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城市文化：《大公报》舆论监督的作用

二、形塑舆论监督空间

早在《大公报》创办⁽¹⁵⁾之初，英敛之就明确指出报纸媒体应肩负起“政府监督”和“国民向导”⁽¹⁶⁾的双重责任。1917年，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对于政府能否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抵御洪水，救助灾民，发挥城市治理的作用，《大公报》自始至终予以密切关注，充分履行了报纸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

1917年水灾发生时，正值北京政局急剧动荡，当权者于防灾、赈灾上投入的资源和精力是远远不足的，致使普通民众难以抵御天灾人祸的交相侵袭。面对民众苦不堪言的生存处境，《大公报》报人们认为有责任揭示灾难不断发生的社会根源，于是以《天人交迫》为题，旗帜鲜明地针砭时弊：

直隶之大水灾可虑，四川之大弄兵可虑，辫军之大抢掠可虑，广东之大捣乱可虑，凡此种种可虑之端，皆为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而最先直接受损害者，实唯我侪小百姓。未知负利国富民之责者，亦能虑吾人之所虑而急谋所以挽救否？⁽¹⁷⁾

他们既表达了急民众之所急，忧民众之所忧的社会担当，又通过质疑和抨击当权者，行使舆论监督职责。因此，水利工程中的种种弊端都成为《大公报》鞭笞的对象：

直隶水患，历岁频仍。办理河工者向以偷工减料、吞款发财为职志。故国家岁糜巨帑，专员修治而溃决依然。人民之生命财产葬送于滔天大浸中者，奚啻恒河沙数？盖直接送于河伯之为患，间接实送于河工人员之手也。⁽¹⁸⁾

可见，对于这类出现在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工程之中的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时弊，《大公报》将矛头直接指向各级政府和官吏，明确指出他们对于民众饱受水灾之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漠视民生的态度和行为，就更令人无法容忍了：(www.xing528.com)

今罹于灾难者，固执成事不说之义，然而政府、官吏固依然对于民生漠不为念。彼曹所碌碌者如何以保全地位，增进私益，扩张党势而已。民生两字，岂值一顾？呜呼！可怜哉，中华民国之民！⁽¹⁹⁾

《大公报》报人们也意识到仅靠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有待于提出富有建设性的防灾和救援方案。他们既将修筑堤埝作为当务之急，又强调“治本之道，要在整治河道，疏通沟渠，使天行虽酷，不能成灾。盖救患于已然，不若防患于未然之为得也”⁽²⁰⁾。当9月下旬天津水势再度出现危急情势时，“官绅奔驰查勘、亟修堤埝、严禁开闸”，以防止城厢等地沦为泽国。对此，《大公报》指出，这种做法无异于“以邻邑为壑，使低下之区同赋其鱼之难”，提醒“仅遏其流而不治其本，则上流之水愈阻愈高，万一一蚁溃堤，全邑不堪设想，危险孰甚”，治本的办法应该是疏浚河道，“苟能宽其去路，则上流之水自能缓缓归槽”。⁽²¹⁾

洪水逐渐退去后，严冬来临，赈济数十万灾民便成为当务之急。人们通过“散放米面、施给棉衣、搭盖草屋及窝铺”，使灾民之衣、食、住暂保无虞。在动员人们实施慈善赈济活动的同时，《大公报》报人们的思考又更进一步，假如数量如此之众的灾民“永久仰给于赈济，非特难乎为继，抑且适以长惰”⁽²²⁾，而“以工代赈”无疑是救助灾民、恢复生产的良法，于是指出：

善后之道，要在振兴各种工艺，使灾民得以自食其力，有恒久之生计。所谓以工代赈，其功较直接施赈尤巨也。望诸公其致力于此。⁽²³⁾

《大公报》的舆论监督，在官方话语系统之外，开拓出一条更具公开性和透明度的信息渠道，并且进一步彰显了报人们积极投入危机处理、参与城市治理的决心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