志之编辑，由吴世昌担任。今后对于北平庙宇志之编撰，拟一面整理既得材料，一面着重关于佛教及庙宇之专题研究。盖因国人对此项学术素少研究，动辄牵涉极专门而从未解决乃至从未发现之问题。若不先事研究工作，自难编述正确真实之志书也。⁽¹³⁾

北平研究院的史学研究会的先期成果是《北平庙宇碑记报告》（1930—1932）和《北平金石目》（1934）。此后的工作转移到整理材料和专题研究方面，1936年出版了《北平庙宇通检》（许道龄编）、《北平庙宇碑刻目录》（张江裁、许道龄合编）、《北平东岳庙碑刻目录》（刘厚滋编），准备出版尚未付印的有吴世昌著《法源寺志》、刘厚滋著《法源寺金石图志》等。尽管有日本侵占北平和内战的困扰，《北平志》未能如愿修成，但是1943年张江裁刊刻了《北平庙宇征存录》、1946年刘厚滋出版了《法源寺金石志录》，1950年以后许道龄先后发表《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北平喇嘛教之传入及喇嘛庙之发展》等专题研究。这批资料和研究成果是探讨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馆收藏的《北平内外城庙宇册》、《北京庙宇调查资料集览》、《北平寺庙概览》和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收藏的《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北京庙宇征存录》、《北京市少数民族暨寺庙分布图》，这批资料大部分与当年北平研究院调查的延续有关，略作介绍如下：

1.《北平内外城庙宇册》（以下简称为《庙宇册》）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藏，油印本，一册。按照庙名、看守人、地址、附记四个栏目，记载了内城六区和外城五区共计862处庙宇的情况⁽¹⁴⁾。其价值在于是一份完整的、按照城区顺序编排的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庙宇调查资料，准确的地址有助于在地图中定位，看守人的身份有助于从庙宇的属性方面进行分类研究，特别是记录了寺庙间的上下院关系，有助于研究民国时期北京庙宇的分布。

由于《庙宇册》含有较多的错误。经常出现栏目与内容串行，一些不是庙宇的建筑被误入其中，一些内城庙宇误登在外城庙宇册中，还有一些重复抄录的现象。另外，外城的记载简略，内城的记载比较详细。如：内城记录某寺为某寺的下院、庙内在当时所居何人、是否有商铺租用。绘图、勘查、照相等情况也仅见于内城庙宇册，外城庙宇册不少庙的附记括注“未画”、“未去”、“未照”等字样。从这种详略不均的情况上看，《庙宇册》很有可能是北平研究院调查时的一个工作底本。

2.《北京庙宇调查资料集览》（以下简称为《资料集览》）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藏，油印本，一册。封面有：“中国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调查，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印，一九五零年十月”字样。《资料集览》为纵列表格形式，按照民国时期的城市分区对表格进行切分，每张表格的抬头都写有“北京市×城第×区庙宇调查资料清册”。表格分8大项、11小项，分别是：编号、名称、地址（街巷与门牌）、方向、拓片（碑铭、年代、张数）、照片、平面图、记录。共记庙宇891座。经与《庙宇册》对照，《资料集览》中所收庙宇在排序上几乎完全与《庙宇册》相同，略多不过30座庙的资料。比对“地址”一栏，两者的内容也相互一致的。

《资料集览》有两部分内容最有价值：其一是“方向”对寺庙山门朝向的记录，帮助我们了解北京庙宇的选址规律；其二是“平面图”，寺庙被绘制成比例尺为1∶200、1∶400或1∶500的平面图。⁽¹⁵⁾将《资料集览》与《庙宇册》中的资料逐一核对可以清楚地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资料集览》中的庙宇数量多于《庙宇册》，且多出的部分通常排列于该城区表格的末尾，说明这部分庙宇或为编者根据其他材料所增补；《庙宇册》内城各区附记有“未画”字样的庙宇在《资料集览》的“平面图”一栏中也为空白，恰好说明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进行的整理。这有助于通过《资料集览》将《庙宇册》中相关部分补充完整。

3.《北平寺庙概览》（以下简称《概览》）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图书馆藏，钤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图书”章，刻印本晒蓝，一册。其内容分为内城、外城和东、西、南、北四郊六个部分，每页均为13行9列的表格，栏目分为：庙名、类别、地址、住持法名或管理人庙主姓名、僧道数目、本庙殿宇及附属土地房屋数目、神像礼乐器及其他法物数目、公建、募建或私建、建立时代、兴办何种公益事业、批准登记年月日、曾否领照、备考等13栏。经过统计共记庙宇957座，城内570座，四郊387座。其中内城334座、外城236座、东郊84座、南郊88座、西郊134座、北郊81座。最早批准登记年月是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二十一日内六区北月牙胡同慈慧寺，最晚批准登记年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八日外二区粮食店火神庙，因此《概览》成书的时间和北平研究院进行寺庙调查的时间吻合，应该是根据登记原件整理的成果。

《概览》“庙主”一栏中反映不少庙主同时管理几座庙宇，例如：白云观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明霦也是内三区宽街7号关帝庙、外三区太阳宫和玉清观、外四区关帝庙和皂君庙五座道庙的庙主，由此可以推定，这五座庙可能是白云观的下院或别院。庙主姓名还显示僧、道、尼寺皆由带法号的住持管理，民庙的庙主大多由普通人、会馆或商铺担任，其中还有女性。绝大多数寺庙里的僧人道士数目均为一两人，反映民国时期遍布北京全城的寺庙神职人员的数量远不及人们想像的那么多，而殿宇数量在10—30间的寺庙占大多数。

4.《北平寺庙调查一览表》（以下简称《一览表》）

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库收藏，原本不见，只保存复印本。原本应当是民国时期的一份调查材料。以表格分为庙名、沿革、殿宇、神像、金石、教派、地址、备注等8栏，记录了450座小型庙宇的名称、来源、殿宇数量、神像种类与数量、器物铭文、教派、地址和庙宇性质。这份调查材料并非按照北平城区的顺序排列，而是按照庙名笔画顺序排列。记载年代最晚的是通教寺“民国三十四年重修”，说明此调查表的完成应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而从表中出现大量简体字（关、观、龙、财），不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首图或其他单位根据原稿重新抄录的可能。

《一览表》的价值有三个方面：第一，450座庙中规模为一间殿、一进殿的小型庙宇在300座左右，占总数的2/3，其余为二进或三进殿的中型庙宇；第二，金石一栏收录了所有见于庙中的铁罄、铁钟等法器上的铭文，有助于推定庙宇始建或重修的年代，而不见于其他民国时期调查档案；第三，神像一栏记录庙中崇祀的各种神明，充分展示了民间小庙的多元崇祀特色。这些北京小型寺庙具有的特点，揭示出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宗教信仰并都不集中在名寺巨刹空间内。

5.《北京庙宇征存录》

张江裁著，收录于《中国史迹风土丛书》第一辑，民国三十二年（1943）五月东莞张氏拜袁堂校印，中国风土学会刊行。该书基本上是将《北平内外城庙宇册》中庙名、地址、看守人、附记四个部分依次连缀编辑而成，共记庙宇859处，虽然因刻工排版粗糙，出现多处错误，但是《庙宇册》中缺失的内六区编号50以后的10座庙宇：灵官庙、佛堂庙、关帝庙、五圣庙、玉钵庙、阐福寺、皂君庙、雨师庙、双吉寺、三圣祠的资料，均可用其补充在同一页里。

6.《北京市少数民族暨寺庙分布图》

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藏，195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绘制。该图分左右两部分，左为北京城郊少数民族和寺庙分布图，右为北京城内少数民族和寺庙分布图。图下方附说明、图例，绘等高线，城内图幅的比例尺为1∶15 000。此图将回、满、蒙三个少数民族在城中的分布用圈形符号标在街巷胡同之中，又用立面图例标示佛寺、道观、喇嘛庙和清真寺的位置。图中共计绘有佛寺83座、道观7座、喇嘛庙12座、清真寺33座。文字说明记录了东郊、海淀、南苑、丰台、石景山、京西矿区在内的全市僧庙442座、尼庙100座、道庙61座、清真寺65座、喇嘛庙32座，这个不足700的统计数字较之民国时期或清代的寺庙规模，显然大为缩减。

从民族分布上看，满族、回族几乎散居于北京全城，人数较少的蒙族只集中在围绕雍和宫、嵩祝寺、普渡寺等几座喇嘛庙的周围，北京外城没有分布。图中仍能看出受清代八旗居址的滞后影响，内城满族的分布远远多于外城；外城有满族居住的街道往往是距离内城城墙不远的长条区域、通向几座城门大街的两侧以及原来的八旗营房等几个地区；内城旗人聚集在北部、西北部和南部靠近城墙的位置，反映民国时期满族在城市生活中渐趋边缘化的事实。回族则散居在全城，并在外城牛街、花市和内城朝阳门内路北形成三块聚居区，清真寺也集中这个区域，而且男、女寺成对出现，并多伴有回民学校。

显然，北京城市民族分布的地域性与代表其各自宗教信仰的寺庙分布在空间上是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