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动态发展：人文空间新视野

三、从岭南来的“文化买办”：一本广东文化和基督教义交织的上海杂志

自1926年2月15日出版第1期，到1945年10月最后一期的面世，《良友》在上海住了20个年头，总共出版了172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画报。跟随着画报这一新兴的杂志样式，《良友》在上海，实际上不是一个完全新的印刷媒介，因为在其之前，诸如《点石斋画报》早已出现。但在大众的眼中，《良友》是创新的象征，它的出现大胆而符合潮流，代表了新技术和新思想。譬如，它从石头印刷术发展到胶印印刷和凸版印刷；从黑白照片发展到1928年的彩色照片。作为这一趋势的标志，《良友》的封面不仅是美丽的女性，而且是潮流的风向标。

《良友》的发行人和编辑们也把自己视为一个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群体。他们声称具有关于这个崭新世界的认识，欲把新思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李欧梵、李孝悌和Ezra Block等历史学家已经对新技术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例如彩印和新的生活方式；为上海读者设计的封面女郎等。与前几位学者不同，笔者将集中分析《良友》特征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一面，即广东文化和基督教义，这两种元素实际上相当重要，可以说是这份杂志的创办人、出版者和编辑们经历的集中体现。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良友出版集团的背景特征。要讨论这两点，让我们从《良友》的创办者和第一位主编伍联德开始。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人。曾在广州岭南学堂从小学到大学预科学习超过10年之久，是良友印刷公司的创办者和《良友》画报的首位主编。在岭南大学预科学习的时候，伍氏对艺术和设计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毕业后，他违背父母想他到美国去的意愿，而决定去上海谋生。⁽⁸⁾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认识了乡人邝富灼。邝富灼负责商务印书馆的翻译部门，专门负责出版英文课本和西书翻译的工作。邝氏曾经在美国生活20余年，做过洗衣工人，后来加入旧金山救世军，学做厨师和书记，最终决定去盘马奈学院（Pomona College）进修学习，经过一番奋斗，最后转学位于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1905年获得文学士学位，翌年又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继续进修，1906年获得英语和教育的硕士学位。在纽约读书期间，他有机缘和中国驻美大使梁诚会面，并得到梁诚的鼓励回国服务，于是毕业后在1907年，他就告别生活了20余年的美国，回到中国去。回国后他参加了清廷为留学生归国而设立的所谓考试“洋进士”的考试，分发邮传部差使。但他无意官场，只选择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负责统筹馆内所有翻译的任务。⁽⁹⁾这个工作他一干下来就是20多年，直到1928年他60岁的荣休的时候才停止。很明显，伍联德进入商务后即受教于邝富灼，从他的身上学会了不少关于西方文化和印刷界的许多新知识。

伍联德良友集团中的另一个得力助手是梁得所（1905—1938），他也是广东人，也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基于这层关系，一位学者曾经说过《良友》画报实际上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衍生出来的“副产品”。事实上，《良友》公司和良友画报与商务印书馆并不存在实际营运的关系和经济上的来往。一些《良友》的编辑和工作人员虽然曾经在商务工作过，但这不足为奇，因为商务印书馆曾经雇用过大量的广东籍工作人员，包括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主编王云五。这些在上海生活的广东人彼此相熟，多所往来。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同属于一间教会的。例如，邝富灼和伍联德都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他们也都去常上海广东中华基督教会那里聚会。他们也会在其他基督教有关组织如出版委员会及扶轮社等有很多接触和见面的机会。

继伍联德之后担任《良友》主编的几位，大都有着相似的背景。譬如前面提到的梁得所，他也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基督徒。他是广州一间基督教教堂牧师的儿子，他自少在基督教办的培英学校上学。培英学校也颇有名气，和岭南齐名，同为教会学校中的佼佼者。梁得所在培英读完中学，考进山东的一所基督教大学——齐鲁大学。他最初学的是医学，但他对医学提不起兴趣。不久就退学到上海发展。在上海，他与一些在良友公司工作的广东旧朋友重逢，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梁得所具有一个艺术家独到的眼光和热情，也有多方面的才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音乐家、摄影师、翻译家，同时也是诗人和作家。他对出版事业很感兴趣，不久就参加《良友》的工作，并且获得伍联德的赏识，很快就继伍氏之后当上了主编之职。在他主编《良友》期间，他对画报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为杂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他担任主编工作的6年中，《良友》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显著提高，发行量和读者人数升幅明显，成为在上海数一数二的杂志。但其后梁氏另起炉灶，到另一家出版公司工作，也创办新的杂志，成为《良友》的竞争对手。可惜天不假年，梁氏在33岁时便英年早逝，得病去世了。⁽¹⁰⁾

另一位编辑马国亮（1908—2002），他是继梁得所之后的广东人。他是广州顺德人，也有着基督教的背景，同样毕业于广州培英中学。青年时代他曾经到过香港，在此生活了两年，之后回到广州培英就读中学，比梁得所低一届。他们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并都对艺术和绘画有浓厚的兴趣。与梁得所不同的是，马国亮并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便直接到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升学，学习油画。1929年他加入良友出版公司，成为良友公司旗下另一本杂志《今代妇女》的助理编辑。1933年梁得所离任后，马国亮就成为《良友》的第四任主编，并且于1938年建立了他自己的《大地新报》。

《良友》画报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还有一些人参与编辑的工作。文字编辑他起用的主要是：陈炳洪、明耀五、谢恩祈、魏南潜、潘比德、李青；参与艺术设计的编辑包括：万籁鸣、李旭丹、丁聪；图片编辑则有张建文和张沅恒。其中大部分是广东人，有的毕业于培英学校，有的毕业于岭南大学。这些在新式的基督学校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不同于走学术道路的传统学者，因为他们对于专业和技术方面的训练更为注重，也更容易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团队成员中，尤其是梁得所、马国亮和张沅恒都具有相同的文化视角，对绘画和摄影的热情不在伍联德之下。他们先后加入《良友》，有的是出于《良友》创办初期的运作需要，有的是因为几年后由于公司规模的扩大，急需大量在艺术和摄影方面的专业人士。在此渴求人才特别是专业人才比之际，这个广东基督教的网络就发挥很大的作用。招聘陈炳洪就是一例，陈氏是伍联德在岭南学校和大学预科的同学。1927年他在加州学习新闻的时候，恰逢伍联德到好莱坞访问。由于良友规模的不断扩大，伍联德当时就力邀陈氏回国到上海去参与良友公司的发展。随后，由于市场和金融部门的需要，伍联德又再次利用他的岭南校友网络去招募人才。伍氏找到他在广州从岭南小学一直到预科的同学余汉生，就打电话请他来上海帮忙打理印刷事业。其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又聘请余汉生的姐姐余贵美北上，成为良友图书公司旗下附属杂志《现代妇女》的编辑。⁽¹¹⁾(www.xing528.com)

岭南大学计划于1927年在上海建立分校。1926年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钟荣光，去上海筹集资金，安排建校事宜。而当时伍联德和陈炳洪领导的良友集团，便是接待委员会的主要成员。⁽¹²⁾这一点就显示出良友和岭南/培英之间的联系非同一般。此外，这种广东和基督教的联系也反映在杂志的内容上。我们有足够的资料证明，作为主编的伍联德、梁得所和马国亮，善于利用他们地域性和基督教的联系为《良友》的专栏邀约文稿和区的照片，然后刊登在《良友》之中。《良友》在20世纪20年代设有一个叫做《现代社会成功人士自传》的专栏，其中报道的成功人物包括：邝富灼、王云五（商务印书局的知名编辑、翻译家和作家）、梁寒操（南京政府的广东籍高级官员）、黄柳霜（来自台山的移民家庭，在上海和好莱坞开辟演绎事业的演员）、李惠堂（著名足球运动员），以及刘湛恩和王立明夫妇（毕业于上海浸会大学，信仰基督，颇有影响力的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大部分是广东人，不然就是教会人士。⁽¹³⁾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良友》的几位负责人和主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良友》并不是传播宗教信仰的媒介。它以许多成功人士和小区领袖的生活故事为特色，虽然这些人都是基督徒，如邝富灼、刘湛恩和王立明，但它绝对不是直接传播福音的材料。相反，《良友》对于流行文化的报道，例如戏剧、音乐、电影和衣着时尚等，偶尔也会引起保守基督徒惊讶的神情和批判的眼光。

此外，在《良友》画报和印刷公司的投资者和股东中，多于半数的人都具有相同背景：来自广东，有基督教的受教经历，以及与海外保持密切联系。例如，在1928年的8个董事中，有3个是上海人，另外3个是香港人，1个来自广州，另1个来自美国。而在59名股东中，3个来自上海，持有公司11.7%的股份；1个来自苏州，持有0.3%的股份；15个来自广州，共持有18.6%的公司股份；还有19名来自香港的股东，持有44.6%的股份，是持股比重最大的一群。此外，1个来自新加坡的股东持股0.8%，以及另外有19个来自美国的股东，共持股24%。对此之下，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这些来自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股东也都可能具有广东的背景。如果我们把他们这帮人和来自广东的另一批人加上来，那么在1928年他们就一共持有《良友》集团超过80%的股份。⁽¹⁴⁾

根据现有的人口资料，在1929年中期也就是《良友》成立早期，旅居上海的广东籍人口就有5万人。到1935年，这个数量上升到10万—20万人。这些来自广东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于占广东86%以上人口的广东广汕地区；另一类主要来自于广东东部地区的市镇，比如潮州、汕头地区。⁽¹⁵⁾在上海的大多数广东人从事进出口贸易和加工工业。在19世纪早期最早一批来到上海的广东人是多以买办的身份谋生，这主要是由于上海港当时开始进行国际贸易。当现代工业开始发展，比如19世纪60年代中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建江南军械库和造船厂，负责的官员如丁日昌、唐廷枢、郑观应等都是粤人，他们也大量的从广东地区招募工匠和工人来到上海，这是早期上海广东人小区形成的主要因素。

因此，商人和买办、工人与技师共同组成了19世纪上海的广东社群的两个主要阶层。在20世纪早期，广东商人开办了新的百货公司，如永安、先施和新新，他们也从广东招募了一些工人。这些从广东来的商人和工人，显然和早期的买办和技工有所不同，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属于商贾和工人的阶级。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广东来到上海的另一批人，则和往昔来沪的粤人有很大的分别。以职业而言，他们并不再从事洋行买办或商务工作，也不是工匠或工人。他们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大都会认同把自己看为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又或者是专业人士。这些广东人活跃于教育界和文化界，例如在出版、传媒、英文学堂、会计、设计和电影等行业，都有不少来自粤港的年轻人。集中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及出版集团的一批广东籍人士，可以代表着20世纪初从广东来在上海发展的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不再步武上一代广东人的职业路径和生活方式，他们要在变化多端的上海发展崭新的事业，扩展新的领域，和带动新的潮流。

确切地说，《良友》画报便是这项事业的投射。这个事业以一帮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年轻人为先锋，他们通过自身专业和教育背景及与外界的联系来推广他们在上海的事业和文化的宣传。所谓的广东圈已经随着市场的深入而普及到其中的独立的个体。

然而，这群广东人有别于在上海的传统上以广肇公所为纽带的广东商人。后者通常是热衷于小区服务的商人，他们常常维护坟场，保护庙宇，热心慈善和经营“善堂”等的公益事业。正如顾德曼（Bryna Goodman）在她研究上海外省人的书中提到的情况。⁽¹⁶⁾然而，广东文化背景下的良友集团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其他在上海的广东人群体，他们并没有与传统的广肇公所的精英混合在一起，相反的，他们有自己的朋友圈，通常是来自广东和香港的基督教背景或教会学校背景的年轻人，例如岭南和培英的校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非常热心参加教会的工作，或基督教机构如青年会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