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携手民间组织共济世艰

三、携手民间组织共济世艰

天津乃华北地区工商业中心，商会、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等工商界团体不但数量较多，而且经济实力雄厚。富绅大贾、达官显贵等社会名流常常居住在这里；天津通商口岸身份的确立，又为中外宗教团体和组织立足中国、参与文化传播和社会改造提供了一定条件。在天津公共空间建立的过程中，不同背景的群体或个人都在努力争取发声的机会，亦同时透过交错叠加的社会网络维持紧密互动、共生共存的关系。这一点在社会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对报纸媒体的生存而言，独立品格的保持和社会网络的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尽管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人们平静的日常生活和秩序，但是《大公报》仍坚定地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中外民间团体、组织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

1917年水灾发生后，天津城乡出现了大量的灾民。“即以天津一埠而论，近乡来避水者已达十二万人，此外遭灭顶之凶、罹饿莩之患，尸骸漂流，难以殚论。”⁽²⁴⁾如何安置这些携家带口涌入津城的灾民？京畿水灾河工善后督办处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在灾区开办593处粥厂、181处留养所；向长芦盐运司商借天津比租界旧盐坨搭建窝铺⁽²⁵⁾；命令各道尹、县知事设立留养局，以解决“衰老幼弱灾民”的实际困难⁽²⁶⁾等，但是仍无法满足现实的赈灾需求。在这种局面下，天津民间组织在赈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大公报》十分关注，并且通过彼此之间的紧密互动与合作，共同推动慈善赈济，化解社会危机。

早在水患初期，天津红十字会就每日派出会员携款赴宜兴埠北河大堤督工，并及时通过《大公报》报告修堤进展情形。⁽²⁷⁾天津红十字会干事长卞月庭不仅屡发指示，派人携款督工，竣工之日还亲自前往大堤查勘。⁽²⁸⁾此后，为防止堤防决口，天津红十字会仍时常派人前往巡视，同警察一起日夜防护。9月初水势再涨时，天津红十字会庶务长赵善卿亲自“立于泥水之中，督同工程处、教养院约三百余人抬大米与黑豆，速为打埝”，确保了堤防的安全。⁽²⁹⁾

《大公报》对于各地灾民向天津红十字会致送匾额、锦旗以表谢忱的消息，也及时予以报道。例如，杨柳青绅商及灾民代表伴着鼓乐，送来题有“万家生佛”字样的匾额一方，以昭义举。⁽³⁰⁾设在龙亭的“妇孺留养院”⁽³¹⁾的妇女们靠手工编织赚得的钱制匾一方，感谢天津红十字会热诚为灾民服务，教养兼施之德。⁽³²⁾通过《大公报》的集中报道，天津红十字会以拯救饥溺为怀、不计较名利的公共形象逐步建立起来，从而在社会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天津各种民间组织、团体在救灾过程中的相互协作，是《大公报》着重宣传的方面。例如，天津商会从安徽等地购买了大量赈粮⁽³³⁾，同时也帮助红十字会等团体向灾民施衣放粮，从而赢得天津旧城西南一带及海河葛沽镇北乡桃花寺一带居民的称赞。天津商会还协助直隶商业联合会草拟《布商借款保息办法十条》、《放纱收价办法》等，“较之以工代赈，尤为费省功多。”⁽³⁴⁾(www.xing528.com)

宗教界人士的倾力相助，为进一步争取国际援助，展开水灾赈济提供了组织、人力和资金上的保障。鉴于天津水灾造成的灾民、难民众多，天津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组建了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公推王厚斋为会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郝瑞满为英文书记，南开教员徐汇川为汉文书记。该会根据职能分为三股：（一）调查股：主任为新学书院校长戴洛仁（英）、南开教员徐汇川；（二）劝捐股：主任为斐太太（美）、蔡夫人、虞夫人；（三）赈济股：主任为军医学校校长全希伯、熊夫人、郝瑞满、戴洛仁等。值得关注的是，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采用了十分新颖的筹款方式，即由新学书院校长戴洛仁把天津水灾难民的困苦情形拍成照片，再制成影片后，寄至欧美各洲，动员国际力量慷慨捐助。⁽³⁵⁾

借助《大公报》，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刊登启事，号召民众捐献旧棉被、棉裤及布料、棉花等，为灾民缝制棉衣、棉被等御寒物品⁽³⁶⁾；又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及仓门口教堂设立两处女工厂，每处雇用30名女工，为灾民赶做棉衣，以资御寒。⁽³⁷⁾此外，该会还对天津乃至整个直隶的灾情，以及分布于天津河北、西沽、河东、城内、西头和租界等地的灾民收容处进行了广泛调查。其调查结果指出，11月，灾民人数锐减，仍然有27 000余人留在天津。⁽³⁸⁾为了更好地安置灾民，该会又在种植园、水产学校等地修建了1 500间房屋，供灾民居住⁽³⁹⁾；在河北新车站附近筑造房屋2 900余间，“将流离失所之灾民迁入居住，并随时散放赈济，以脱冻馁之苦而济灾黎”⁽⁴⁰⁾。

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除了肩负起为灾民提供住所、妥善安排灾民衣食等基本生活的重任外，还主动进行教育和疾病防治、卫生宣传等工作。该会强调：“自成立以来，一切设备次第实行，如建筑窝铺二千间及设立工厂均已工竣，俟灾民一入后，本会即负完全管理及教育之责。现已派员赴各处演说，并中外医士十数人赴各灾民住所疗治疾病，并有各校学生及本干事分任调查灾民一切实在之状况，以便速筹拯救之方。”⁽⁴¹⁾该会卫生部西医麦大夫“近因被灾难民住所多有污秽之处，业经该会卫生员分往劝导灾民首重卫生而免传患疫病”，遂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卫生要理。⁽⁴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甚至将河北新车站种植园所筑灾民住房及灾民痛苦情形，均做成模型陈列于青年会，以备华洋人士参观，捐助赈济。《大公报》的相关报道充分展现了该会的赈灾成绩，对于更广泛地激励和动员中外人士投身赈济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公报》还注意到，外国民间团体和组织在赈济活动中也有出色表现。美国红十字会“捐募巨款，委任裴太太在美丰洋行赶做棉衣几千套，以备给予灾黎御寒之用”⁽⁴³⁾。鉴于生产能力有限，“每日所出棉衣不过二百件”，不能解燃眉之急，该会不惜金钱，“函请天津基督教赈济会，宜多加人工赶造棉衣，多多益善”⁽⁴⁴⁾。此外，该会在天津德租界开设难民营，灾民入住前要先经过体检，衣服要消毒，头发要剪掉或用火油清洗，每个人都拥有身份标签和配给卡，需接受晨检、洗浴和教育。从1917年11月13日到1918年3月31日，这所大约拥有1 000间棚屋的难民营，接纳了“4 800名由于长期受水灾和寒冷的侵袭已很虚弱的无家可归的最下层和最贫穷的中国人”。由于采用了军营管理模式，所以“难民营中只有一例传染病”⁽⁴⁵⁾。

总之，有关天津民间组织赈灾的报道频繁出现于《大公报》，既表明这些组织对《大公报》的重视和信赖，也反映了该报的编辑、记者们具有敏锐的新闻嗅觉，能够深刻地洞察到民间组织在城市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彰显了近代天津城市治理的内在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