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抱宝儿童图书系列（Swiss Baobab Children’s Book Series）一直在致力于推广拉美、非洲和亚洲地区儿童文学作品的德文翻译，据其主编海伦妮·莎尔（Helene Schär）所说，来自欧美作家的授权作品数量远远多于亚洲作家。她在2006年一篇讨论儿童小说中的亚洲形象的文章中提到说，过去25年中只有24位亚洲作家（包括5位插图画家）进入了德国图书市场。[59]在这24人中，16位在自己的祖国写作和发表作品，8位（总数的三分之一）旅居他国，以外语（欧洲国家语言）写作。为了解释“真正的”亚洲作品为何少见于德语儿童图书市场，莎尔集中讨论了中国作家的一些作品。她举的例子是林海音[60]和陈丹燕[61]：此二人都在中国生活和写作，而且，与那些在欧洲生活和写作的作家相比，她们的作品显得更有“异域感”或者说“异国情调”（fremdartiger）。[62]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BIZ）[63]主任王竞（Jing Bartz，2010年4月卸任）曾对2008年中国青少年出版业进行考察，其结论与莎尔所见略同。王竞证实说，中德之间的翻译版权交易主要是单向的：“中国出版商会购买德国的版权，但相反的情况却少之又少。”[64]莎尔认为这种不平衡现象可能源于文本内部的文化差异，而王竞却主张，欧亚版权贸易之间的不对称应从结构或组织的问题中寻找原因。[65]
翻译是儿童文学从一种文化走入另一种文化的关键环节。桑德拉·贝克特（Sandra L. Beckett）在论文集《超越大象巴巴：儿童文学中的欧洲传统》（Beyond Babar: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的导言中指出，“在文学经典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建构中，翻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66]对于尚且无法掌握外语的孩子们来说，翻译作品是他们初遇外国文学与异域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只有那些持久畅销并由此确立其经典地位的书籍才最有可能走出母国，经过翻译而向外传播。出版社（主要是编辑部）和译者双方往往会同时考虑作品原文与译本语言，针对双方文化语境就最佳翻译策略达成共识。就此而言，翻译不仅仅是将某个独立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是“一场同时囊括了协调与适应的行动”[67]。
霍米·巴巴认为，翻译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交流的行动性本质之一”，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差异的存在，因为其起点和终点从来都不是完全一样的”[68]。这种关于“差异”的（后殖民）概念也表达了一个判断，即被翻译的文化被构建成了“他者”[69]。所以，一本带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儿童图书可被视为文化差异的标本。译者为了克服差异，避免作品的“异域性”使来自目标文化的小读者们难以理解，往往在翻译过程中作一些改动。[70]为了避免一本书在异国市场受到排斥，译者往往要调整外国的人名、地点、货币、食品、行为举止、特殊用语习惯、陌生的表述等。于是，一个可能的假设是，一本书中的文化特异性越是突出，它在国际读者群中越可能湮没无闻。[71]
《长袜子皮皮》可谓是实践所谓“文化语境适应”（cultural context adaptation）的一个范例。这一术语是约特·克林伯格（Göte Klingberg）提出的；他认为，在将一部儿童故事转化为目标语言时，只应当调整其中的细节。[72]在《长袜子皮皮》的原文中，皮皮身穿带红补丁的蓝色短连衣裙，而德文译者觉得这种着装对女孩来说太过轻佻，于是将其衣服改为蓝白波纹的短裤配黄色连衣裙。[73]泰国和伊朗的出版商加深了皮皮的发色和肤色[74]，英文和法文本则为了迎合本国习惯，把皮皮下午喝咖啡的习惯改成了下午茶。[75]然而争议更大的是，有些译本对全书布局（如章节顺序）或语言习惯（如俚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明显背离了瑞典语原文。
1962年，首部《长袜子皮皮》法文译本公然删去了整整四章。在当时的法国人眼中，皮皮在这四章中的行为明显表现出了对成年人的优越感，而这对小孩子来说是不合适的。[76]在“皮皮和警察捉迷藏”一章中，两个警察要把皮皮送到一家孤儿院，皮皮却反而和他们玩起了捉迷藏，引着他们战战兢兢地爬到了维拉·维洛古拉的屋顶上，并最终把他们扔出了花园。在“皮皮和女士们喝咖啡”章中，安妮卡和汤米的妈妈为邻里女士组织了一次咖啡聚会，期间，皮皮用蛋糕点心疯狂地投向唱片机，还一次次地搅乱大家的谈话，最终毁掉了聚会。在“皮皮鼓励劳拉阿姨”一章，皮皮杜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故事，其中有火车中的奶牛、长相怪异的新加坡水手，以及他祖母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只是为了分散安妮卡和汤米的阿姨劳拉的注意力，让她不要总是抱怨自己的健康。在“皮皮组织了一场问答测验”一章，贵妇罗森布鲁姆（Rosenblom）女士组织了一场问答测验，为所有成功通过测验的农村穷孩子奖励礼物、衣服和糖果。皮皮却将测验引向了荒谬的地步。她先是嘲弄其中的问题，接着自己组织了另一场测验，与她唱对台戏。最终，只有那些赢得贵妇奖品的孩子答不出皮皮的问题。
英美译者同样也省略了一些东西。他们删除了表现皮皮机智的言谈和能够体现她“对游戏语言驾轻就熟”的双关语，因而大大改变了皮皮的性格特征，并削弱了故事原文所体现的对大人权威的质疑。[77]剑桥大学教育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者玛利亚·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在《误读的悲剧：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故事》（“A Misunderstood Tragedy: Astrid Lindgren’s Pippi Longstocking Books”）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我在美国的儿童文学课堂上讲到《长袜子皮皮》时，每当我想以原著中的例子来说明皮皮的语言技巧，我总会失望地发现，那段话在译本中踪迹全无。”[78]1988年，由英国导演肯·亚纳金（Ken Annakin）执导的、在瑞典和美国拍摄的改编本电影《长袜子皮皮历险新记》（The New Adventures of Pippi Longstocking）在很大程度上依照的就是美国译本。尼古拉耶娃于是评价说，电影“只能呈现闹剧，因为在译本中，皮皮的幽默统统不见了”[79]。因此，原著中的皮皮在译本中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至少有些变形。
儿童文学在翻译上的变形有时会延长作品的全球传播进程。例如，如果追随皮皮英译本的流传轨迹，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台湾译本就是以英译本为模本的。译者任溶溶尽管在序言中介绍说林格伦是一位瑞典作家，却认为其中有些故事是英国式的，需要进一步解释才能便于台湾读者理解，并因此下了许多注释。在翻译过程中，他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一个英式的皮皮。当父亲的赠别礼物、也即小猴子尼尔松先生（Mr. Nilsson），台译本作纳雨逊出场的时候，译者在注解中说，一位同名的英国海军司令在特拉法加角与拿破仑作战时阵亡。[80]任溶溶显然错误地认为，猴子命名的来源就是那位英国海军司令纳尔逊（Lord Nelson）——毕竟在台译中，“纳尔逊”与“纳雨逊”相差甚微。尽管任溶溶的本意希望通过调整“异邦意像”（images of foreignness）来为台湾年轻读者介绍英国文化，但事实上却模糊了这些图像，而且，至少对于那些了解故事背景的西方成年人阅读群体而言，他甚至制造了“陌生意像”（images of strangeness）。[81]
与皮皮故事的西方出版社不同，北京外文出版社在将孙悟空推介给德语读者时并没有在文化语境上进行适应性改造。该出版社在将中国孙悟空历险故事系列译为德语时，签约的译者全部都是中国人。[82]1984年至1987年间，该社共推出了30多个故事的德语译本，并配有丰富多彩的插图，为德语图书市场专门印刷。[83]为了向德语小读者们讲述《西游记》的起源以及美猴王在中国儿童文学中的显要地位，每一卷书皮上都写有一段介绍性文字。[84]而且，为了吸引小读者们去读后续书目，每册书还在封面或封底的内页印有本册故事大纲和下一册的情节概要。尽管出版商和翻译者都力图使西游记故事打入德语儿童图书市场，他们在翻译时却没有顾及文化上的适应性改造。于是，无论是孙悟空师徒一行还是书中其他角色，以及从古典神话故事衍生而来的场景与符号、诸多故事中提到的万神殿，都未经阐释或改编便呈现给德语小读者们——他们大多数人对中文和佛教思想都一无所知。编辑者还试图浓缩原文的长篇巨制，将原文的100卷删减至32本独立的小画书；德文版进一步按照“小人书”的方式进行编排，每页都是一幅彩色图画配一段短文说明。他们希望，即使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读者也能通过欣赏这些连环画基本把握故事的梗概。(www.xing528.com)
德文译文基本都是简单的、说明性的句子，多为独立分句，偶有直接引语。从句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德文非常适合初识文字的读者。但是，有些文段仍然会让读者疑惑不解。《西游记》第一部分包括七章，即美猴王神秘诞生、获得法术、大闹天宫、皈依佛祖的故事[85]；在德文译本中，这些内容被缩略为三册。在第一册中，孙悟空诞生于一块石头[86]，来到傲来国的边界上。他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之后，做了花果山的众猴之王。有些猴子告诉他佛陀可以得享永生，他便离开了花果山，踏上追寻不朽的旅程。经过一段长途跋涉，他终于在一座山洞中找到栖身之地，拜认师父，学会七十二变的本领，得到了孙悟空的法号。[87]在第二册中，孙悟空作了弼马温，又将天宫搅得天翻地覆。[88]他发现弼马温并非如原本所想的那样是个显官要职，便勃然大怒。为发泄怒火，他遣散马群，搅乱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而被逐出天宫。接下来，如来佛被请来降服这位桀骜不驯的猴王，给他点教训尝尝。德文版在此写道：
Yisheng begibt sich zum Leiyin-Tempel auf dem Lingshan-Berg und erzählt das dem Tathagata. Als der Tathagata schon alles weiß und sagt dann zu allen Bodhisattwaen [sic]: “Ihr bleibt sitzen, um die buddistischen Schriften zu lesen, aber ich gehe sofort gen Osten, um Sun Wukong zu unterwerfen.”Dann befiehlt er zwei Würdenträgern, Anuo und Jiaye, ihn zu begleiten.（翊圣来到灵山的雷音宝刹，对如来说话。这时，如来已经知道了一切，告诉众菩萨说：“你们先坐在这儿继续念经，我到东方去，降服孙悟空。”他请阿傩、迦叶两位尊者相随。）[89]
翊圣，即玉皇大帝的辅官是前文中出现过的，但小读者们极可能对“如来”和“菩萨”闻所未闻。在那些还没有上小学的德国读者眼中，和尚在庙里的生活、那些陌生的名字和头衔可能是全新的、陌生的、甚至充满异域感。而且最令人气恼的是，那段德文在语法上也是不准确的。
在台湾出版的关于孙悟空故事的儿童读物中，编辑者不仅专门为儿童读者撰写短文以阐述《西游记》在中国文学中的位置[90]，而且还补充了相关的佛教知识，介绍了主要人物姓名的含义。[91]相比之下，德文版读者若想粗略地了解复杂的佛教思想，只能反复翻检那些东鳞西爪、散落于各册之中的信息。他们所能了解到的仅仅是，和尚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一套清规戒律，其仪式中有时候会焚些香[92]；他们还能够发现，僧人珍视生命，杀生被视为罪孽（除非是杀妖魔鬼怪）。
和皮皮的故事类似，儿童版的孙悟空故事也遵循着一定的情节模式。故事随着情节的演进主要聚焦于四个人物：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玄奘。他们漫长的取经之旅充满磨难，不断被各种伪装的妖魔鬼怪所威胁。每当遇到各路妖怪，往往是孙悟空洞烛其奸，挽救同伴们的性命。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西游记》极富讽喻色彩，含义丰赡——更为重要的是，它原本并非一部儿童小说。因此，当被改编为儿童读物时，其中的讽刺与政治性层面、各种修辞风格都不得不丧失殆尽。
在完全成人化的语境中，《西游记》中的某些故事会被用于政治目的。在此方面，“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这则故事也被收入了儿童版的德文改编。[93]在这节故事中，玄奘一行来到一片荒野，饥渴难耐，无处化斋，孙悟空离队觅食。在一个较早的连环画版本中，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让他的同伴们不要跨出圈外。[94]白骨精伪装成一位年轻女子，假装给这些饥饿的朝圣者送饭。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毫无察觉，所幸孙悟空及时赶到，用金箍棒杀向妖怪。[95]白骨精飞入云中，留在地上的只是一堆白骨。而玄奘“真假不分”，愤怒地责斥孙悟空杀死了无辜的女子。[96]之后，白骨精又来了两次，一次伪装成女子的母亲，另一次是一位老人。唐僧仍然无法识别他们的真面目，而孙悟空则又一次救了唐僧，使妖怪化为白骨。正在玄奘几乎认识到真相时，猪八戒提醒他说，孙悟空害的是三条人命，而这一堆白骨是被孙悟空用法术变出来的。玄奘相信了猪八戒，将孙悟空遣回花果山。孙悟空忠心耿耿，却不被信任，因而沮丧至极，只能回山与群猴为伴。然而，当玄奘一行被妖怪掠去，孙悟空还是回来救了他们。
乍看之下，这是一则关于善恶斗争的典型儿童故事，但细加审视就会发现，文本之中充满暗示与寓意，极为复杂。这一故事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读，而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下也会被附加不同的含义。[97]例如，在“文革”之后，有阐释者曾把江青视为罪大恶极的白骨精，毛泽东为追求真理的玄奘，邓小平为玄奘忠诚的徒弟孙悟空。[98]还有一种解释着眼于故事中“吃与被吃”[99]的争辩，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是白骨精，是“一个食人妖怪，攻击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朝圣者；过渡社会是一片荒芜的土地，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才能走过；党已经头脑混乱，无法认清危险，追随了猪八戒而非毛泽东”[100]。从这些对“三打白骨精”的解读中可以看出，对于一个阅读对象为成年人的文本而言，阐释的歪曲可以达到何等程度。如果要将这样的故事进行改编，以适应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那么，需要调整的就不仅仅是其中的文化结构，而且还要简化那些复杂的文字表述，让识字不多的读者在阅读中不会遇到语言障碍——虽然这必然意味着，故事的某些深层寓意在编译过程中会丧失。
当一本儿童读物走向国际市场时，总会经历许多不同的的交互影响：在皮皮故事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会进行一些调整（而且或多或少有所创新并裨益读者）；但在人们试图将美猴王的历险故事引入德语儿童图书市场时，并没有作什么明显的改动。比较二者的迁徙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皮皮的故事遍传欧洲，远播东西世界，进入美国与台湾，经久不衰；孙悟空与《西游记》则恰恰相反，在欧洲市场上完全湮没无闻。皮皮的故事最终能为瑞典之外的读者接受的原因在于，这些经历调适的皮皮故事既是外来的也是本土的，涵括了普遍性与地方性元素。因此，皮皮虽然有各个“西方”国家的版本，但仍被认为是瑞典的品牌；她不仅仅独具瑞典特色，还是一个混杂性的人物，虽然渗入不同的文化语境，却没有明显地表现她的民族、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相比之下，孙悟空的故事尽管被译为多种语言，却他仍是一个中国人，鲜明地体现了的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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