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对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影响因素

二、国际环境与新中国的建设和外交

新中国建立后，前28年曲曲折折，但是，中国的政治与外交决策者利用国际条件，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绩，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中国在特定的国际条件下取得了发展，中国的发展又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环境。

1.战后国际形势发展与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

战后的国际形势首先是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数国胜利的发展，人民民主力量的空前加强;是国际社会两极格局的形成、两大阵营的出现、冷战伴随着局部的热战。世界在经历战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的发展变化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多层复杂变化。与之相适应，新中国前28年，受国际形势及其变化的影响，其外交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以时间为线索，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外交战略。一是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二是20世纪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三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可以说，新中国的前28年，就是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苏在二战中建立起来的同盟已经宣告破裂，冷战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美国和西方国家于1949年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对苏联实行战略遏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要走中间道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美国对腐败的蒋介石政权感到失望，准备抛弃蒋政权，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试探，提出美国可以给中国提供美元贷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权衡利弊，毅然选择了一边倒战略，决定与苏结盟。这一战略选择主要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分不开的，但其基本决定因素之一则是当时客观的国际环境。而新中国建立不久发生的朝鲜战争、美国出兵我国台湾地区和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更说明这一战略选择是逻辑的必然。

十年后，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两极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在上世纪50年代未开始与美国改善关系，在1959年有美苏两国首脑的戴维营会晤;从1958年起，苏联开始对中国的国内事务进行干涉，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1956—1965年期间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对内对外政策以及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暴露出来，并进行了公开的大论战，两国关系迅速从结盟转为对立。这时的中国与苏联关系变坏，与美国关系也不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在对抗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进行了建国以后的外交战略的第一次大调整，形成了既反苏也反美的两条线战略。在1958—1963年，中国还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但在后半期，从1964—1969年间，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更直接感受到的威胁来自于苏联，尤其是在中苏边界发生了一连串冲突，更加剧了中国党和政府对苏联威胁中国的迫切的感觉。虽然苏联和美国同时处在与中国对抗的状态中，而在有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把苏联列为比美国更危险的敌人。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后来苏联又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直接构成了军事威胁。而在越南战争中被拖得焦头烂额的美国也急于从这一泥潭中脱身以集中精力对付苏联这一主要威胁。尼克松上台伊始就发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新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了第二次大的调整。这一战略把苏联作为最主要的敌人，虽然中国也仍然反对美国，但实际上两国的关系在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博士时提出一条线的思想，1974年1月5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一大片的思想，实际形成了联美欧国家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这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最重要最关键并对整个二战后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次，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是极为重大和深远的。

2.新中国28年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与外交实践发展(www.xing528.com)

新中国28年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是在国际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内政外交受国际环境的制约，也在国际环境中展开，而正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实践的背景下，中国展开了国内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利用“一边倒”战略取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恢复了原本就很脆弱又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迅速改变面貌。其中，重要的经验，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后，一方面要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开展各方面工作;在建设中要善于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还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之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在发展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篇著作和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触及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后来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提出了要协调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关系，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4]这些重要的论述及其所包含的深刻思想，来自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初的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源头。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计28年。在此期间，经过党和人民的奋斗，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探索既有成果，也有问题、失误和教训。小平同志就说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

新中国前28年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建设与中国的外交有重要的影响，它不管是制约因素还是促进因素都是中国建设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中国党和人民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包括外交战略选择。在总体上，战略选择是符合实际的，但也要具体分析。比如在战后初期美苏对峙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要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搞平衡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当时不与苏联实行结盟战略，那么新中国可能得不到来自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支持和援助，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也可能受到美国的更大的威胁。虽然后来中苏之间发生了许多事件，但总的来说，中国从一边倒战略中得到很多好处。中苏结盟的一边倒战略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期，中国经过这些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实力较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第二个时期的战略实行的结果是有好有坏。好处是加快了中国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步伐，先后独立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较大成功;两条线战略的实行又引发出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第三世界的战略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其核心在于团结广大国家进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但不好的方面是把中国引进了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大争论使国内政治经济在反帝反修的口号下迅速左倾化，成为“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使中国外交面临严重压力。

3.新中国建设的成就与国际地位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形势得到扭转，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但受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与国际环境的制约，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复兴之路十分曲折，国际地位的改善亦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其一，虽然初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并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但受“大跃进”和“文革”等因素冲击，中国错过了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宝贵时机，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弱、大而穷的国家面貌与国际形象;其二，由于长期处在国际经济封锁大背景下，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六七十年代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中，与外界有限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对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参与微不足道，总体上处在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其三，除意识形态领域外，中国国际影响的辐射范围主要限于周边地缘政治，只能算一个地区性大国。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美联合对苏等事件，虽然加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但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的特征并未因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